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杨念群：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 由 屠小七 于 2011-01-02 8:06

由于病人中大多数人是文盲,要接触福音和<<圣经>>必须学会简单识字方法,一些传教士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1929年沧州医院的一份报告特别介绍了当地医学传教士发明的一套汉字注音系统(phonetic ***),这个学习系统首先会教导病人读一点识字课本,课本内容包涵有简单的<<圣经>>道理,以后再选择部分<<新约>>内容加以教授,这段学习时间根据病人的知识接受能力从三天到三个星期不等.这套方法使得病人可以用一套包括七十个印刷体的语音符号去与复杂困难的汉字相对应,这样任何人都有希望能逐渐自学认识汉字.这份报告还专门介绍了一位名叫余慧生(Yu Huiseng译音)的病人在被治愈后专门留在医院推广这套识字注音系统.余氏本人就是通过这套系统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全部的<<新约>>,他仅在1927年一年的时间里就教会了88个病人使用这套方法.(43)
关于医院内的布道方式和程序,各地的教会医院均有自己颇具特色的一套方法,如汉阳教会医院的传教士就提出象通过"耳门"一样通过"眼门"把福音传给病人,一幅画,一卷零散的书页都将帮助病人理解布道人的观点.医院内有一个习惯,在每次手术前和每个疗程的开始都要进行短暂的祈祷.在另一份报告中,有的病人承认倾听祈祷是他考虑作一名基督徒的第一动因.(44)汉阳医院在每天两点半钟会定时进行宗教服务,这时大部分的病人尚还在床上,屋内总会安排一些座位以便于其他病房的人参加活动.活动的题目早已被系统地加以安排,内容包括基本的<<圣经>>讲解等等,院内备有三十份不同程度的每日读本,包括耶稣的生活,死亡与复活的文本,医院的计划是,如果病人呆上一个月,他将系统学到<<圣经>>的初步知识,如果病人呆上两个月,就会再次接受一轮训导.在每月的十号,二十号和最后一天,医院内均有幻灯服务,每幅幻灯片配置了文字说明,有的幻灯片就是为配合诸日课程而放映的,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当福音题目讲到耶稣受难和死亡时,医院的同工就会专门放映相关的图片,以加强震撼的效果.在另外两个晚上,除了正规讲解<<圣经>>故事的幻灯片外,也放映一些与世俗内容有关的影片包括喜剧片等等.与整个的宗教仪式相呼应,汉阳医院的门口也时常有小贩在叫卖宗教书刊或向出入的病人发放<<圣经>>.(45)
医院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小教堂,同时也与地方教堂保持密切的联络,比如安庆的Grace教堂与著名的ST.Jame医院就维系着频繁交往的关系.St.Jame医院有八名医生,十二名医学毕业生和五十名学生护士,每年治疗四万个病人,医院和教堂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Grace教堂是医院职员的教堂,三十位医生护士和其他同工职员是基督教集会的会众成员.第二层联系是医院中福音传播工作是由Grace教堂的成员来承担的,这包括每天的布道活动与教义小册子的散发,以及在病房诊所内与病人进行的床头讲道工作.当病人离开医院后牧师会想办法跟踪其形迹使病人继续接触当地的教会和教堂.第三层联系是,Grace教堂会尽量动员病人进入教堂参加活动并与之建立固定的交往.其结果有相当数量的病人在宗教服务与聚会中受到圣灵故事的感动而皈依, 这种情况表明医院与教堂在身体与心灵控制角色上有可能作出明确的分工.(46)
医院中宗教空间的营造有时会采取相当灵活的形式,北部中国有的医院教堂布置成茶楼模样,有一所医院甚至本身就是一座茶楼,它有一个用覆盖有绯红色旋涡饰纹的木柱搭成的院子,院子的一侧镶有摩西十诫,另一侧写有基督主祷文.茶室中放置一些竹椅,环境布置的优雅明亮,华丽舒适,是一种既是教堂又是休息室的空间格局.人们路过此地可卸下重担,落座饮茶,边饮边听布道者问答式的传教演讲在说些什么,布道者总是徘徊于休息者之中,通过亲切自然的随意交谈方式传播福音.(47)医院中诸日进行的仪式性或随意性的布道固然可以和医疗过程相配合,在某些病人身上达致肉体与精神双重再生的效果,但大多数病人的住院周期只有一至二个月,如何使肉体治愈后的病人在失去宗教氛围监控的条件下沿袭精神上的自觉信奉,便成为营造医院宗教空间的布道者们苦心构想的关键环节.山西某所医院构想出一个跟踪布道的方法,当病人离开时为其专门制作一张卡片,上面写有姓名,年龄和家庭住址,住院时间以及关于其疾病情况的若干解释,包括他是否已痊愈还是部分得到治疗,卡片中专有一格有关病人对福音态度的短暂介绍.传教士自己承认:"对许多人来说,我们不得不指出他们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的兴趣, 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病人似乎明白了福音内中的信息."(48)环绕医院方圆约四天旅程之内都有传教站,当他们接到病人归乡后的卡片,会对病人进行家访. 有的医院在病人出院后在递送给当地布道者的每一封信中都留有一页空白,要求他们接信后签出一张收条,内中述及一些对病人的希望并托人带回医院,以便保持福音传播的连续性.(49)
尽管医院布道者花费了很多心思在医院外为病人展布精神修练的渠道和网络,可是他们自己仍承认这种跟踪服务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工作.据相关报告的估计,到二十世纪初,全国仍有50 以上的医学教会没有实施这方面的计划,那些承认有此计划的医院则大部分实施的不够完善和有诸多缺点.(50)有的医院则自认出院后的病人追踪工作只能在城里与郊区范围内进行,再远则无力顾及(51).
由此可推知,医疗语境中宗教空间的构建与扩展仍可能会受制于本土因素的制约,这一看法可以清晰地在对沧州医院的分析中得到验证.
2.沧州个案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河北沧州附近方圆七八个县的范围内,曾经分布着20-30个基督教的传教站.每一站中都有用于宗教礼拜祈祷的日常聚会地点.这个地区当时只有一个大医院,是由伦敦会的西医传教士Arthur D.Peill医生创办的.据医生的父亲为其所编的书信集中所述,Peill和天津一位叫罗伯特(Dr.Roberts)的医生曾一起在这个地区巡回传教且成绩斐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人是以西医传教士的身份参与传播福音的,并希望其巡回布道能通达沧州的每一个角落.Peill以此类形式传教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初(1905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可是似乎好景不长,由于医院中病人的急剧增加,西医传教士的苦心功能被迫突现了出来.传道时间和精力也随之被大大压缩.Peill曾为此感叹道:"这个地区的本地教堂比我们更热心于布道,抓住每个机会去推动它,但是我们却不能作更多事以帮助他们.总部的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需作手术的病人拥挤不堪,数字不断增加,工作人员的全部力量都要投入到医院的需要之中,外面的巡回站逐渐被遗弃了."(32)有鉴于西医传教士兼有双重身份而无法专司传道之职,Peill医生提出一个培养医学布道人员的折中构想,即巡回传教的日常系统通过医生和他们的助手与主干和分支医院联系在一起,以保持有效的工作能力.(53)医学福音传播者的训练一般是与大城市的医学院相互配合,Peill选派一些中国人去北京等大城市中的医院进行学习,希望他们能分散到主干和各分支医院中去传播福音.(54)这些中国人一般与地方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其不同则是他们从医学系统被派往地方诊所进行工作. (55)Peill的构想对于西医传教士的角色变化富有转折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医传教士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福音传播途径和网络,那就是以医院为宗教精神训练的集体空间,而不是普通传教士对世俗领域的渗透与控制.这虽然在空间范围内缩小了福音活动的伸缩半径,但却比较清晰地划定了医学传教士的准确位置.二是大量起用中国人专司传播福音之职,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固然起着加快基督教本土化速率的作用,提高了医院传教的效率,却也会使西医传教本身的宗教角色功能愈趋于蜕化,以致失去了原有的蕴意.
Peill医生把沧州医院营造为宗教空间的构想,无疑在现实中起过一定的功效.沧州医院中,病人通过宗教程序和氛围的持续熏陶而改变自我信念的实例可谓屡见不鲜,Peill曾评论一位病人说他"注意到了整个医院同工之间和谐和精神上的相互帮助,其精神状态和他所接触的氛围极其不同,他被我们的祈祷方式所震撼了,开始模仿我们按早中晚的方式进行祈祷."(56)Peill在这里评述的是病人在行为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谈及他精神层面与以往的差异.在作为宗教空间的医院里,病人等于要经过"生物体"与"精神体"的双向治疗,所以我们要首先加以辨析的是:病人精神状态在医院内外的变化是医疗效果本身的支配力量还是基督宣教的控制结果.下述实例表明,有的患者转而信奉基督有可能仅是因为把医疗结果直接简单地归因于基督的神秘力量,信奉暗含功利性的考虑.也就是说是唤起了对中国本土诸神显灵的一种传统记忆.如一位患早期癌症的老人入院治愈后感叹:"那人肯定是个上帝,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已获痊愈,而且没有感到什么疼痛."(57)尽管传教士在这则故事后加以评点道:这位老人在边治愈边布道的过程中获取了两点思想:一是真实的上帝是一个精神;二是那些寻找上帝形象的人必须对其顶礼膜拜.但我们始终无法断定老人的"上帝"意念与传统神灵信仰的区别何在?再如一位病愈后成了热心基督徒的男人告诉传教士,他信奉基督教的首要原因乃是在于当他自己无力支撑时,耶稣仅仅是一个可以把孩子安全托付的对象而已.(58)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并非每一种疾病的治愈都能立竿见影地达致信仰的转变,只有如白内障之类疾病的治愈较易对精神状态造成巨大冲击.传教士们曾多次引述此类例子,如一位著名的魔术师,其眼盲严重干扰着他的生活,当他在沧州医院经手术恢复视力后,其处境也意味着从黑暗走向光明,由此变成了福音的忠实听众.一天,这位老魔术师犹豫地询问,是否他的生活方式与基督徒的职业是不相容的时,医学传教士消除了他的疑虑,并乘机告知他一些基督教义,在出院以后的时间里,人们听到他在开始表演时常用演说的形式向环绕周围的人群讲述自己从目盲到被治愈的经过,向惊奇的听众宣讲传教士和基督教的好处.(59)
然而,同样是治疗眼盲,我们可以从一则沧州基督徒的故事中发现,中国本土的巫医互渗律如何仍持续地在已自称受洗为基督徒的中国人身上再次显现.这则故事说的是一位妇女长期患有慢性眼病,导致视力模糊又极度不适,以后发展到几乎眼盲,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她的眼睛进一步受到热心却又无知的基督徒的伤害,据邻居们说,这个地区有位基督徒曾用驱魔除妖的方法成功地治愈过病人,这种方法实则是在精神恍惚状态下的一种巫术体验.在邻居的影响下,这位沧州妇女请到了这位异人.在做法过程中,自称基督徒的这位怪人号称使用耶稣所用之法,他先往地上吐口水,用唾液和泥土粘合成人体形状,然后擦进这位妇女的眼中,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妇女的视力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变得越来越坏.当传教士们巡行至这一地区时,这位妇女刚刚住院治疗,她的眼睛经过治疗虽不可能马上彻底恢复,但已有了明显好转,在离院之前她感到非常愉快,希望将来视力会恢复得更好.(60)
这则故事表明,即使对于已受洗的基督徒而言,其对基督徒真谛的理解是否就真能摆脱本土话语的控制很难加以确认,同样的问题是,通过生物体控制的医疗程序是否真能使病人超越肉体躯壳的制约而达于传教士企盼的宗教精神的理想境界,也是相当可疑的.
由于在西医传教士的头脑中,耶稣作为精神象征的神迹是通过生物体疾病的治愈的科学奇迹得以显现的,这两种奇迹的差异性当然会在西医传教士头脑中有明确的界分.可是一旦把两种貌似统一的神迹表现有目的地通过医院空间加以灌输时却很易在病人头脑中发生混肴和裂变,从而最有可能出现两类情况:<1> 由于宗教与治病几乎同时进行,病人常常混肴生物体与精神体奇迹显示的真实作用,即使信教,病人也极易直面医疗效果决定取舍,信教与信医既取决于直观表现又无法判然二分.宗教信仰正如韦伯所云,其表现出的内在状态在性格上是一时的,拥有特殊的所谓"无责任性".(61)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再谈.<2>由于医疗治愈的效果十分明显,反而掩盖了其为宗教神迹作注脚的工具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会止步于对肉体奇迹的惊诧之中而淡化对精神本质的探知兴趣.
关于第一点,有以下病例可以为证:1905年11月13日的夜晚,沧州妇女医院发生了一幕有趣的场景,早晨刚送进医院的一位可怜女孩被节肢后,到晚上由于受寒气侵袭而濒临死亡.医生已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进行必备的检查和服用一般药品外已感无能为力.这位女孩由于慌乱恐惧而沉默不语,根本无法在语言上进行沟通.医院的学生们决定以祈祷代替交谈,他们马上投入行动,在病房内为这女孩大声祈祷.两个学生面对女孩整整祈祷了两个小时之久,直到深夜两点,女孩的脸色渐由疑惑转为欣喜,并开始要求进食,按传教士们的结论是:"她的生命发生了重要转折."(62)斟酌这一结论,我们似乎仍然不能从女孩的生命转折中确认是医学控制的力量还是宗教精神的感动在起主导作用,抑或是二者相关协作的结果.
无庸否认,在作为宗教空间的医院中,不是凭借医疗奇迹的科学显现,而是独立依靠宗教福音宣示的依托力量所构造出的精神氛围的冲击,也确实使某些病人的精神受到控制而发生转变.在本节中我们仍可举出发生于沧州医院的二例故事作为佐证:
例一.1901年,当Peill医生从义和团动荡中回到沧州时,发现一个男孩由于肘部和胳膊的疾病面积扩大而不得不采取肩膀以下的截肢手术以挽救其生命. 手术过后几天,他已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返校上课.然而不久起于脚部的肿瘤威胁到了截肢后的残部,这个男孩又被迫重新进行治疗,他的健康激起了地方基督徒的爱心关怀,他的健康恢复总是作为祈祷的核心内容之一.医院采取加进补药,以仿刮擦,用夹板石膏固定等方法尽力进行救治,治疗持续了很长时间,收到了部分效果.可是按照基督教规范的标准来衡量,这孩子显得过于顽皮,经常干一些违禁之事,医院中对他的祈祷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诚挚和动人,原先是为他的疾病,病后则是为其心灵.按照当时的观察,这个男孩性格渐渐地变化了,从自负不服教导和不值得信任,变得谦恭有礼,礼貌有加,其健康在耶稣的庇护下恢复了,最终成为了一个新人.(63) www.6park.com

从此例看来,男孩生命的重获与性格的转变似乎分属于两个过程,特别是肉体治愈之后的精神更新似乎完全与医学程序无关.这段叙述也可以明显使人感受到医院作为宗教空间的道德与伦理层面上的监控能力.下面一则"余先生的故事"关涉的同样是正常人的宗教训导生活而不包括病体治愈的控制过程.由于这则故事被 Peill叙述的相当完整,可以视之为精采的个案进行分析,所以我在这里尽量原原本本地加以讲述:
例二.故事的主角"余先生"在传教士们的眼中是个颇具个性魅力的人,他是一位出色的中国学者,又是名门后裔.1900年以前,余氏曾被传教士收留并戒除了鸦片,只是鸦片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迫使其反复多次仍半途而废.他的杰出口才和既纤细又慷慨的心灵使其闻名于当地,也为其招来麻烦.余先生作为一名中国儒生曾表示希望用最普通简易的方法获取基督教的一幅真实图象.正因如此,每年地方性的宗教聚会都会在他的心灵中搅起些许波澜,但余氏却令人不解地拒绝参加更多类似的集会.尽管已受洗多年,他虽有资格在教堂领取圣餐却拒不接触作为圣餐的面包,也不饮象征圣血的酒水.从感觉上来说,他的信仰并非是全身心的,纯粹的,他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他人的劝导只能带来烦恼与不适,直到他的生命在某一天真正有了负担.在这思想剧烈冲突的过程中,一连数个星期余氏感到十分沮丧,内心既焦灼又痛苦,他自己形容说:"那感觉总是好象有颗钉子穿在鞋子里令人坐卧不安."可他决定仍不放弃旧念,并把他自己坚决送给了"魔鬼 "."他的困难并非源于不信,而是他不想向上帝投降".(64)Peill解释道.在庄严的晨间服务中,中国传道人杨先生多次希图通过祈祷圣灵,用其感染力来克服余氏的精神反抗,但收效甚微.一天当一次福音的集会结束后,杨先生和两三个医院的学生留下来,看看能否作些努力使余氏受到感悟,随着时间的流逝,到深夜时,他们已觉一无所获而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决定离开了.杨先生最后说道:"好吧,在分手之前,让我们作最后的祈祷吧."出于礼貌,余先生也跪下和大家一同祈祷,他咬紧牙关自语道,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自己,然而当人们的祈祷声如波浪般逐次波及到余氏时,一种爆发的声音终于从他的嘴唇里喷涌而出,在断断续续的,间歇性气喘声中,余氏高声向上帝祈祷,拼命叫喊着让上帝饶恕自己,忏悔多年犯下的罪过,在他强烈爆炸式的感情表达下,旁观者无不动容而感到欣慰.
经过这次情感体验的大振荡之后,余氏在医院星期一晚上的一个日常聚会中,对其思想的冲突作了一番自我诠释和描述:他解释说困难不在于信仰的深度如何,而在于怎样抵御心灵的裂变.他下定决心抗拒圣灵是因为意识到投降将意味着什么,害怕服从上帝后将发生的不可测的结果.恶魔在此间已向余氏展现出可获取的无限荣耀以换取余氏的投靠,可是如果他选择了上帝,魔鬼将会不断追踪他并施之以烦恼与痛苦.余氏说他被撒旦缠住了,许多为他祈祷和告诫的人都将为撒旦所憎恨.他由此不断嘲笑医院的学生们对上帝倾注的热情,他形容说,人们的心灵信仰正如被煎烤的饼一样,有从内部烤焦的可能,此乃非上帝之圣灵而是神经病的征兆,他虽深知圣灵的存在,却拒不跟随于它.
余氏思想变化的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当学生们为自身之罪大声忏悔时,余氏表面上和他们一样热情地高声诵读,但是他的心灵却坚定地向任何恳求与警告关闭.当读到"事情总被聪明所误而应返璞归真时".他会默念:"对,我是一个聪明人,因此这与我无关."当杨先生在星期天早晨的宗教服务中说:对于一个世故的头脑而言,接受上帝是不可能的"时,余氏会马上自己暗示:"我就是一个有世故思想的人,我不想领悟上帝的精神".当人们带他到妇女医院参观,让他亲眼观察沉迷于福音真理之中的人们所发生的令人惊奇的变化时,尽管他承认圣灵也许对自己并无危害,心中剧烈的情感冲突仍使他咬紧牙关,拒绝祈祷.就在转折出现的这天晚上,当时间悄然逝去时,只有中国式的礼貌最终拯救了他,他毕竟随众跪拜了,当他又如往常一样力图抗拒这精神洗礼时,一种并非自己能控制的无形力量迫使这位不情愿的祈祷者的心灵之门被迫开启,圣灵赢得了胜利.余氏惊奇地站在这种扫荡了他心灵壁垒的奇异力量面前,怀有一种敬畏虔诚的感觉.
叙述到此,余氏说他在同魔鬼的战斗中感到十分虚弱,当他的欲望被克服后,顿感一阵痉挛贯通全身,酷似恶魔之灵已经撕裂了他,为了使他滞留下来,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确认已征服了罪恶,只是好象觉得自我已经死亡,同时恶的欲望也随之飘然而去.余氏用生动的语言描绘着这神异的宗教经验,表现是如此的安祥谦恭.他讲述着如何有两个面孔交替出现,一个是敌人的面孔,充满了凌人的狂暴和仇恨;另一张是耶稣的脸,充满了同情和博大的爱,使人们向往着用美好的愿望去赞美上帝.余氏以充满激情的话语作结束:"当上帝用手触摸我时,我希望低下头献出我自己,作上帝希望我履行之事."(65)
讲述完这则余氏的宗教体验经历,我们大致可以从这则故事的结构中离析出几个要素:一是余氏的由抗拒到崇信的过程充满着一种心灵历险的感觉;而最终的崇信是一种剧烈的"善"与"恶"对峙的心灵冲突,双方的力量甚至可以被具象化.从这则故事及其他沧州医院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确知,病人在医院中是有可能获致某种神秘的宗教经验的.获知的途径可以通过直接的医疗手段,也可以与医疗程序相分离,纯粹依靠医院中宗教空间的力量来达致.一般说来,宗教经验的获取是达于宗教信仰的先行条件,同时其独特体验的多元化特征也是最难于用理性把握的对象.西方宗教学家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提出了"宗教经验五分法",依据宗教经验的感知方式或感知媒介加以区分.斯温伯恩的宗教经验五种类型是<1>以某种普通的,公开的可感觉的对象为媒介而获得的宗教经验,如基督教徒可从圣像和日落中相遇上帝.<2>以某种罕见的,公开的可感觉的对象为媒介而获取宗教经验,如可通过圣母玛利亚的显现体验到上帝.<3>以某种隐秘的,但可以用日常语言来描述的对象为媒介而获得的宗教经验.比如,一个宗教信徒有可能通过梦境,幻象等来获得宗教经验.显然,梦境,幻象之类的东西虽然可以用人类日常语言描述出来,但他们的显现是隐秘的,只对个人的.<4>以某种隐秘的,但无法用日常语言来描述的对象为媒介而获得的宗教经验.斯温伯恩的解释是:这类经验是指一个信徒因感到或看到某种东西而有所体验,但这种东西虽然是可感知的,能看见的,却不可言喻,无法用人类语言描述出来.<5>不以任何可感觉的对象为媒介而获得的宗教经验,即指一个宗教信徒有可能直观或直接意识到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的存在物.(66)
从余氏的宗教经验而言,可以说比较接近于斯温伯恩的第三类型,在他的演讲中具体说到了耶稣的有形活动对他感觉的影响,但斯氏的五种划分显然不可能穷尽各种感知经验的多元性.如余氏的神秘感受虽有"无时间感"(the sense of timelessness)或"愉悦安宁感"(the sense of joy and peace)但并非"无法表达"的(ineffable and inexpressible),(67)相反,他把一种基于强烈的"善,""恶" 对立的身心体验,全部以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如恶魔与基督面孔不可思议的交替出现,及其与之身心俱疲地缠斗过程.也许这仅是心灵微启的感悟过程,没有达于纯粹的"化一感".(68)但这种经验的不纯粹性与间断性也许恰恰是诸多教徒心灵经验的实际状态.
R.C.扎纳(R.C.Zaehner)曾经提出了另一种分离观点.在扎纳看来,神秘体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神秘主义,心灵神秘主义和一神论的神秘主义,其中自然神秘主义或以心灵囊括整个自然,或将心灵融入自然之中,从而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同一,并借此感到自我不再跟世界相疏远,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再彼此分离或独立存在.同时,这种体验也能产生一种愉悦感或极乐感,即感到这个世界美妙无比,感到超越了善与恶的根本对立.总之,自然神秘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超越善恶之别而达到一种道德的统一感.(69)余氏的经验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善恶(基督对恶魔)状态的一种搏斗,以致于有被恶魔撕裂的感觉体验.
对沧州病人的宗教体验的另一类概括可以从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的看法中寻到根据.奥托认为:就上帝道德深层神圣性而言是不可言喻的,是无法靠理性来认识的.宗教经验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情感,更准确些讲,还是一种由诸多情感交织而成的情结.这种情结往往以多种形式涌现出来,他描述到:"这种神奇情感的出现,有时犹如一场和缓的潮汐连绵而来,使一种深深敬仰的安宁气氛遍布整个头脑.它也许继而变成一种更稳定,更持久的心灵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说是连续不断地,令人激动地使心灵得以激励,产生共鸣,...... 它也许骤然之间伴随着痉挛,挟带着惊厥自心灵深处爆发出来,或许还会带来强烈的刺激,叫人欣喜若狂,心醉神迷,以致出神入化."(70)为了印证这种体验,我们还可举出一例沧州医院祈祷会活动以资比较.1906年1月7日(星期天晚上)是沧州医院例行的祈祷会.Peill医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参加活动之人的现场感觉和表现:"一种负罪的感觉慢慢滋长蔓延和扩展,其中一位妇女医院的护士流着眼泪大声哭喊起来要求上帝的原谅.周围的人受到感染跟着哭将起来,似乎在一瞬间,整个房间里都充满了忏悔的声音,如大海的咆哮,有的人涕泪满面,其感情爆发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在他膝盖一侧积成一个小水洼,其场面给人印象之深非语言可以描述."(71)
总括而言,作为宗教空间的沧州医院对入院的病人和同工均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信仰训诫程序,这类似于韦伯所说的"仪式性救赎".但是这种仪式性的控制是否真能从本质而非形式上确证中国人的信仰,则不仅是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心理或生理的感觉和体验问题,而且还关涉着本土文化的接受策略.
3.对基督教体验的本土性抗拒
如前所述,西医传教士踏入中国伊始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力求使自身具有的宗教与科学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中以信仰的名义相互协调起来,并极力消解二者潜藏的内在紧张.事实证明,传教士虽付出了很大努力,结果却似乎并不理想,其症结在于,当西医传教士完成病人的身体治疗,同时又希求在身体之外的灵魂层面拯救对方时,无法有效地检验对body-soul双重治疗的效果.就身体治愈而言,有一系列近代科学的标准作为验证的依托,而宗教信念(faith)则是趋向于不可见之世界(unseenworld)的力量,没有有形的标准加以控制.医学传教士一般认为,如果缺乏信念的支撑,那么科学设备和全部的人类治疗技艺将面临失败的危机.然而医学治疗的成功却很难通过制度化的有形方式证明是一种宗教信念的胜利.西医传教士最大的担心就是病人把科学的成功与宗教信念的影响截然拆开而导致对医学效果的直观迷恋,最终失去了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失去了灵魂拯救的机会.他们也普遍认为中国人直观崇信医疗效果而拒绝深层次的精神洗礼是与其文化背景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