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一篇长恨有风情 1　 由 屠小七 于 2011-01-06 11:08

《诗　海　沉　帆——杨贵妃马嵬后历史揭谜》
杨贵妃,名玉环,华阴人,后随家迁至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唐玄宗贵妃,原为唐玄宗 儿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白居易 << 长恨 歌 >> ).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她原为玄宗第18子寿王之妃,后经大臣推荐,唐玄宗见她有倾城倾国之色,后招入宫做女官,天宝 四年封为贵妃,从此杨门一族权贵显赫.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的唐玄宗仓皇南逃.途经马嵬坡,大将玄礼和部下认为杨家祸国殃民,怒 杀杨国忠,迫使玄宗赐杨玉环自缢.贵妃死时,年38岁. 杨贵妃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逸闻趣事引起文人墨客诸多感慨.晚唐诗人罗隐在平乱返长安途 径马嵬坡时作诗:"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清人赵长令有诗云:"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亲关;祸端自是 君王起,倾国何须怨玉环."
719～756年，唐代蒲州永乐人(陜西华阴县人)。通晓音律，能歌善舞。最初为唐 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的王妃，唐玄宗见杨玉环的姿色后，欲选入宫中，着为女道士，号太真。天宝四年（745）入宫，得唐玄宗宠幸，封为贵妃，（时玄宗年六十 一，贵妃年二十七）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势倾天下。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至执鞭，贵妃的织绣工就有七百人，更有争献珍玩者。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 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二人均被升官。于是，百官竟相仿效。杨贵妃喜爱岭南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急运新鲜荔枝到长安。 后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 途至马嵬坡，六军不肯前行，说是因为杨国忠(贵妃之堂兄)通于胡人，而致有安禄山之反，玄宗为息军心，乃杀杨国忠。六军又不肯前行，谓杨国忠为贵妃堂兄， 堂兄有罪，堂妹亦难免，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安史治乱与杨贵妃无关，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  www.6park.com
白居易的述事长诗《长恨 歌》中，有一段描写了玄宗在蜀中的流亡生活：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 主朝朝暮暮情，行宫望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关于此段的最后一句，《明皇杂录》中有如下记载： 
　　“明皇既幸蜀， 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幸亏野史上留下 了这么一段文字，否则，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雨霖铃》词牌原来是玄宗所制，更无从猜出“夜雨”句中暗藏的词牌哑谜了。那么，在“夜雨”句的上联“行宫 望月伤心色”中，是否也暗藏了玄宗的词牌呢？而此句的意境和辞句，与《忆秦娥》、《菩萨蛮》是有相通之处的。 
　　玄宗对“秦楼 月”的感情何其至深！五代王德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望月台”的故事：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 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兵，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从字面上看来， 这应是天宝十四载八月十五的事情，因为同年十一月，安史之乱就爆发了。由此可见，玄宗对“八月十五秦楼月”的怀念，决不会亚于“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 私语时”。当他两年后在成都再度八月十五时，抚今追昔，感事伤怀，其创作的冲动当是难以遏制的。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产生于作者困厄之时，“既长文学，复擅 音声”的唐玄宗，在经历了马嵬惨变之后，已经具备了创作出象《忆秦娥》这样的伟大作品的一切必要条件。 
　　此段中另外一些句子也 很值得推敲：“黄埃散漫风萧索”，与玄宗创作《雨霖铃》时的场景相似，有元稹的《琵琶歌》中“因兹弹作雨霖铃，风雨萧条鬼神惊”句可作佐证；“云栈萦纡登 剑阁”，与玄宗诗《幸蜀西至剑门》中的“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颇有相通之处；“寒山一带伤心 
碧”中的 “一带”，应是指寒山脚下的蜀江，此句与“蜀江水碧蜀山青”所描写的当是同一景色。 
　　虽然“一带”与成语“一 衣带水”亦相通，可是笔者总疑心它是“衣带”的误笔。 
白居易据此写了一首讽谕诗《李夫人》。  www.6park.com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  www.6park.com
夫人病时不肯别，死后留得生前恩。 
君恩不尽念不已，甘泉殿里令写真。 
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 
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链金炉焚。 
九华帐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 
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 
既来何苦不须臾？缥缈悠扬还灭去。 
去何速兮来何迟？是耶非耶两不知。 
翠蛾仿佛平生貌，不似昭阳寝疾时。 
魂之不来君心苦，魂之来兮君亦悲。 
背灯隔帐不得语，安用暂来还见违。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贵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 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 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 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 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 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 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 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 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 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 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 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 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 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 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 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 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 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 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 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 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 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 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 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 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 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 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 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 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 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 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 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 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 “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 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 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 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 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 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 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 “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 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 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 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 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 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 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 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 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 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 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 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 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 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 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 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 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 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 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 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 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 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 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 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 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 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 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 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 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 “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 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 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 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 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 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 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 多的东西。
从梳理历史上李杨爱情的多重视角入手,进而分析作者白居易在对李杨爱情评价上所抱的诸种复杂心理,再分析作品的多重意蕴以及各种歧解互相融通的可能性。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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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史料载,杨玉环乃绝代姿色,不仅“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且“善歌舞,通音律”。1她由寿王妃转而成为玄宗的妃子,且专宠十多年,恩爱不衰,使晚年安享太 平的玄宗沉溺于其美色之中,耽误朝政,安史乱起,命丧马嵬坡,而玄宗从此思念哀伤不已,郁郁以终,留有了蜀中苦情、南内相思、方士寻觅的确切记载。这个事 件本身的曲折复杂、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引起了人们的长吟不衰及从不同角度的思考认识和评价。现举几种较有影响的看法: www.6park.com
1. 指杨妃为祸水,视玄宗宠爱杨妃为荒淫误国。李杨的身份使李杨的爱情关系笼罩着极浓的政治色彩。杜甫《北征》诗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 宣光果明哲”,作为一位忠心耿耿的封建士大夫,他最早从政治历史的视角将杨妃等同于使西周覆亡的褒姒和使殷商灭亡的妲己。其后,唐人在有关诗文中,即常常 将杨妃视成祸源,特别是在反省天宝战乱之由时,总是常把玄宗宠杨妃视为荒淫失政,是招致倾败的主要因素。如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 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刺李杨奢糜享乐,扰民害物其二“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 始下来”, 更是认为李杨的荒淫导致了安史之乱。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认为杨妃倾国,致使京 城沦陷、玄宗出奔的意思表达得很婉曲。把玄宗荒淫,杨妃倾国之意表达得最为充分集中的要数《旧唐书•玄宗本纪》,其最后赞云“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 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 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此,可不慎 哉!”。宋人持论显然比唐人苛刻,从唐朝开国继中宗朝韦后再到杨妃,居然理出一条“女之祸”的历史线索,并认为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其后奢侈淫乐的 “性习相远”,完全由杨妃所致。清代乾隆也是个女祸论者,贵妃死后他为玄宗的相思辩护,认为“(玄宗)南内归来,倘返而自咎,恨无终矣。遑系心于既殒之妇 邪?”。“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想奚磬,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2。批判玄宗重色纵欲,抱恨终天。 www.6park.com
2. 视杨妃之荣辱生死为唐帝国盛衰的标志。把慨叹杨妃之死与哀痛国家破亡连系到一起的,也是从杜甫开始。至德二载,他在被困长安时有感于国破家亡,作《哀江 头》。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旗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啃黄金勒。翻 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里的引文去掉了 首尾四句诗人自我交待,所保留的全诗中间的主干部分,完全是结合时代与国家盛衰,为李杨爱情及其悲剧结局所作的深情吟唱与哀挽。“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 阳殿里第一人”无疑是指杨妃,“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同样是指杨妃。萧涤非先生注云:“清渭东流,指贵妃?葬渭滨。马嵬驿南滨渭水。剑阁深, 指玄宗入蜀,去住彼此,指玄宗贵妃。无消息,即《长恨歌》所谓‘一别音容两渺茫’”。3何以在《北征》诗中视杨妃为祸水,对诛杨妃大加称赞的同一诗人在这 里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呢?原因只有一个,在这里杨妃的生死荣辱已成了大唐帝国盛衰的一个标志,一种载体,这才是杜甫转换态度的一个心理契机,他悲杨妃又不 仅仅是悲杨妃。杜甫在这里倾注了对李杨下场的同情,就融合了国家盛衰之感在其中。杜甫之后,中晚唐文人由李杨悲剧联想到唐王朝的衰落,或由唐王朝的衰落联 想到李杨悲剧更是常见。咏华清宫及咏马嵬成为习见诗题,“饱经战乱创伤的人们借此故事传递和宣泄出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世变迁的感伤情绪,表达出安史之乱 后人们感到‘中兴’成梦而流露出的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天盛世’的悼惜之情”。4于是,该题材不断激发起人们的怀旧情绪。据《唐诗纪事》卷五十六云“马嵬太 真缢所,题诗者多凄感”。题马嵬者如此,题华清宫者也是如此。郑?的《津阳门诗》铺叙杨妃之死,连带感叹繁华的消歇,最为详尽:“马嵬驿前驾不发,宰相射 杀冤者谁?长眉鬓发作凝血,空有君王潜涕?……宫中亲唤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花肤雪貌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銮舆却入华清宫,满山红实垂相思。飞霜 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下风??……鼎湖一日失弓箭,桥山烟草俄霏霏。空闻玉?入金市,但见铜壶飘草帷。开元到今?十纪,当初事迹皆残隳”。在类似这样一些描 写和抒情里,诗人慨叹杨妃之死与慨叹唐王朝衰落融合在一起。 www.6park.com
的确,唐玄宗和杨贵妃关系堪称中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其爱情悲剧的发生 又正好与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政治悲剧叠合。于是,爱情与历史,人情与政治水乳交融到了一起,一段历史,一段艳情,一种惋惜,一种感伤。 www.6park.com
3. 为杨妃冤死鸣不平的反“祸水”说。杨妃虽受极端恩宠,却并没有象武则天、韦后那样插手朝政。安史之乱爆发,她为之付出的代价是生命。杨妃的境遇有让人同情 的一面,因此在女人“祸水”的贬责声中,也随之出现了为其冤死鸣不平的诗篇。晚唐温庭筠《龙尾驿妇人图》云:“慢笑开元有?臣,直教天子到蒙尘。今来看画 犹如此,何况亲逢绝世人”,嘲笑诿过于女子的迂说,强调美色不可抗拒的力量,意在极赞杨妃之美,而与“祸水”论自有本质不同。此后唐末诗人高骈、黄滔、罗 隐、徐夤等均与“祸水”论公开唱反调。高骈《马嵬感事》云:“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蝉鬓不随銮舆去,至今空感往来人”,直以杨妃之死为冤。黄 滔《马嵬》诗云:“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祸胎自蛾眉”,认为玄宗逃蜀乃天意,与杨妃无关。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时。泉下阿蛮 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诗意是对僖宗避黄巢奔蜀地进行讽刺,但在借阿蛮之语作讽刺时,却也给杨妃翻了案。徐夤的《马嵬》诗则更进一层:“二百年来事远 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徐夤以张均之流作为反衬,不但认为杨妃无过,而且认为她以死报君。后来清人洪?的《长生殿》继承 了此说,进一步将杨妃塑造成无过有功之人。国难当头,她勇于为国献身,主动为爱情承担罪责,“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也是“一代红颜为君尽。”战 乱平息后,玄宗为之雕像表彰其“为国捐躯”,这是清代剧作家大胆的“解读”。 www.6park.com
4. 认为李杨之间存在爱情,甚至肯定其真挚,赞扬其生死不渝。在人类历史上,爱情观念是不断发展的,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间,表现的形态也各自有所不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当事人双方互相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 浪漫事迹中,或者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5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在古代帝妃之间自然不可能有,但同时不能排斥,李杨以及中国古 代某些上层男女之间的关系,具有恩格斯所说的“浪漫事迹”的性质。唐人对李杨关系予以批评谴责者不少,由于李杨故事本身的政治色彩,唐人在观照它时就相对 少一点那种审美所必须的“距离感”。但一般只是认为玄宗不该溺于情,荒于政,而并不否认他们有情。杜甫《哀江头》言“人生有情泪沾臆”,既有作者哀悼之 情,也包括当事人李杨之情。李商隐《马嵬》二首主要倾向是对李杨加以讽刺,但第一首中“自埋红粉自成灰”句用了两个“自”字,沉重慨叹之中,也包含着对李 杨因溺于情而“自我断送”,“自我牺牲”的怜惜意味。第二首是脍灸人口的七律,“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如果此诗是对李杨之“情”的彻底否定,那么就不会有回肠荡气的悲剧效果。这里的前提显然是承认两人有情,“他生未卜此生休”,有对两情长在乃至永恒的幻 想,对美被毁灭的痛惜。正因诗中包含了这样的因素,才让人对马嵬惨剧感慨不已,而非简单地只是投以轻蔑了事。象李商隐这样虽讽刺又不乏承认李杨之间有情感 的诗,在中唐为数固然比较多,但不带讽刺,而只咏李杨之间一片真情的诗也并不少。如 www.6park.com
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主重解得,一 生遗恨系心肠。(张祜《太真香囊子》)《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张祜《雨霖铃》)云愁鸟恨驿坡前,孑孑龙 旗指望贤。无复一生重语事,柘黄衫袖掩潸然。(张祜《马嵬归》)上皇銮辂至巡游,雨泪无言独依楼。惆怅眼前多少事,落花明月满宫秋。(高蟾《华清宫》) www.6park.com
以 上诸诗,就玄宗佩杨妃所遗香囊,谱写寄托相思之愁的《雨霖铃》曲以及途经马嵬和回宫后巡游等事加以咏叹,情事历历,其间亦渗透着李杨之情毁灭的浓厚感伤。
除 了从活着的玄宗一方加以咏叹外,黄滔甚至从死后贵妃一方抒发感慨,《马嵬二首》其二云:“龙脑移香凤辇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台若使香魂在,应作烟花出陇 头”。幻想杨妃死后仍真情不泯,香魂能再作为美的化身出现于人间。 www.6park.com
据陈鸿《长恨歌传》载,王质夫劝“多于情”的白居易“润色”这一“稀代 之事”,免得其“不闻于世”,并且几个文人曾为之“相与感叹”,这里面亦承认了李杨之间“情”的成份。清代洪?在《长生殿自序》中明确表示自己为“帝王家 如此钟情者,自古罕有”所感动,他将李杨题材中“情”之主题推到极致,彻底摆脱了以前的封建偏见,尤其对杨妃的形象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生前她对 爱情忠贞如一死后“万种罪过都可以忏悔,只有那一点痴情,爱河沉未醒。”最后作者又用浪漫主义手法突出他们生守前盟,死抱痴情,感天动地,同登仙籍,永久 团圆,借以抒发了人类美好的爱情理想。正如其开篇《传概》所云“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和 死。”这儿强调了“情”能突破生死时空界限的巨大力量,是一个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作家才深切感受到的,其载体即李杨之情。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