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陈寅恪论1　 由 屠小七 于 2011-01-06 10:50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这是强调要坚持由韩愈《原道》明确提出的“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子”的中国文化传统，永不改变。 
     
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其所谓“人伦”，就是韩愈《原道》所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 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夫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莫不胃而为夷也”。《原道》这两段文字 又蕴涵四点思想：一是以子父其父、臣君其君、民事其事之人伦为“天常”，不可违逆；二是要求以此人伦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是以是否坚持此 种伦理区分夏、夷；四是明确规定要对违逆此人伦者绳之以法。合此四点而观之，可见《原道》突出体现了将道德政治化，将政治道德化，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以 尊卑等级为基础，以礼即纲常名教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思想。而在陈寅恪看来， “《原道》一篇中心旨意实在于此”，“华夏之特性”也在于此，它们是“吾国文化史中最有关系之文字”。 
     
因此，陈寅格在第三、第四点明确提出“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呵低释迎，申明夷夏之大防”，明确主张“尊王攘夷”，对“夷狄之人”、“夷狄之法” 必须“抉莫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所言所行”[46]。可见，《论韩愈》全篇的主旨是视纲常名教为中国文化之特性，主张严夷夏之大防，坚持此特性永不改 变。它与《审查报告》“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的主张是一致的，它有助于理解《审查报告》所要坚持的是什么，所要排斥的是什么。若将《审查报 告》、《论韩愈》与《挽词序》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与命运的论述合而观之，则既可以看出它们在以纲常名教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根本精神这一点上的一贯性， 又有助于了解陈寅恪的思想倾 向与情感心态。  www.6park.com
3、从王国维死因的分析看陈寅恪的文化取 向  www.6park.com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陈寅恪曾提出三 种说法：其一见于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以下简称“《挽词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 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下论中国文化之定义，上文已引，此 处从略——蔡按）。……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 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47]此即所谓“殉文化”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其二见于 其《纪念碑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48]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 书〉序》（以下简称“《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 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 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 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 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49]此为“争自 由”说，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其三见于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50]（“十七年”指辛 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既泛指被异国拘系之臣，也特指无罪而 死的屈原，此处借以称王国维），更见于其《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以下简称“《挽词》”）二诗。前者有“越甲未应公独耻”之句，自注云： “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 死。”（“柯”指柯绍志；“罗”指罗振玉；“戊辰”系丁卯之误，丁卯，即1927年［51］后者曰：“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 千秋怅望悲遗志。……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思酬国士。”（其中第一句有自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世。”第五 六句有自注云：“王先生以大学士升允荐，与袁励准、杨宗羲、罗振玉同人值南书房。清代旧制，在南书房行走者多为翰林甲科。袁、杨固翰林，罗虽非由科第显， 然在清末己任学部参事。先生仅以诸生得预兹选，宜其有国士知遇之感也”）”［52］这些联、诗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有国士知遇之感，眼见中兴无望，更不 忍让宣统再次受辱，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既有“殉清”的意义，又有“殉文化”，即殉三纲、殉三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意义，故“殉清”说与“殉文化”说并不矛盾，既不应以 “殉清”说否定“殉文化”说，也不应以“殉文化”说否定“殉清”说。而陈寅恪却一面在 《挽词》中肯定“殉清”说，一面又在《挽词序》中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的意义，并进而说“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以致用“殉 文化”说否定了“殉清”说，岂非自相矛盾？那么，能否肯定陈寅恪所说的 “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而否定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殉清”说呢？这就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www.6park.com
（A）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 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 
    
（B）1917—1918年，王国维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做过周密谋划”［53］；1922年，其《库书楼记》曾表达“山川 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54］；1924年，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55］；1924年底，其《敬陈管 见折》曾流露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56］。这又可见，他始终对复辟宣统抱有希望。 
    
（C）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57］；张勋 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北行诸老”指前往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 植等）”［58］。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为人臣（1923年任“南书房行走”）而又遇到非常情况，便必然守忠贞之节，“以一死谢国”。所以他在1924 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所以1925年8月他又曾说“事到艰危誓致身”［59］。 
    
（D）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指在天津张园之清逊帝溥仪——蔡按）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 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指农历——蔡按）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 益危惧”［60］。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 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五月二日（指农历，阳历为6月1日——蔡按）……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 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61］。金粱《王忠悫公殉节记》记述： “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 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62］这些记述都有助于理解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 变，义无再辱”。 
    
（E）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 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 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 了殉清。又，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曾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的嗣母于明亡后绝粒而死，临终曾言“我为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顾炎武号“亭林”），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欠一死”、“身受国 恩，义不可辱”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王国维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 再辱”，就是表示他要步顾炎武及其嗣母的后尘，为前朝尽节、殉节。 
    
（F）王国维既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63］，说“赤县竟无干净土”［64］，又视象征清皇朝的颐和园、昆明湖 为“干净土”，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两相对照，可知他之所以选择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就是为了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以上几点是对陈寅恪所说“流 俗恩怨荣辱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的明确否定，对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殉清”说的充分肯定。以上几点同时也否定了陈寅恪所说王国 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否定了陈寅恪提出的 “争自由”说。如果说“三民主义”是“俗谛”，那么封建纲常名教就更是“俗谛”。王国维是“一死从容殉大伦”，是援“君辱臣死”之义，为封建王朝尽其忠贞 之节，故他并未“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其死也就与争自由无关，与“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无关。何况，王国维并未生活在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 话的自由的时代，所以尽管有上述思想言论，王国维却并未受到任何批判。更何况，王国维生前也没有任何争自由的言论和行动。 
   
那么，陈寅恪为什么要 提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自由”说，用以否定“殉清”说，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呢？他提出“争自由”说，用以否定•殉清” 说，既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 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详下文）。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则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 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结。故他作《挽词序》，既是为了悼念王国维，也是以此自悼。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 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所谓“今日之赤 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入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便应从这两方面去理解。 
    
4、从诗作的情感基调看陈寅恪的文化取 向 
     
上文己指出，陈寅恪怀有一种 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结。他明知“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己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却 又深深眷恋以纲纪之说为特性的旧文化，因而《挽词序》所说的痛苦既是王国维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所以他读王国维《颐和园》诗而产生共鸣，在《挽词》 中说“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65]。他又回忆在清华园与王国维相处的情景，对王国维深表同情，为王国维之死流露出无限哀愤，在《挽词》中说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济皆苟活。……风义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66]。所 以《挽词》和《挽词序》既是在挽王国维，也是在挽中国旧文化，它们可说是陈寅格为中国旧文化唱出的一曲挽歌。应该指出，《挽词》、《挠词序》有“哀感”、 “哀愤”，陈寅格的其他诗作几乎也都充满“哀感”与“哀愤”。  www.6park.com
如早在1910年，就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说“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67］； 
    
如1912年所作《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梁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说“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68］； 
    
如1929年所作《题萍乡文芸阁丈廷式〈云起轩诗集〉中〈咸通七律〉后》说“隔世相怜弥怅惘，平生多恨自缠绵。……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 ［69］；    
如1931年所作《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说，“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 向谁陈"［70］； 
    
如1935年所作《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说，“此生遗恨塞乾坤，照跟西园吏断魂。……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71］； 
    
如1938年所作《七月七日蒙自作》说，“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72］； 
    
如1939年所作《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育拟迁眉州，予亦将寓昆明往英伦，因赋一律答之》说，“万里乾坤孤注尽，百年身世短炊醒。人山浮海俱非计，悔 恨平生识一丁”［73］； 
    
如1945年所作《忆故居》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74］； 
    
同年所作《玄菟》说，“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留得宜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75］； 
    
同年所作《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年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 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说，“故国华胥犹忆梦，旧时王谢早无家。……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 古泣天涯”［76］； 
    
如1949年所作《己丑夏日》说，“群儿只博今朝醉，故老空余后死悲。玉石昆冈同一尽，劫灰遗恨话当时”［77］； 
    
如1950年所作《〈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说，“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人 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78］； 
    
如1951年所作《辛卯广州端午》说，“菖蒲似箭还生绿，艾叶如旗不闪红。惟有沉湘哀郢泪，弥天梅雨却相同”［79］； 
    
如1953年所作《晓莹祖南注公光绪戊戌春间所书诗幅，寅恪昔年旅居香江时，值太平洋之战，略有毁损。今重装毕，敬题四绝句于后。其第三第四两首乃次原韵 也》说，“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80］； 
   
同年所作《广州赠别蒋秉南》说，“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81］； 
    
如1955年所作《乙未阳历元旦诗意有未尽，复赋一律》说，“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 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总难裁”［82］； 
    
同年所作《余季豫先生挽词二首》之一说，“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83］； 
     
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说，“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84］；    www.6park.com
如1962年所作《壬寅小雪夜病榻作》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疏屑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85］； 
    
如1963年所作《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 也。感赋二律》说，“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遗属只余传惨恨，著书今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86］； 
    
如1964年所作《枕上偶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感何缜绝命诗，因戏次其韵，亦作一首，诚可谓无病而呻吟者也》说，“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 
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87］； 
     
如1965年所作《乙已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88]。  www.6park.com
这就可见，“衰感”、’“哀愤”是陈寅恪《诗集》 的情感基调，一部陈寅恪《诗集》 可说是对中国旧文化及中国文化所依托的社会制度的挽歌集。  www.6park.com
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论述、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和诗作的情感基调，这四个方面所表明的陈寅恪的文化取 向是一致的。这种文化取向，就是一种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结，也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www.6park.com
 三、关于陈寅恪研究中几 个问题的讨论 
     
通观目前的研究状况，本文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如何看待《论〈再生缘〉》所说“反三纲”？如何评价《柳如是别传》？如何看待陈寅恪所说“思 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是不是一 个“中体西用”论者？如何评价陈寅恪的中国文 化本位主义？如何看待陈寅恪的“人文 主义”？  www.6park.com
（一）如何看待《论〈再生缘〉》所说“反三纲”？  www.6park.com
陈寅恪论《再生 缘》的思想，有如下一段文字：“观第一七卷第六七回中孟丽君违抗皇帝御旨，不肯代为脱袍；第一四卷第五四回中孟丽君在皇帝之前面斥孟士元及韩氏，以致其父 母招受责辱；第一五卷第五七回中孟丽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丽君前屈膝请行，又亲为丽君挽轿；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丽君跪拜；第六卷第二二回、第二三 回、第二四回及第一五卷第五八回中皇甫少华（即孟丽君之夫）向丽君跪拜诸例，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 也。”［89］此段文字是推崇陈寅恪思想的研 究者们所乐于称道的，那么，《再生缘》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www.6park.com
第十七卷第六十七回写皇帝得知郦君玉就是孟丽君后，为了调戏孟丽君，并进而要挟孟丽君做他的妃子，特地扮作内监来到相府，命孟丽君为他脱袍，孟丽君深知其 意，故未从命。而她为此提出的理由则是“已为皇甫芝田妇，怎受金书玉册封”，是“一点孤贞岂敢衰”、“持贞殉节违王命”［90］。可见这是为坚守为妻之贞 节而与君王的淫威抗争，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摧破君父夫三纲。  www.6park.com
第十四卷第五十四回写郦君玉在皇帝之前面斥其父母，使其父母当众受辱，此后几回又写其母因此得了重病，郦君玉却置若罔闻，仍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孟丽君。这正 如其母韩氏所说，是“父母丈夫都不认，贪图这，高官厚禄立朝纲”，是“为利名心重而骨肉情轻，置父母于不问”，是“一旦变心如此狠，反不及，贫门小户俗钗 裙”［91］。故此类描写所起的作用，不是摧破父纲，而是背弃人性，根本背离了作者为天下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初衷。  www.6park.com
至于皇甫敬的屈膝请行与挽轿，显然不是因为对方是孟丽君，是自己的儿媳，而是因为对方是郦君玉，高居相位，自己又有求于他（她）；皇甫少华的跪拜，显然不 是因为对方是孟丽君，是自己的妻子，而是因为对方是郦君玉，是自己的恩师。故此类描写所起的作用，不是摧破夫纲，而是维护师道尊严，维护等级名分。  www.6park.com
郭沫若曾说：“其实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道德，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 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乱。……实际上她还是在那里鼓吹忠孝节义。”［92］与陈寅恪所说相 比，郭沫若此说显然较为接近《再生缘》的实际思想。但也有必要指出，所谓“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再生缘》确实有此思想，但反男尊女卑不等于反夫为 妻纲；所谓“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再生缘》确也有此思想，但这不是反父、夫二纲，不是反封建道德秩序，而是反人性；所谓“挟孝悌 力行而犯上作乱”，则《再生缘》无此思想， 因为它明言“皇恩自是比天高，只为朝纲有佞臣”、“若得报仇和雪恨，那时解甲顺明君”［93］。  www.6park.com
陈寅恪又说： “夫为男子者可蓄多妾，而妇人则 不应妒忌，此男尊女卑，吾国传统夫为妻纲之教条也。楚生（《再生缘》后三卷作者梁德绳号楚生——蔡按）乃此教 条下之信徒，既行之于身，复出之于口，更笔之于书矣。至若端生，其作《再生缘》时，虽尚未适人，但关于夫为妻纲之说既力加排斥，……所可笑者，楚生以苏映 雪性情柔顺，为最合理想之妇女，孟丽君适与相反，固所不取。殊不知在端生书中孟丽君初期本为苏映雪即梁素华之夫，……而梁素华及皇甫少华两人名中‘素’、 ‘少’二字音又相近。此虽为才女颠倒阴阳之戏笔，然可见其不服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古训，楚生乃啧啧称赞不置，恐端生地下有知，亦当失笑也。”［94］ ［94］但《再生缘》第一回盛赞“郑氏如昭商客女（即孟丽君的前身——蔡按），……德性温柔无妒忌，……敬公姑，晨昏不缺饥寒礼；和姊妹，闺阁无争大小 仪。如此为人真可羡，正应该，同胶似漆作夫妻”，又说皇甫少华有妻有妾，妻即孟丽君，妾为苏映雪与刘燕玉二人，刘燕玉“只为生前嫉妒，现在泉下悲哀，尚未 超升仙界。今日令其托生于皇甫敬之仇家为女，日后仍令作东斗星（即皇甫少华前身——蔡按）之妾，……此世托生之后，若肯洗心改过修善，再归本位未迟” ［95］。由此可见两点：第一，认为妇女应有柔顺之德而不妒忌，梁楚生有此思想，陈端生同样有此思想；第二，陈端生于篇首开宗明义，已为全书安排了皇甫少 华一妻二妾的结局，她并未反对“男子可蓄多妾”，并未“不服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古训”。  www.6park.com
应该说，《再生缘》通过孟丽君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对男女平等理想的追求，在18世纪的封建中国，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但此书既未能摆脱忠奸之争与大团 圆结局的老套，又充斥着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的陈腐思想，对这一点也不应忽视。陈寅恪对后一点 既不明确指出，更不予以批判，对前一点则不顾实际，无限拔高，大加颂扬，此种做法显然不妥。 
    
(二)如何评价《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于《柳如 是别传》第一章《缘起》说：“披寻 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愤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 《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 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96］此说也是研究者们所乐于称道的。但对此说也需加以分析。 
首先有必要指出，研究者们往往将此处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纪念碑铭》所说“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混为一谈。如刘梦溪在《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中说陈寅恪“最看重 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时，首先举出《纪念碑铭》作为例证，然后就说“《柳如是别传》的撰写，也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7］；在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又说“陈寅恪所标举的 ‘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中华学术思想……走向现代的方向”［98］。又如王焱在《陈寅恪政治史研 究发微》中说《柳如是别传》“意在……揭示古代社会制度与纲常名教对个人的压迫，以彰显我民族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99］。这都是将《柳如是别 传》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为个人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显例。而陈寅恪在《柳如 是别传》中所说却明明是“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所谓“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其上文所说，就是亡国遗民的“孤怀遗恨”，就是“三户 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或如其后文所说，就是屈原那种“沉湘复楚之志”［100］，它与个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显然不能混淆(详后 文)。  www.6park.com

其次有必要指出，陈寅恪在《柳如 是别传》中对“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进一步的阐述。他在此书第三章说，柳如是之所以能“以少日出身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沉湘复楚之志”，是因为 她经陈子龙等“几社名士之薰习”，具有“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101］”。他又推崇顾云美（苓）及其所著《河东君传》，认为顾氏“不仅以文学、 艺术见称”，而且是与钱谦益、柳如是“同心复明”的“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故其书能深明钱柳关系所蕴涵的“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 义”，寄托“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102］。所谓“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语本顾炎武《日知录•正始》，而《日知录•正始》的主旨就正是“发幽光而 励薄俗”，所以它痛斥正始名士，认为如若像正始名士那样“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就会“使天下无父无君，而人于禽兽者”。这就是 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人的本质的高度，认为遵循纲常名教才成其为人，背离纲常名教则成为非人，成为禽兽。所以它认为纲常名教是与天下所有人有关的“大义”，认 为保卫此纲常名教之“大义”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得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结论，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 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陈寅恪肯定柳如 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推崇顾云美“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说明他所要表彰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还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爱 国精神，而是他心目中体现中国文化特质、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思想与根本精神的君臣大义、纲常名教。 
复次还有必要指出，《柳如是别传》除《缘起》外共有《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河东君 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复明运动》四章，可见此书的主要内容并非体现“孤怀遗恨”与“三户亡秦之志”的复明活动（这一部分仅占全书1／3篇幅）， 而是钱柳关系及“河东君与陈卧子（子龙）程孟阳（嘉燧）谢象三（三宾）宋辕文（征舆）李存我（待问）等之关系”，即柳如是这位江南名妓与众多文人墨客的风 流韵事（这一部分的篇幅约占全书2／3以上）。尤应注意的是，在此后一部分，陈寅恪视柳如是 为尤物——男子们的玩物，不仅对那些风流韵事钩沉索隐，详加考证，而且津津乐道，兴味无穷。为说明问题，兹举数例如下。     www.6park.com
其第三章发前人未发之覆，考证出柳如是《男洛神赋》是为陈子龙而作，于是发表议论，说：“此数年间，卧子与河东君情好笃挚，来往频繁。卧子正当少壮之年， 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自河东君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三百年，迄于今 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者矣。呵呵！”［103］（此书另一处曾说：“《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 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当时后世竟以佻挞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之极矣”［104］。实则上引那段议论对《男洛神赋》也是“以佻挞游戏之作品目 之”。） 
    
同一章又考证柳如是与唐叔达（时升）、李茂初（元芳）、程孟阳（嘉燧，又称“松圆诗老”）诸老嘉定之游，说“是时叔达年八十四，茂初年七十一，孟阳年七 十”，“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夕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此外 还有“程唐‘二老’是夕真可谓风流之至”、“程唐诸老癫狂倾倒，一至于此”、“程唐李诸老……奔走酬酢，力尽精疲”等语；又引程孟阳《朝云诗》八首之一 “针楼巧席夜纷纷，天上人间总不分。绝代倾城难独立，中年行乐易离群。会逢银汉双星渡，真见阳台一段云。堪是林泉携手妓，莫轻看作醉红裙”，说“此首第二 句‘天上人间总不分’，‘人间’当指唐氏寓园，惟不知诸老中谁有牛郎之资格？若以年龄论，松圆比唐李为最少，其所以偏怀野心者，殆由此耶？一笑”；又说 “松圆诗老或其他好事胜流自河东君离去嘉定后，眷恋不忘，非仅形诸吟咏，更取其寓疁最久园中亭树之名以为其香车经游园巷之称，殆有似世俗德政碑、去思碑之 类，亦即《诗经•召南•甘棠》篇思人爱树之别解耶？一笑”；又说“考河东君以祟祯八年秋深别卧子于松江，……值此惆怅无聊之际，当思再作嘉定之游。何况练 川诸老知其已脱几社名士之羁绊，逸兴野心遂大发动，更复殷勤促其重来，以践崇祯七年初秋相别之宿诺耶？孟阳诗中‘况值新知多道气’句之‘新知’自指河东君 言。……松圆用少陵‘多道气’之语，岂欲‘从此数追随’河东君耶？窃恐阿云（即柳如是。据陈寅恪考证，柳 如是本姓杨，一度以“杨朝”为姓名，以“朝云”为字——蔡按）接对唐李程诸老之际固多道气，但其周旋宋辕文、陈卧子、李存我之时则此‘道气’一变而为妖 气，松圆于此可谓‘枉抛心力’矣。又，茂初卒于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其卒前一年尚与此：多道气’之‘新知’相往来。《论语•里仁》篇‘子曰，朝闻道，夕可死 矣’，朱注云‘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然则若茂初者，殆可谓生顺死安者欤”；又考证钱谦益删程孟阳诗，说：“牧斋于松 圆与河东君之关系虽不甚隐讳，然值此重要关头，即‘云生留予家’之问题，则风流才子之钱谦益亦不得不仿效迂腐之王鲁斋柏，撰著‘诗疑’，于郑卫诸篇大肆删 削矣。呵呵！”［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