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赚钱不靠潜规则！揭女主播艰难成名血泪史[图文27P]1　 由 静静的幸福 于 2011-07-26 12:11

  

　　李静 

　　1992年进入北京电视台，3年后进入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央视，筹建自己的公司。李静在演艺圈人脉颇广。而她的丈夫黄小茂——当年的校园民谣领军人，现在的华纳唱片总经理，比她资历更深。两人的资源加在一起，为李静做名人访谈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关于王菲和李亚鹏的女儿的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李静把李亚鹏的经纪人马葭请到了《娱乐麻辣烫》，谈“小菲女”唇裂真相，为这个新生节目赢得不少关注。“王菲和小茂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很熟。”李静说。而她自己与景冈山的太太马葭也颇熟识。 

　　但是节目做多了，她发现跟明星太熟也未必总是好事，周迅那次就是一个例子：“她把生活中的隐私都向我敞开，她住哪里，家是什么样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不能到电视上把这些都贡献出来。” 

　　“我特别想知道奥普拉生活中跟那些明星关系是不是也很密切。”李静说，“我认为好的主持人不应该和明星走得太近。” 

　　李静把自己的朋友分成几个圈子，明星是一个特殊的圈子，她不会与他们深交，真正能建立友谊的，是和那英、买红妹组成的“妈妈团”。三人的丈夫也是朋友，但是三人通常是自己带着孩子、保姆来聚会。“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阿姨把孩子带走，我们就一起去蹦迪，做一次身体‘排毒’，晚上11点多，就各回各家。说的都是老娘们儿之间的话。我们也叫‘怨妇团’，因为基本都在骂自己的老公。”李静哈哈笑着说。 

　　比起明星，李静更多的好朋友是娱乐圈的幕后从业者。在《娱乐麻辣烫》里嘴下不留人的秋微、苏威都是李静的好朋友。 

　　“他们都有性格缺陷，专爱说你不爱听的话，一点面子不给。但他们善良、有正义感、有好恶。我们一起去五星级酒店，他能特别大声地打嗝。我做不到，但和他们在一起我特别高兴，有一种践踏、挑衅，恶作剧的感觉。”李静说。 

　　结交这类朋友，始自李静的高中时期。“我上学时候，你要不让我当班长，我就是最捣乱的那个孩子，我决不做中间的。”李静说。高中时，她什么“领导干部”都没能当上，很快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转变成“坏学生领袖”：别人忙高考时，她却买了双回力牌球鞋，在家里练霹雳舞。 

　　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时候，她和一帮文艺青年喝啤酒、吃花生米、看闷片儿，聊弗洛伊德、伯格曼，在走廊里跳斗牛舞。 

　　毕业后本来在电视台工作的李静，常常被这些一心想着拍地下电影的同学嘲笑：“他们特别看不起我，说你真傻，整天在电视上穿着西装说那些话，你是那种人吗？” 

　　在同学的撺掇下，李静花3万元钱从香港买了一个剧本，《跳楼爸爸》，“找谁谁都不投资，说你这跳楼都得动用消防队，投资太大了。” 

　　电影做不成，李静开始琢磨做《世界电影精彩片段赏析》：“我自己租了碟，倒成带子，我们同学剪，剪完自己研究、自己配音，连一东北腔的都来配音了。做出20集，分喜剧片、言情片什么的。还花了一万五请一个大师做了片头。做完我就拿去电视台发，一个台都没卖出去。” 

　　经历了这些失败之后，还跟着外号“李没准儿”的李静一起折腾的，都是她的铁哥们儿。这些哥们儿也就成为《超级访问》的最初班底：“当时都是感觉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正经工作，但后来都是大制作。我的舞美，后来是《金粉世家》的舞美。我的摄影，后来专门拍mv的，很有名。” 

　　江湖本色 

　　自由就得受累 

　　李静刚下海单干时，中国电视业的个体户还很少，她和《娱乐现场》的制作人王长田、《欢乐总动员》的制作人董朝晖都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其中，“李没准儿”的这个公司初始规模最小，竟意外地存活了下来。据李静自己说，目前播出的5档节目(北京电视台《超级访问》、重庆卫视《情感龙门阵》、青海卫视《今晚好聊》、华娱卫视《静距离》、旅游卫视《美丽俏佳人》)都在赚钱。　 

　　下海之前，李静在中央4套的《欢聚一堂》有份颇为清闲的工作。但是她天性就不喜欢清闲。她也竞选过《正大综艺》外景主持之类，却并未成功，更加觉得前途渺茫，甚至得了抑郁症：“我是认同感特别强的人，特别想被事业需要，被别人需要。在央视，我一周就上半天班，把一周的串词都录完了，我就没事干了，我能不抑郁吗？” 

　　第一期《超级访问》，尹相杰采访出炉之后，李静大为感慨：“之前我做了8年主持人，都是在用脖子以下说话，没用脑子说话。每天就是：‘春天来了，花儿开了，鸟来了，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你问我刚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但是《超级访问》让嘉宾感动，也让我感动，我才发觉，主持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事情。” 

　　刚开始做《超级访问》，李静也有些找不着娱乐的感觉。她和搭档戴军找到市面上能找到的各种娱乐节目，学习怎么搞笑。当时她“憋着浑身的劲去娱乐，其实又怕自己不好笑，又怕嘉宾急，就发懵。人越没底的时候就越high(兴奋)，差不多能跳起来了。其实心里都快哭了，特别不娱乐了。” 

　　现在李静觉得自己找到了娱乐的感觉：“真正的娱乐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可以随意调侃”，但8年的主持习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过来的：“刚开始做访问那会儿，这边跟嘉宾聊得挺高兴的，突然我就会特正经地来一句：‘请看大屏幕。’” 

  

　　 对于李静来说，真正难的是录影之前的准备和录影之后的推销，这是她以前从没接触过的。 

　　《超级访问》的第二期节目，嘉宾是朱时茂。朱时茂的助理记错了时间，就在录影前一天，朱时茂要去外地演出。 

　　“你知道‘晴天霹雳’四个字吗？就是那感觉。我鼓起勇气给朱时茂打电话。我说这是我第一个节目，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我们已经快崩溃了，而且有二百多个观众，你不来，我没办法交代。他后来说，你给我改到第一场，我把飞机改到10点。结果就做了。” 

　　当《爱的代价》音乐响起，朱时茂在军区歌舞团的老战友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李静看到朱时茂坐在那里，“歪着脖子，眼泪扑通就掉下来了”。此时的李静也已滋出了眼泪：“我也是为自己哭。我当时28岁，借钱特别难。我觉得旁边有钱人特多，就是借不到。因为我给人特别不靠谱的感觉。最后一个好朋友借了10万，在西城区一个职工大学搭了个景。” 

　　节目制作之后的推销，靠的则是李静一个朋友提供的一张电视台联系名录，挨个去打电话。《超级访问》虽然很快被北京台买下，但北京台是用广告时间与李静置换节目，于是她又得四处去找广告客户。 

　　到现在为止，《超级访问》与北京台仍是维持交换广告时间的协议。李静的其他4档节目则是与委托电视台签收视率，电视台提供基本制作经费，并给出一个基准收视率，如果李静的节目超出预定收视率，会按比例得到奖金，反之，就会被按比例扣钱。据李静自己说，她还没有一个节目被扣过钱。 

　　江湖恩怨 

　　“我很怕别人说我变了” 

　　李静的“折腾”生涯，开始于一部叫做《哀乐江湖》的电影。1991年谢添在李静的老家张家口拍摄这部电视剧，已在当地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李静被推荐去演了一个小角色。 

　　“谢添特别有意思，他当时跟我说：孩子，你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人。他说我应该考电影学院。”李静已经记不清楚那个电影的内容，却记住了这句话。1992年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班未遂，却意外地被文学系进修班录取。 

　　这以后的经历，被李静总结为：“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我风风光光分到张家口电视台，上来就做主持人。然后北京台、央视三级跳，一路绿灯。我在北影做学生的时候，天天跟我同学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到赛特超市买东西，锅都有好几个，那时候特流行送锅。因为我毕业之前已经在北京台做记者，很能赚钱。” 

　　细究下来，李静承认自己的经历不像开始说的那么顺。李静申请停薪留职去北影进修时，当地电视台负责人不同意。20岁的她撂下一句狠话走了：“你让我走，将来我回来感谢你。你不让我走，你就是一块绊脚石，我踢开你也得走。” 

　　虽然得到一份看起来体面的工作，可以去五星级饭店喝咖啡，但是她一个月赚一千多块钱差不多也都花在这上面了。 

　　“人最难受的不是饥饿，是卑微。我一直活得很骄傲，小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是校花，被关注。在北京突然活得很卑微，被人戳来戳去的，老拖着行李搬家，还被性骚扰，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生活中。”李静说。 

　　毕业后的三四年间，她搬了10次家：“经常是强迫我搬离。有一次我在外地采访，人家就把我的东西往仓库里一扔。我回来就跟他们打了一架，说：你凭什么闯入私宅？” 

　　性骚扰是当时另一个痛苦的来源。据报道，曾有一个小组长总是对她做性暗示，“他给我举例，说谁谁从了他。但是我就是不从，所以我就屈辱。”得不到好处的小组长常常为难李静，故意让她加晚班，有次晚上骑车，李静路过一个没井盖的阴沟，摔得鲜血直流，至今腿上还留着一道疤痕。 

　　后来这事被她曾得过五一劳动奖章的母亲知道了，母亲一拍桌子，带着她就去找台领导，举报了这个小组长的行为。事情虽然得到解决，但李静还是决定离开这份工作。 

　　李静说：“我不会报复人。我记得这些是为了警示我自己，不要成为迫害别人、为难别人的人。现在我们公司一百来人。我不想有意犯这个错误。” 

　　所以当她看到有人在她的博客上留言，说她在《美丽俏佳人》里，让另一个主持人金海心给她捏肩膀，作威作福时，她很往心里去，每当金海心要来捏她时，她都要立刻捏回去：“我很怕别人说我变了。因为人可以发生这种变化。” 

　　“其实演艺圈挺可怕的，如果没有好心态，你肯定会想，老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出名的歌手可能唱10首歌才挣1000，大牌一首歌就20万。如果没有好心态，会很痛苦、焦虑。所以我不要让孩子再做艺人，我希望她开朗、幸福、知足。”李静说。请看大屏幕。’” 

  

　　杨澜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说：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杨澜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但杨澜并不认为自己不尖锐。“采访***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改革拉着你走，还是你拉着改革走？***最先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那刚才那个问题呢？’” 

　　杨澜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绵里藏针”。“观众要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吵架。” 

　　《杨澜访谈录》没有噱头，没有八卦；一律的开头和结尾，一样的穿插和解说。杨澜认为，这类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杨澜的另一面 

　　杨澜，一直希望采访对象的每一次自由发挥，都能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启示。 

　　不久前，杨澜到云南中甸采访，或许出现了高山反应，她懵懵懂懂地对随行人员说：“到高原后，食欲就不行了。”但随后，她又自言自语：“哦，我已经吃了两个烤土豆、两个米饼了。“(当地人透露，一个米饼可以做一碗米线。)。 

　　杨澜说：“我会一直做到观众不喜欢为止；他们不喜欢，我也不会硬跳到他们面前说：‘看我，看我’。”感度。” 

  

　 陈鲁豫 

　　从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鲁豫，没有做新闻，却一脚踏进央视《艺苑风景线》，成了一名娱乐节目主持人。虽然从那里开始被观众留意，并且入列央视十大最受欢迎主持人，但鲁豫却认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这档节目，于是带着苦闷和困惑远赴美国，在美居留一年后，即被凤凰卫视挖走。 

　　1998年3月，鲁豫进入“凤凰早班车”演播室之前的那一刻，鲁豫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主播”。“早班车”是一个类似“报纸摘要”的节目，但鲁豫打定主意不会老老实实念报纸，就凭着本能开“说”，把新闻“用自己的话讲得很好听”，就与众不一样，居然开了“说新闻”的一大流派，在内地电视界颇有流传。 

　　“对新闻天性敏感”的鲁豫，认为自己潜力未尽，很想做一档充分调动电视技术功能的节目，恰与卫视的布局合拍，于是，利用卫星连线远程传输图像的《一点两岸三地谈》就设坛开讲了。 

　　《凤凰早班车》有三个半人，鲁豫和栏目主编共同确定当日的新闻条目和顺序。《一点两岸三地谈》的监制、编导、助手加鲁豫本人，都是年龄相仿的娘子军。从寻找话题、搜集资料到确定嘉宾，都是自己动手，自己打主意。好在几位同伴都是新闻出身，而且资历不浅，边“弹”边“唱”，或政坛风波、经济走向，或母语文化，都颇有回响。这次“电视榜”的票选中，鲁豫就凭着“早班车”、“三地谈”收获了一尊“年度主持人”的大奖。颁奖辞说她“在其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构建的平台上，赋予重大新闻以人情味”，还说她“对话题的高度整合与驾驭能力是实现电视新闻播音员向新闻节目主持人转型的成功范例，有力地印证了主持人在电视媒介中的宝贵价值”。。” 

  

　 鲁豫说风格：根据自己的特点定位 

　　加盟凤凰卫视不久，鲁豫主持的《凤凰早班车》就开辟了“说新闻”的先河。面对这样一种新奇的播报方式，几乎所有人都对鲁豫竖起了大拇指。 

　　谈起当初的“说新闻”，鲁豫很坦白地说：“其实，‘说新闻’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由于我是学外语的，没学过播音，而且我的嗓子一般，如果念新闻的话，我觉得自己也不会比别人念得好；外因就是凤凰卫视没那么多人，早晨没人帮我写稿子。这样的内因和外因就决定我必须自己准备我说什么。” 

　　主持《凤凰早班车》时，鲁豫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但主持《鲁豫有约》之后，她的主持风格却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鲁豫却不承认那是自己刻意的调整：“我自己倒没有觉得有什么调整，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本色的主持人，我生活中说话的样子，我的语速，我的表达方式，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主持人中间，鲁豫绝对算得上是个“厉害”的人物，作为当年北京演讲比赛的冠军，鲁豫在采访中总是字字珠玑，有时甚至会让被采访者敬畏。记者注意到鲁豫在做人物采访时，接受采访的嘉宾总是能对她的各种问题作出回答。听到这里，鲁豫不禁笑了。 

　　鲁豫初出茅庐的地方是贵为国家级电视台的央视，虽然离开那里已经很多年了，但鲁豫很念旧，提起中央电视台时她的眼神还是饱含着深情。说起“老东家”和“新单位”，鲁豫动情地表示：“我对这两个地方都有特别深的感情。中央台是我起步的地方，中央台的大气可能是任何一个传媒都无法比拟的。凤凰可能更以人为本，给主持人很大的舞台，如果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主持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鲁豫每天的工作都很辛苦，但每次上镜时她总是精力充沛，好像充了电一样，难道鲁豫是“铁人”不成？听完记者的话，鲁豫突然苦笑了一下：“电视出图像的，我是职业主持人，无论多累，在镜头前我永远会保持我的状态。可能镜头一停我就已经累倒了，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必须要适应，否则你就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我做事只有两个原则：一是只做我喜欢的事情，二是只做我擅长的事情。碰巧主持人是我喜欢的工作，我应该是那种能够将主持进行到底的人，但是究竟能主持到多老，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