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器物记忆”: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评述
伴随着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博物馆逐渐成为市民吸收知识、扩展眼界、获取灵感的文化高地。博物馆不仅向观众展示着我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艺术传统,一些域外文化藏品也展现出我国与世界的微妙历史关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记忆,也是珍贵的物质文化见证。正如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刘刚先生所言,上海、广州两地的博物馆具有突出的藏品优势,是展示“中外交往史”的理想场所。 6park.com上海博物馆在域外文化藏品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域外文化藏品的研究和展示也日益受到重视。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定居的外国商人不仅带来了资本、技术、理念,欧美艺术品因洋房居所的陈设需要也不断流入我国,上海遂成为它们最为集中的区域。瓷器起源于中国,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瓷器制作长期领先于西方;不过,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大陆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欧洲陶瓷制作后来居上,品质日益超过中国瓷器。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对陈设瓷品位逐渐改变,欧洲陶瓷逐渐占领高端市场,优秀陶瓷匠人的参与也造就了一批欧洲瓷器的知名品牌,对日后的世界陶瓷艺术影响深远。随着城市的商业繁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上海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欧洲陶瓷器,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大量散落民间。上海博物馆先后组织本地征集,共入藏欧洲陶瓷、玻璃器1000余件,在馆内形成了一个专门类别的收藏,其中部分藏品定级至国家三级文物,展现出相当的历史、文化、美育价值,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见证。
目前,上海博物馆通过发行图录《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器》(2002年)以及展览“海西流光: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展”(2002年)、“流光溢彩: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展”(2023年)等形式将馆藏欧洲陶瓷精华部分向大众展出。这些器物不仅体现了欧洲工艺美术中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特征,更是在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ism)、“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装饰主义(Art Deco)等美术大变革思潮下展现出欧洲器物设计的历时性演变,展现了有别于中国瓷器的独特艺术面貌。
因此,笔者通过实地探访,针对当前已经展出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欧洲陶瓷做一个回顾性的探讨,以此丰富我们对世界瓷器艺术与海派文化的认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艺术理念急剧变化的一个时期,欧洲瓷器艺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装饰理念。一方面,陶瓷艺人追寻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美学理想,将瓷器艺术装饰围绕古代神话展开,形式上多利用浅浮雕的手法呈现出一种庄严、雅致、平衡的画面感。阿波罗、维纳斯、丘比特、缪斯等神话人物被演绎成各种形态,各类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生活场景被重现出来,呈现出一种再创作的热潮。展品中一件德国梅特拉赫堆塑人物素瓷缸(图1)即是这一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瓷缸的装饰主题是白色浅浮雕的缪斯女神,她们身着希腊式的长袍在草地上翩翩起舞,透露出世俗的欢乐气氛,有别于古典雕塑的中正、肃穆、神秘,画面中反而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气氛,反映出新古典主义装饰向世俗化审美靠拢的倾向。
6park.com图1 德国梅特拉赫堆塑人物素瓷缸
新古典主义的装饰可视作欧洲陶瓷匠人对古代审美的回归,也有赖于欧洲市场的风向变化,折射出欧洲贵族精英转向拥抱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的时代背景。不过,欧洲陶瓷的另一种风格则走向探寻神秘古老的东方美术法则。
展出的一件皇家哥本哈根赏瓶(图2)显示出19世纪末欧洲取法东方的新艺术风格。一方面,瓷瓶的形制来源于古希腊常见的陶罐外形,这种陶罐造型呈扁壶状,两侧“系带”造型飘逸灵动,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陶瓶样式。另一方面,瓷器的装饰采用了高温釉下彩的技术,画面呈现出一种写意般的抒情效果。瓷器画面中少有细节的打磨,取而代之的是舒朗的笔触以及浓淡自然过渡的写意效果。根据其年代推断,此件作品应该是丹麦著名瓷器设计师阿诺德·克劳格(Arnold Krog)的手笔。他曾作为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改革了瓷器的烧制和绘画手法,将中国的文人画的精神引入瓷器装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欧洲“水墨写意”风格瓷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当地报纸将阿诺德·克劳格比作法国工艺美术大师埃米尔·加莱(Émile Gallé)齐名的新艺术风格领军人物,并称赞他具有捕捉欧洲风景的独特眼光。
图2 丹麦皇家哥本哈根写意风格瓷瓶
新艺术风格瓷器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法国赛夫勒瓷器厂。法国是当时的欧洲制瓷大国,也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其工艺美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瓷器的制作上,在木器、水晶、金银器等方面也十分卓著。19世纪末的法国瓷器设计依旧延续了宫廷的华丽色泽,但在装饰上大胆采用自然主义的异域纹样,使其呈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展出的一件法国赛夫勒花瓶(图3)器身修长,装饰有浓艳的菊花纹样,着实表现了新艺术风格中更为鲜艳的面目。这类花草主题的纹样在新艺术时期的海报、壁纸、家具上往往可以找到踪迹,是极具代表性的装饰手法。同时,这件瓷器的装饰较少使用法国传统的重描金彩绘方法,华美中透出的是轻松、时尚的气息。
图3 法国赛夫勒花瓶
俄国的瓷器较少出现在欧洲瓷器的学术研究中,而上海博物馆却藏有一件精美的俄国挂盘,值得观众细细品味。展出的这件俄国乡村人物瓷盘(图4)画面精致,表现了两位乡村姑娘在树下休息的场景。挂盘的尺寸硕大,口沿用精细的描金图案装饰,明显是承袭了欧洲宫廷瓷器的传统。自16世纪中国瓷器输入欧洲以来,精美的瓷质挂盘往往用于装饰贵族的宅邸,尤其在壁炉周围形成了室内最富有东方情调的展示区域,用以显示主人的财力与品味。随着欧洲瓷器业的成熟,贵族们陈设的瓷器也不乏精美的本土瓷器。比如,这件俄国瓷盘富有多种装饰性元素,充分展现了俄国绘画师高超的绘画技巧,显示出俄国在传统绘画领域的深厚功底。另外,俄国皇家瓷器厂自1744年建厂以来,逐步形成自身的美术培训体系,甚至在瓷器厂内设置艺术学校,高品质的彩绘工艺也使其成为俄国瓷器艺术的最高代表。显然,这件瓷盘自然成为我们了解俄国工艺美术绘画成就的一扇窗户。
图4 俄国彩绘人物风景挂盘
荷兰陶瓷行业发端较早,早在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的时期,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匠便开始仿制中国的青花瓷。由于材料相对廉价,制作工艺精湛,代尔夫特青花陶器成为欧洲广大市民更为经济的青花瓷代替品,并随着荷兰的全球贸易活动出现在世界各地。展出中的一件代尔夫特青花扇形陶器(图5)凸显了荷兰青花陶器的个性设计。一方面,这件陶器的青花装饰早已摆脱了对中国青花瓷纹样的模仿,表现出更早历史时期的荷兰码头生活场景,并在青花的浓淡过渡上体现出画面的纵深感,有别于东方瓷器的平面化图样。另一方面,扇形的外观设计似乎与东方的扇面绘画保持着一种形式的相似,但扇子的外观明显是模仿欧洲淑女折扇,有着浓烈的东西文化融合倾向。
图5 荷兰代尔夫特青花扇形挂盆
奥地利维亚纳是德语地区较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也是欧洲瓷器重镇之一。展出的一套20世纪初期维也纳装饰艺术风格的茶具(图6)由浓烈的色彩拼接和几何线条组成,是欧美设计风格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代表性作品。装饰艺术风格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并不陌生。外滩万国建筑群中的不少大楼是装饰艺术风格的经典案例,比如,墨绿穹顶和几何线条组合为特征的沙逊大厦深得装饰艺术的精髓,也是今日上海和平饭店的所在地。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武云霞教授曾表示:“伴随摩登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在欧美流行,这种风格对上海的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构成上海近代城市形象的主要轮廓线。”因此,这套维也纳茶具的巧妙之处不仅在于呈现了瓷器设计的理念变化,更与上海城市建筑的美学形成了呼应,让我们在历史的两个维度上看到上海与世界美术潮流的互动。
图6 维也纳装饰主义风格茶具
如上所见,这一时期的欧洲瓷器品质最高者通常出自一些具有王家背景的窑厂,有时也被中国收藏者称为各类“欧洲官窑”。不过,少量没有款识的欧洲瓷器也展现出高超的制作水准。展品中一件产自德国的素瓷雕像(图7)即是其中的上乘之作。素瓷像表现了一位希腊风格的女性休憩在花草间的石头上,造型精准,气质淡然,显然欧洲瓷器匠人在模拟欧洲大理石的美学质感。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著名窑厂广泛开展复制大理石瓷像、浮雕的业务,可见大型瓷厂的素瓷像生产也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素瓷像所呈现出的高水准可能与欧洲的美术训练方式息息相关,加之此时正处在大量古希腊罗马雕塑被“再发现”的历史时期,故而尊奉古典美学的瓷塑也直追古意,常常能见到眼前一亮的作品。
图7 德国生瓷裸女坐像
展览中的英国陶瓷器尤为罕见,除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韦奇伍德(Wedgewood)贴塑炻器(英国生产的一种硬陶器,与中国的宜兴紫砂瓷质类似),英国陶瓷器似乎处于“展览缺位”的状况。一方面,陶瓷学界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陶瓷业大步走向机器化的大规模生产,收藏价值不高。另一方面,英国陶瓷器在风格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依旧延续了19世纪上半叶的生产样式,艺术性体现不足。不过,笔者曾在上海购得一对英国斯塔福德郡生产的茶杯(图8),依据款式应在民国时期。这对茶杯是典型的英国骨瓷茶具,即一种加入了小公牛骨粉的薄胎瓷器,曾在欧洲风靡一时。茶杯外壁是描金的几何线条,内壁则是湖蓝色的釉面,葵口大耳,放置在餐柜中也尤为典雅大方。
图8 英国斯塔福德郡茶杯一对 笔者个人收藏
上海博物馆的欧洲陶瓷器已经在国内巡展数次,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工艺美术史颇有启发。随着上海博物馆新馆(东馆)的建成,笔者相信上海博物馆藏欧洲陶瓷器将有更多机会与本地观众见面,让大家领略这一段独特的沪上“器物记忆”。 6pa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