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
　　陈永贵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秘书，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
　　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层层都有官职的人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
　　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
　　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干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
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最近成了网上的热门人物，一篇题为《陈永贵之子陈明亮涉赌涉毒被刑拘内幕》的文章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此陈明亮非彼陈明亮，对这条张冠李戴的假新闻，陈永贵的儿子一笑了之：“有的事情也许陈明亮可以做，但陈永贵的儿子不能做。我不能给父亲争光，至少也不能给他丢脸。”


2002年，陈明亮还是澳大利亚成功商务集团董事和广东东莞新率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团主席。而今天，陈明亮已经是北京福阅投资公司和重庆正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如今的陈明亮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深酒红色的西服里是件挺阔的暗蓝隐格衬衫，无框珐琅眼镜，文质彬彬，与他父亲那身著名的打扮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在陈明亮心中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陈明亮说：“不管多忙，我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去给我爸爸磕头。大寨是我的根。”


　陈明亮是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 （现首都师范大学)的。他说：“上大学以后，家里很困难，最拮据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当时我就想，得挣钱，得改变这种状况。”从上大二开始，陈明亮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之后开过发廊和餐馆，当过商贸公司的经理，做过股份制企业董事长。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澳洲，在进修了两年工商管理之后，开始做贸易。他的经商信条是：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能要。


陈明亮热爱山西，被称为新一代晋商典范。2008年当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2009年1月又当选为重庆市山西商会首届会长。但是对陈明亮来说，最大的成功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而是母亲宋玉林的一句夸奖：我儿子可孝顺了！


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学大寨，陈永贵天天忙村里县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照顾家，有人就给他介绍了离婚的宋玉林。那时陈永贵还没有那么多职务，而且比宋玉林大10多岁。对于当年的选择，老人满脸幸福地用“喜欢”两个字就解释了。


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宋玉林还在村里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参观的外国客人、领导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穿戴也不好，就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到她不可。找出来还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说：“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所以，后来宋玉林也跟着参加一些接见活动，她家里至今还留着一张她迎接荷兰公主的照片。




陈明亮在北京买了别墅，将母亲宋玉林接过来一起住。前些年，宋玉林家里除了几个大沙发和两个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大鱼缸显示出一些现代气息外，一切都是老人所喜欢的“老式的”摆设。房间里到处可见陈永贵的痕迹：墨西哥总统访问大寨时与陈永贵的大幅合影、世界农业协会发给陈永贵的奖杯、陈永贵用过的橘黄油漆的旧书柜——上面摆着几乎所有和陈永贵有关的书籍：《陈永贵传》《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中国名村纪实——大寨》……还有小儿子陈明亮从澳洲带回的一份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因为上面有《中国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文章。而在老人的卧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端放在柜子上的陈永贵的大照片。照片前有两个香炉——每到祭日，家里人总是要在他的笑容前点几炷香。


陈明亮是陈永贵家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陈明亮能跟着父母到北京，是因为当时他刚刚小学毕业。“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是来不了的。”陈永贵自己的户口都是在不当副总理后才迁到北京的，这之前他一直是大寨户口，家里人每年把他的几百斤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北京。他拒绝了周总理和中央多次对他户口的安排，“他说这样可以减少城市户口。”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昔阳县。


大哥陈明珠是他们中职位最高的，曾做至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多年，现在已经退休。“我二哥陈明善当时在陕西当工程兵，干得很优秀，部队首长说他表现很不错，准备提干前，再到军校锻炼锻炼。我爸就反对，说不管他干得是不是优秀，只要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这么做。我二哥17岁当兵，一直到我爸去世还是工人。”后来，陈明善所在的昔阳县拖拉机厂倒闭，赋闲在家很长时间，前几年才去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陈明亮的姐姐多年来一直在昔阳县**局管档案。


陈明亮说：“陈家媳妇女婿个个都是普通职员，我姐夫和嫂子曾经很有意见，进了陈家门不但没有沾什么光，反而处处受压制。也许不攀这门亲，凭他们自己的本事能获得更好的职位。”


如果说最初子女们还对父亲有什么埋怨的话，现在也都渐渐地理解了，父亲不是不希望孩子们都在身边，他只是太无私了!“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我爸的遗嘱我到现在还留着，他留了8300块钱，这里面还包括土改时候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我爸当时的意思是全部交党费。为这钱，我妈和我爸狠狠吵了一架。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上大学怎么办?所以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和我说，‘我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跟你都没念过小学，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哩。’”宋玉林老人说着眼圈也红了。如今，陈家第三代人除了1人是中专毕业，其余6人都是大学生。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有出访墨西哥的，有出访柬埔寨的，有在大寨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的，有去外地做报告的，有在田里参加劳动的……这位朴实的副总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


陈明亮说，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取之不尽也用之不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