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大江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1]　 由 凤娇vs阿娇 于 2010-11-04 2:28

相较而言，在初期作品群中表现出反抗精神并或多或少体现出母亲所要求的“希望”的，无疑是大江在读了包括<希望> 等文章在内的《野草》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这部作品描绘了为躲避日渐频繁的空袭，教养院一群少年被从地方城市疏散到深山中一座因洪水冲垮桥梁而与外界隔绝开来的村子里，却赶上当地开始流行瘟疫。在村民们逃离村子并封锁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后，被封闭在山村中的教养院少年、逃兵、守护母亲遗体的少女以及遭受歧视的朝鲜少年等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在远处猎枪的监视下却从绝望中依稀寻找到希望，化解了彼此间的矛盾并萌发出朦胧的爱情和友谊，携手将流行瘟疫的山村建构为洋溢着友谊、爱情并与大自然充分交融的世外桃源。然而，这个似乎充满了希望的小小乌托邦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当瘟疫的危险消失，村长领着村民们回到村里后，当即便用暴力追究“我们”在此期间犯下的所谓罪行。在几乎所有孩子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得到饭食后，坚决不肯认罪的“我”被驱逐出村子，“我从心狠手辣的村民的魔爪中逃脱出来，在夜间的森林里疲惫奔逃。我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继续奔逃的力气。我现在不过是一个筋疲力尽、悲愤填膺、饥寒交迫的小孩。起风了。风中传来紧逼而来的村民的脚步声。我咬着呀站立起来，向着更加黑暗的树林、更加黑暗的草丛奔跑。”[24] www.6park.com
大江本人是如此回忆这一时期创作的：“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农村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农村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25]，由此可见，作品里诸如徒劳、孤独、绝望、当然还有些许希望等感情，其实都可以在作者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源头。我们还知道，这位作者早在“十九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认为“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十九岁的我终于破解了十二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26]。不过，鲁迅笔下的绝望和希望这对关系毕竟太过复杂，鲁迅有关绝望和希望的思想更为深奥，要想在鲁迅式的绝望中寻找到希望，那就需要坚定和坚持。然而，在大江刚刚踏上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一艰难旅程之际，不仅一如母亲所批评的那样，在<奇妙的工作>中“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即便在其后的这几部作品里，读者也确实很难感受到什么希望。倘若大江没在他23岁发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初稿中最终删去“我”这个少年被村民残酷杀害的结尾，那简直是就是毫无希望的一片绝望了，就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深陷这一片黑暗的绝望之中，大江却对鲁迅离开北京去往厦门之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的相关内容深信不疑：“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27]或许正是出于对鲁迅的这种深信，大江才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结尾处让那个侥幸逃入森林的少年没被残暴的村民杀死，从而让读者、更是让自己意识到“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8]。也正是出于这种深信，在顽强地穿越绝望这片深渊的书写中，大江坚信终究会寻到那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光明之路、希望之路。 www.6park.com
 
    四、一九六O年的访华：为了大多数人的希望 www.6park.com
 
1960年初夏时节，这个世界正处于躁动和不安之中——在当时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被推翻；在非洲，很多国家正全力争取民族独立，以摆脱殖民统治；在古巴，反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拉美地区，同样正在兴起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运动；在前苏联，则因美国U2间谍飞机事件而怒火冲天；也是在这个时期，东西方首脑会谈正式决裂。 www.6park.com
当然，那时的日本也决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如火如荼。2006年9月，大江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题演讲中回忆当年的这场斗争时表示，“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29]这里所说的代表团，就是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访华文学代表团。在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在反对修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中，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对尚未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中国进行为期三十八天的访问。这一年，大江25岁，从东京大学毕业刚刚一年。在机场与新婚刚刚两个月的妻子由佳里以及作家安部公房等朋友话别时，大江特地叮嘱妻子：“为了使八十年代少一个因对日本绝望而跳楼自杀的青年，因此不要生孩子。”时隔一个多月后，还是在羽田机场，刚刚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的大江却对前来机场迎接的妻子说，“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那么，这一个月的中国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大江的态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对待生孩子的态度吗？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大江访华的大致经过。 www.6park.com
在这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参观了工厂、机关、人民公社、学校、幼儿园、展览馆等，并多次参加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集会和游行。在此期间，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了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人民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此外，他还在一篇题名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信稿中表示，较之于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万里长城建设者的子孙们话语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让他对人民共和国寄以希望。大江发现，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大江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这个发现让大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震撼和感动，一如他在同年十月出版的写真集里所表述的那样，“我在这次中国之行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印象，是了解到在我们东洋的一个地区，那些确实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面向明天而生活着。我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希望就会原样成为日本人的希望。我同样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明天会原样与日本人的明天相连接。不过，在东洋的这个地区，那些怀有希望的年轻人面向明天的姿态却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力量。”[30] www.6park.com
当然，更让大江为之震撼和感动的，是中国人民在真诚和无私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6月中上旬，东京连日来爆发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在北京和上海，大江一行则先后参加了百万人和一百二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声援日本国内的抗议活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带领随从人员亲自赶到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二层，就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在国会大厦前被警察殴打至死、另有千余示威者被逮捕一事，向正在就餐、尚不知情的大江健三郎表示慰问。四十六年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大江这样说道： www.6park.com
“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最后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着闻名遐迩的烤鸭连一口都没咽下。 www.6park.com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这是指1926年发生的3.18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四十七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中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万分，眼前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鲁迅是这样讲的： www.6park.com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陨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www.6park.com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www.6park.com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儿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儿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31] www.6park.com
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慰问，尤其是其后第五天（也就是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所表示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接受外国人统治的。日本的独立与自由是大有希望的。胜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众的自觉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32]等勉励，给了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为年轻的大江以极大的震撼和感动。 www.6park.com
鲁迅的启示，周恩来总理的慰问，毛泽东主席的勉励，不可避免地为大江的人生观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显现在回国时在羽田机场对新婚妻子由佳里说的那番话语——“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种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积极变化当然也反映在了其后的创作态度中。相较于初期作品群中在“铁屋子”里发出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相继发表于《文学界》1961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篇小说<十七岁少年>和<政治少年之死>中，大江简直就是在呐喊了。大家都知道，这两篇将抨击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天皇制的作品刚一问世，便遭到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杂志社主编被迫发表谢罪声明。从此，<政治少年之死>在日本被禁止发行，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没能被收录在任何作品集里。对于标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日本这个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两篇作品的创作对于大江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此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大江总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开始用审视甚至批判的目光注视着权力和中心，越来越靠近作家鲁迅所坚持的批判立场。 www.6park.com
 
五、   “救救孩子”与“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心扉 www.6park.com
 
在其后的写作中，大江对于绝望和希望的思考通过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在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等小说里，对权利中心改写乃至遮蔽边缘地区弱势群体之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借助森林中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复制乃至放大遭到政府遮蔽的山村森林里的历史，把那座神话/传说的王国进一步拓展为森林中的乌托邦——超越时空的“村庄=国家=小宇宙”，清晰地提出了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边缘与中心的概念，使其“得以植根于我所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33]。 www.6park.com
发表于1979年的这部《同时代的游戏》中的“五十日战争”期间，“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通过坚壁清野和麻雀战、伏击战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等多种战法与“无名大尉”指挥的“大日本帝国皇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尽管这场力量极为悬殊的五十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很多村民为此牺牲了生命，作者却意味深长地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让“年龄不同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个队伍，年长的背着年小的，或者牵着他们的手，虽然都是孩子，却懂得不让敌军发觉，在那位大汉的带领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处走去”[34]，以致在其后由“无名大尉”主持的极为严酷的军事审判中没有一个孩子遭到杀戮。在这里，作者意犹未尽地进一步指出，“五十日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带领村庄=国家=小宇宙二分之一的孩子进入森林深处的大汉，比作带领童男童女去创建新世界的徐福。”[35]显然，作者大江想要借此告诉他的读者，“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尽管在五十日战争中失败并遭到日本军队的屠戮，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逃离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屠刀，跟随徐福式的人物经由森林深处前往远方构建新的世界。或许，在文本作者大江的写作预期中，他的隐含读者将会为这些得到拯救的孩子未被黑暗势力所吞噬而感到庆幸，与此同时，他和他的隐含读者在这里或许还会产生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预期，那就是逃脱被吃掉之厄运、随同徐福式的人物前往远方“创建新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不会再去吃人，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36]的美好心愿则会在这个“新世界”里得以实现。 www.6park.com
比上述尝试更为积极的行动，是大江在《奇怪的二人配》这三部曲中所做的进一步尝试——比如在《被偷换的孩子》里，借助沃雷·索因卡笔下的女族长之口喊出“忘却死去的人们吧，连同活着的人们也一并忘却！只将你们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37]，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38]因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征着新生，象征着未来，象征着纯洁，这新生、未来和纯洁中就可能会有希望，就可能会有光明，就可能不被人吃且不去吃人。再比如在《愁容童子》里，那位如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接二连三地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主人公古义人，最终仍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为如此伤害了他的这个世界祈祷和解与和平。这就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那样，“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39]。又比如《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的红色腰带上用醒目的白色标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只是相较于大约五十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群里对鲁迅作品的参考，在此时的解读中，大江更是在用辨证的方式理解和诠释绝望和希望，更愿意在当下的绝望中主动和积极地寻找通往未来之希望的通途，最终借助《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到达了“群星在闪烁”和“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 www.6park.com
近年来，大江在北京、东京、柏林等地与孩子们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比如，他在北大附中告诫孩子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40]。 www.6park.com
当然，这种焦虑甚或恐惧、绝望却又竭力寻找希望的心情，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大江近期创作的、以孩子们为隐含读者的《两百年的孩子》、《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温馨的纽带》和《致新人》等一批小说和随笔中。为了使得包括小学五年级孩子在内的中、小学生都能读懂，作者一改以复杂的复式语句为主体的冗长叙述，转而使用极为直白和易懂的口语文体，把当下的困难和明天的希望融汇在一个个故事里。尤其在《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并不很长的长篇小说里，作者安排三个小主人公根据老祖母遗下的画作，于1984年的暑假期间，从老家一株千年老树的树洞乘坐时间旅行器前往当地发生于1864年和1867年的农民暴动，目睹了暴动农民的悲苦和愤怒以及反抗。其后，这三个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来，却震惊的发现，眼前的这个未来并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来，“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纯精神化运动’这种国家宗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烧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以取消人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神教，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作为具体措施，则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随身携带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90%的青少年参加了这场运动，并让这些青少年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41]作者为我们描绘的2064年发生在日本一个山谷中的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二战期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情绪，无法不联想到被帝国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惨重牺牲，无法不联想到这场侵略战争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www.6park.com
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以及其后在北大附中发表的演讲中对“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所表现出的恐惧和戒备当然不是毫无缘由。东京大学著名学者小森阳一教授在一次学术交流中表示，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势力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要求学校的教职员工在开学和毕业仪式上起立向国旗致敬，不愿向那面曾侵略过亚洲诸国的国旗敬礼者，轻则影响升迁，重则被开除公职，在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东京都，这种处分尤为严厉。据小森教授说，他的好几个朋友已经因此而被开除了公职，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里为未来和孩子们而感受到的担忧也因此而非常不幸地一步步成为了现实。这部小说问世三年之后的2006年12月15日，日本政府不顾国内诸多在野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要在基础教育中强调“爱国主义”，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重回战前的“道德教育”和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国民投票法”创造有利条件。面对以上这些有可能实质性改变日本社会本质和走向的严峻局面，大江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预见性地通过《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断向孩子们提出警示，并亲自来到北京，呼吁中日两国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就携手合作，以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42]。 www.6park.com
 
六、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为着悠久的将来 www.6park.com
 
二〇〇七年一月，大江在一封私人信函里表示，“……在那之后，进入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大那部分工作的第一阶段，我希望这是与此前所有构想截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目前我还没有动笔，拟于二月开始写作，为此，已从去年年末开始认真做了尝试。不过，这也是我成为作家之后感到最困难的时期。总之，必须突破第一道难关。从现在开始直至月底、乃至二月上半月这段期间，我必须每天进行这种繁忙的创作尝试。”[43]经过种种艰难尝试后问世的那部“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便是大江的最新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个书名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的代表作<安娜贝尔·李>中的诗句，说的是一个处于热恋中的纯洁少女遭到六翼天使的嫉妒，夜里从云中吹来寒风将其冻死。与大江此前创作的所有小说相比，《优美的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确实显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特质”，那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艰苦跋涉后，大江健三郎这位从绝望出发的作家终于为自己、为孩子们、为所有陷于绝望中的人、更是为着“悠久的将来”寻找到了希望。 www.6park.com
在大江的这部新著中，也有一位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的美丽少女，这位被称为“永远的处女”的女主人公樱身世悲惨，在二战末期，除了她本人被疏散到农村而侥幸活下来，全家人均在东京大轰炸中身亡。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后，她被一个美国军人收养，身穿让邻居羡慕的漂亮裙子，似乎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并在那个美国军人摄制的电影《安娜贝尔·李》中饰演身穿“白色宽衣”的少女安娜贝尔·李，樱，由此被电影界所关注，很快便成为著名童星，最终活跃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国际影坛。 www.6park.com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为纪念德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克莱斯特二百周年诞辰，一些国家的电影制作团队计划分别将《马贩子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制作成电影，樱被这个“M计划”选定为亚洲版电影的女主演。电影即将开机之际，由于摄影师偷拍近似裸体的少女这一丑闻而被迫中止，制片人木守为迫使樱中止摄制计划，便让其观看她少女时代出演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由此她才知道每天夜晚所作噩梦的真相——拍摄那部电影时，自己被诱骗服下安眠药后，收养了自己的那个美国军人（后成为其丈夫）便在草地上残忍地将“粗大的拇指转动着强行戳进狭小的小穴”[44]……然而，当樱与其后摇身变为“马加尔沙克教授”的美国人结婚后，这位教授却从不曾与宁芙特征日渐消逝的樱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爱关系，只是在研究室里珍藏着当年拍下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或者说，珍藏着躺在草地上的那具白色的“小小裸体”，至死都没有说出这个秘密。当然，目睹自己幼时惨遭蹂躏的镜头所带来的刺激并不是唯一的打击。制片人木守不久前还在京都的旅馆里与樱同宿一床，为了让她退出计划摄制的电影，现在不惜用这个“卑劣”手段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樱处于巅峰期的演员生涯至此不得不画上句号，从此沉寂了三十年之久。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状态中，樱始终怀着一个不曾破灭的希望，那就是回到日本的那片森林里去，亲自出演那里的两次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就在这边缘地带的故乡森林里，在以边缘人物“母亲”为中心的历代农村女人的帮助下，樱振作起来回到日本，“……摄影机分开被枫叶浓烈的红色映照着的树林所围拥着的女人们进入。樱那感叹和愤怒的‘述怀’高涨起来，呼应着歌谣虚词的人们如波浪般摇晃。在那声浪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音，银幕上群星在闪烁……”[45] www.6park.com
在大江文学的地形学图版上，村外那座由大江家阿婆和母亲长年供养的庚申堂这座小祠堂是个极为重要的符号，直接指涉其供养者阿婆和母亲。当然，在这个文本里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这个符号的相关指涉勾画出这样一幅线路图：阿婆和母亲供养的小祠堂—＞收藏着母亲演出的戏服—＞母亲曾演出“铭助妈妈”并激昂“述怀”—＞“铭助妈妈”协助并实际参加了森林里暴动—＞暴动胜利后，铭助惨遭官方势力活埋，“铭助妈妈”则被那帮人轮奸—＞面对不怀好意的嘲弄，全身瘫软的“铭助妈妈”却“从门板上扬起头来大声答道：‘如果你想知道心里好受吗，老爷，下次就该轮到你了吧！’”[46]  —＞这种激越的台词与悲剧性梗概形成悲苦、激愤和不屈的“述怀”，借助“母亲”的吟唱和樱的演出，被森林内外的女人们代代传承下去—＞“银幕上群星在闪烁”的同时，深陷绝望之中的樱为自己找到了希望，也为更多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www.6park.com
这里说到的“群星在闪烁”这个关键词组，使得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各卷的最后一个单词“群星”。在《神曲》原著中，但丁在此处特意而且准确地使用了表示复数的stelle而非表示单数的stalle。《神曲》的中文译者田德望教授认为，“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的和爽目的；天国是幸福和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47]，我们由此可以得知，“樱”在绝望的境地里始终抱有希望并为之不懈努力，终于在偏僻农村的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从边缘地区边缘人物的记忆和传承中汲取力量，到达了“群星在闪烁”的“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或者换句话说，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樱都确信可以将鲁迅笔下的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令人绝望的铁屋子砸开，确信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如同大江本人动笔写作这部小说前几个月在一次讲演时所引用的那样，“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是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48]其实，当大江在这个文本里为樱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的同时，就已经打破了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的铁屋子，就已经在黑暗中发现并拥有了希望和光明，尽管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从第一次正式阅读鲁迅作品算起，读者大江经历了整整六十年岁月；从发表正式意义上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算起，作家大江花费了整整五十年时间。大江在构思《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部小说期间所表示的“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决定性的”等表述，指涉的无疑就是这里所说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如同大江于09年1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49]也就是说，在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期间，鲁迅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根据这个参照系所进行的五十年调整，使得大江文学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不见希望的<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群出发，历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而苦心探索的《同时代的游戏》、《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等作品群，终于借助《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找到了希望，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如果说，“鲁迅和克尔凯郭尔并肩站在深不见底的、黑暗的绝望之海上一同寻找着希望”[50]的话，大江便是从他们倒下的地方出发，经历了万般艰辛后，终于在远方的黑暗中发现了光亮，那便是大多数人的光亮，孩子的光亮，未来的光亮，人类文明的光亮！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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