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2009年04月28日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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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文言文,白)
Crisis of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nh下载
 【作者】李春阳 
【导师】刘梦溪
【作者基本信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2009年，博士  www.6park.com
【中文摘要】：百馀年前，中国的文章以文言写成，虽然白话文从唐宋之后作为书面语不可忽视的补充形式广泛应用于小说、戏曲、语录等写作领域，并没有取得社会地位。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作为现代中国的文体革命，致力于书面语的再造，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是胡适，最高成就体现为鲁迅与周作人的白话写作。它以言文一致为基本目标，势必向大众语方向发展，甚至把废除汉字、拼音化道路为其归宿。语言与每一个个人密切相关。语言基本上是习得的，在语言问题上人为的变革不是没有，倚赖政治与权力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成功过。越南、韩国、日本有程度不同的去汉字化运动，成绩不等。国人自身的去汉字化，是自毁长城，这场半途而废的变革中，我们已失去得太多，几代人正在为方便实用的短视行为与功利主义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文言的退场，意味着传统价值的崩溃，而白话文体的成立，也同时意味着新的知识与价值的确立。它牵动社会生活各种矛盾冲突，承载着百年中国现代化整体运动的方方面面，与上至领袖下至百姓的每一个个人关系密切。白话文运动以追求多元始，以重建一元终，势有必至。本文以百年来文言、白话之间的消长起伏为线索，全面检讨书面语革新与文体建设上的成就和教训，以修辞思维的提出与写作伦理的重建为旨归。本文认为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危机的集中体现，暴露了汉语写作与现代中国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困境。自古以来从事汉语写作的人，没有只会白话而不通文言者，汉语是一个整体，识文断字与通文言从来是一个涵义，每位作者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必通文言也能称会汉语，是现代人偏颇的定义，检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传统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百馀年文化上的主张不管怎样不同，我们还在询问西化得多了还是不够，也许只有一个领域无法西化，就是汉语和汉字。余英时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东西，我们有，是汉语与汉字。本文有意采取一种在汉语汉字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立场，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激进主义有所批判。改造语言的梦魇正在醒来，自我放逐的汉语已踏上归途。' www.6park.com
第一章：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词条的症候式阅读
第二章：白话文运动中的胡适鲁迅与周作人
第三章：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
第四章：儿童八股与纯粹白话
第五章：“白话偏至论”与汉语的分裂
第六章：从五四启蒙到延安整风
第七章：从党八股到帮八股
第八章：五十年代初颂圣文的再现(以冯友兰、废名、程千帆为例)
第九章：鲁迅与毛泽东在文体上的差别
第十章：毛泽东的写作与毛泽东文体
第十一章：汉语中的言文一致问题
第十二章：简化汉字为什么仓促而行？
第十三章：汉语欧化的得与失
第十四章：现代翻译文体对汉语的影响
第十五章：新白话与旧白话
第十六章：新诗旧诗异同论
第十七章：什么是修辞思维？
第十八章：汉语写作伦理的重建 www.6park.com

简化汉字为什么仓促而行？(节选)(2010-05-07 12:04:39)转载 www.6park.com

 汉字的历史至少五千年。汉字的成熟伴随着书法艺术，艺术的伟力，塑造汉字品格。简化汉字的目的是为适用，为图眼下的小便利，置汉字理据于不顾，强使艺术就范实用，焚琴煮鹤，喻之不过也。
汉字的仓促简化，是民族的一桩耻辱，自有汉字，未曾遇此劫难。行政权力造成1956年之后在大陆受教育人的一律识读简化汉字，根据残缺的符号接受“文化教育”，从此学会屈服于权力。当权力在时光推移中磨损淡化，契入习俗，一切仿佛从来如是。而被简化得不合理、不恰当的残缺汉字，再也不能与其他未经简化的汉字相融合。
徐通锵说，“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90﹪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1]
什么是汉字的尊严？是每个字在历史中之所以是这个字的全部理据。保有它，就是保有尊严，失去它，就是丧失尊严。
汉字形体的演变，自商周古字一变而为篆，二变而为隶，三变而为楷，由繁趋简，廓然自适，“重形体”，“贵目治”，既便于婉转书写，又寻获体势之美，不失其理，不失其姿。每一字体由粗而精，由拙而雅，历经悠长的岁月，由篆到隶，变化最大，史称“隶变”。隶，伸展而化约了篆的结构，笔法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变圆转为方折，笔划勾连为断，趋于简，偏旁部首，适所变通。“隶变”的演化延绵好几百年，字体结构，从容定型，书法艺术成熟了，简明实用，而在在合于六书的法道。
所谓理据，乃造字法，即“六书”。六书的理论出现于战国末期，汉代刘歆有详载。班固、郑众、许慎各有论述，世称“三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周礼宝氏注》曰，“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序》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般认为，六书次序，班固所列，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实际，而六书的名称，许慎的概括准确恰当，次序从班，名称从许，乃得六书。
“文字作为书法实现的手段，既不以其音和形作为目的意义，也不以其义作为目的意义，而是在形音义的语境之外，别构一种可资观赏、可资表现、可资交流对话、可资优游陶冶的语境”。[2]
简化汉字的主要依据，是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美国文字学家泰勒（Issac Tylor）提出人类文字的发展经过了五个阶段：图画、图像标记、表言符号、表音节符号、表字母符号，其中前两种属于表义文字，后两种属于表音文字，中间一种兼属二者。他把汉字归为象形字、会意字、表言的表音字，说这些东西的混合是“最显著的例子，说明一种文字系统从来没有超越过最初级的习俗化的图画文字的残留。”[3]
傅斯年说，“反对拼音文字的人，都说拼音文字若是代替了汉字，便要妨碍到中国的文学，这是不必讳言的，我们也承认它。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全靠着汉字发挥它的特别色彩，一经弃了汉字，直不啻把它根本推翻。但是我们既主张国语的文学，——未来的新文学，对于以往的文学还要顾惜吗？”[4]
20世纪初叶，就有人大力提倡简化汉字。他们认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
1935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这个简体字表是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部分。到1936年2月，民国政府又通令收回。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再行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到1964年3月7日公布《简化字总表》，共3表，一个附录，第一表收不作偏旁的简化字352个，第二表收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132个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收简化字1754个，附录收了39个习惯上被视作简化字的异体字。合计2277个简化汉字，根据第三表的说明，其收字范围是8000个常用汉字，常用汉字近三成被简化。
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收录了1956年以来的四批简化字共517个，后面的说明有78条之多。比如第四条“丑醜——在古代，这两个字不通用，丑，地支名，醜，醜恶的醜。”
从1955年1月7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同年8月北京、天津和其他各省市的报刊开始试用，到10月15日到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上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公布实行，前后不到一年。11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工农业余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规定：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工农业余学校的教学、学生作业和日常书写公告函件等，必须使用简化汉字。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用横排，实际上标志着这一推广的基本完成。
1956年唐兰发表了对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遭到围攻。唐兰指出，“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它，”“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
1957年陈梦家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讲演》（《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他对于《简化字方案》的批评主要有：（一）简化字方案公布的太快，没有多找专家，也没有走群众路线；（二）方案中有些不科学的地方，有些独创的地方，流弊不少；（三）对于现代汉字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坏处。这三点是从许多人的意见中归纳出来的。他个人的建议是，“（一）再来一次大规模地收集缺点的工作，不要问人家好不好，要问人家什么地方不好。（二）停止公布简化汉字。这并不是说不要简化了，还要进行研究。（三）考虑收回已经公布的简化字，把简化得妥当的加以公布，那怕十个字也好，公布时把理由根据交代清楚。”[5]
陈梦家与当时文改会主流意见的最大分歧，是对汉字的根本看法。“汉字又是象形的，又是有声音符号的，这种文字不见得坏。不管好不好，我们已经用了三千多年了，没有出过‘漏子’。再使用下去，我看也不会出‘漏子’的。因此，我个人觉得再用下去还是可以的，不一定非淘汰不可。”
梁东汉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汉字的演变》，认为汉字“确实到了山穷水尽，非变不可的地步”，倪海曙也认为，“认识了旧文字的根本缺点，我们就可以肯定改革的必然性，可以不光凭感情，还能凭理智来坚持改革，争取改革，完成改革。”他们共同的论据是：除了中国，全世界都采用拼音文字，可见其正确和进步性。
对简化字的具体方案，陈梦家认为“文字应当简化，但不应因简化而混淆。”他举例说“乾”字简化成“干”，那么“乾隆”就得写成“干隆”，后来的《简化字总表》把他的这一意见作为特例收入说明当中。[6]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比如说“鍾灵毓秀”的“鍾”，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鐘”，合并统一简化为“钟”，这本是两个意思相差很远的汉字，在简化字里无法区分。[7]
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写道：“《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8]
大众崇拜，西方崇拜，权力崇拜，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三大亢奋源。在简化汉字工程中，三大崇拜的驱使力得以合流。
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为了便捷，依据，是中国文字落后繁难，西化（拼音化）是最终归宿。在未经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不顾专家反对，不听大众反响，一意孤行，以国家行政命令推行了汉字简化。今时即便从善意看待，抱有了解之同情心，仍不得不发问：将便易的工具交给大众，如何使民众得到艺术、美感、与诗？或者说，谁断定大众只需要工具，不需要诗、美感与艺术？
惟大众是从、庶民是尚的民粹主义，是20世纪意识形态的主调与基调，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运动，包括白话文运动，莫不谐从这一基调。趋炎附势，在20世纪是趋民粹主义炎炎之势——章太炎早年正确地指出：俄国本是拼音文字，文盲照样很多——民粹主义的后果是精英主义没落，百日戊戌维新，是精英主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天鹅之歌。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对汉字命运的同情，似乎远比我们深厚：
 
这种简化似乎很大胆，但是仍有系统性。字的结构保留如初，因为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模件的层面上。新字体的大部分简化形式都是在系统的框架内完成的。
有一些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坚持使用他们的文字系统。在形式上，汉字比字母更为有趣和优美；系统的内容也更为充实，比如一页《人民日报》所包含的信息要比一页《纽约时报》更为丰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不愿将他们珍爱的文章付之于口语稍纵即逝的发音。
而这恰恰是欧洲人所做的。字母是表音符号，西方人在他们的文字中仅仅记录词语短暂的发音，而不是意义。因此，西方的文字不可分割地和所有音韵的变化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音韵的变化和多样性在任何语言在中都在所难免。每当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发生变化，每当语法和词法出现新的发展的时候，文字便要跟着一起变化。每当一些说特别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当拉丁语不再是欧洲统一的语言的时候，便发展出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汉字是表意符号，其所记录的是词语的意义而不是发音。因此，尽管也像所有的口头语言那样，音韵和其他的变化在中国亦屡屡发生，但汉字系统却无须被动地追随所有这些变化而变化。即以本章所举的少数例子也可证明，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体制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
正因为发展出模件系统，使他们可以处理这个集合，所以这一切才能成为现实。只有靠模件系统才能够设计、使用并记忆数千个不同的字形。也只有靠模件系统，汉字才能够实现其真正的功能：确保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连续性。这种令人敬畏的统一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www.6park.com
[1] 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23.
[2] 卢辅圣.书法生态学[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
[3] 参见: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0.
[4] 参见:自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18.
[5] 陈梦家.梦甲室存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9.
[6] 《简化字总表》说明四：“一部分简化字，有特殊情形，需要加以适当的注解。例如“干”是“乾”（gan）的简化字，但是“乾隆”的“乾”（qian）并不简化。”不惜用注解来追求一个字笔画的减省，平添了许多淆乱，比不简还繁复，这样的例子不止这一个。又如以“余”代“馀”，以“复”代“覆”，虽然群众已经习惯了，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不适宜，需要区别。但实际上又没法区别，这是由于不该简化而硬简化带来的。
[7] 由于这个原因，钱鍾书不肯将“鍾”写作“钟”。冯鍾璞，后改名为宗璞。
[8] 参见：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159.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