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50年跟拍
 
不同出身的14个孩子
 
《人生七年》的导演去世 
 
他曾拍下难以跨越的阶级之痛
 
2019年，在艾普特第九次去采访琳恩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死了。
 
从这个女孩七岁开始，艾普特就把摄像机对准了她。
 
每隔七年，从7岁到56岁，琳恩都通过艾普特的镜头，出现在全英国观众的面前。
 
琳恩不是唯一一个被艾普特记录了一生的人。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儿童，通过每艾普特每七年一次的纪录片，把他们整个人生，展示给了全世界。
 
就在不久前，当地时间2021年1月7日，没能来得及庆祝八十岁生日，艾普特也离开了他拍摄了56年的另外13个朋友，离开了他纪录了一生的这个世界。
 
他留下的，是一系列真正伟大的纪录片——《人生七年》。卫报写道：“它是纪录片中的奇迹，让其他所有真人秀都显得微不足道。”
 
《人生七年》不仅仅一部纪录片，也是一次大型社会实验。
 
它也是一场真实的，由14个人完成的“楚门秀”。
 
“我们试着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英国社会。”
 
“英国的阶级制度需要被揭露。”
 

            
            
                
童稚、青涩、成熟、苍老。7岁的儿童变成了63的老人，艾普特知道，下一个词就是死亡。
 
琳恩是第一个走的。艾普特是第二个。
 
在《人生七年》的镜头背后，整整56年过去了。
 
而片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跨越原本的阶层。家庭和环境，从始至终影响着他们一步步的人生选择。
 
“两只眼睛中，
 
有一只是属于纪录片的”
 
其实，除了纪录片中的传奇《人生七年》，迈克尔·埃普特涉及的影视类型极为广泛。
 
他在三十多岁时前往美国，拍出了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矿工的女儿》，而其后《迷雾森林十八年》一片，也让西格妮·韦弗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艾普特的影片中，总有一位坚强的女主人公。
 
他曾说，不管在什么故事中，女性角色都能带来更多的情感。也正因此，想要拓展女性观众群体的007系列，找上了埃普特。在那个布鲁斯南担任邦德的时代，他拍出了90年代最好的一部007电影——《007之黑日危机》。
 
《007之黑日危机》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其中女性角色。除了戏份大增的M女士，苏菲玛索扮演的反派邦女郎，更是成为了007系列中的永恒经典。
 

 
《007之黑日危机》中的苏菲·玛索。
 
大荧幕之外，艾普特甚至也执导美剧。风靡一时的《性爱大师》系列，和口碑绝佳的《罗马》第一季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而艾普特也成为了同时代中，最多产的导演之一。
 
但是，如果了解艾普特的作品就会发现，不管是电影还是美剧，故事的背后总有历史现实的影子。艾普特的创作在真实和虚构间游走，但他说，自己首先是一位纪录片拍摄者。
 

 
“我觉得我的两只眼睛中，有一只是属于纪录片的。”艾普特曾这样说。而《人生七年》，也始终被他认为是自己“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不同阶层的7岁孩子，
 
究竟有多大差异？
 
1941年2月10日，艾普特出生在英国白金汉郡。他始终爱好影像，在他16岁时，恰逢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上映。艾普顿回忆说，这部电影改变了他的一生。
 

 
伯格曼的经典之作《野草莓》。
 
凭借优异的成绩，艾普特获得了前往剑桥大学学习法律的奖学金。但在毕业后，他选择进入曼彻斯特一家电视台，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习。
 
正是在这次实习中，没有专业背景的艾普顿被选为导演助手。当时他只有23岁，恰逢电视台打算制作一部名为《人生七年》的纪录片，拍摄来自不同阶级的儿童生活片段。
 
这个灵感来源于当地的一句谚语：“给我一个七岁的孩子，我就能告诉你他的一生。”，也就是“七岁看老”。
 
艾普特负责为首部《人生七年》挑选儿童。这部短片只有30分钟，本来只打算拍摄一集。但艾普特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会从此与它结缘。
 
不同阶层的七岁孩子，他们的生活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异？
 
怀着这一问题，纪录片团队让艾普特随机挑选了一些背景截然不同的七岁儿童。他们有的来自高级预备学校，有的就读贫民老学校，有的在乡下，四英里外的学校里只有一个班；更有两个男孩，来自当地的儿童福利院。
 
这一纪录片不仅想给英国的阶级制度，敲响一记警铃；也想通过这些“以后的工会领袖和商业高管”，“一窥英国的未来”。
 
这是第一次，阶层的差异在仅仅七岁的孩子身上，被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艾普特回忆说，这部片子中展示出的不平等是惊人的。
 
“来自一些背景的孩子一无所知，真的是一无所知。而来自另一些背景的孩子，却准确地知道他们将来的道路。 如果你出生在某一个阶层，所有的事就都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有点令人震惊。” 
 
已被铺好的精英之路
 
艾普特的这番话并不是泛泛之谈。
 
当时，他选择了三个来自伦敦市中心高级预备学校的孩子，他们分别是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当时他们正在学习拉丁语。
 
当被问到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时，7岁的约翰说：“毕业后，如果通过考试的话，我会去威斯敏斯特寄宿学校，然后我想读剑桥三一学堂。”
 

 
他一旁的安德鲁则说：“我会去读查特豪斯公学，然后就去剑桥三一学堂。”
 
但惊人的并不是详尽的规划，而是当艾普特，分别在他们14岁和21岁回访时发现，两人的人生， 几乎完全按照7岁时的规划发展着。 
 
7年后，约翰去了威斯敏斯特寄宿学校，安德鲁去了查特豪斯公学；14年后，约翰正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律，安德鲁则在剑桥三一学院。
 

 

 
而当节目组询问住在福利院里的保罗时，这个孩子迷茫地问：“大学……大学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不同阶级间的差异，不仅在于孩子们能接受的教育，而在于他们的未来，是否已经被妥帖地安排好了。
 
比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面临的选择和迷茫，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面前早已有一条既定的道路。
 
其实，阶层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孩子所接受的价值观中。
 
当导演询问他们课余时间会做什么时，安德鲁说：“我会读《金融时报》”。约翰说：“我会读《观察者》和《时代周刊》”。当然，约翰补充道，他只是读一读标题。
 

 
但安德鲁却说： “我喜欢我的报纸，因为里面有我的股份。”
 
这句话出自一个七岁孩子之口，让人不难想象在他拿起这份报纸的时候，曾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为什么他应该关心这份报纸，是因为这其中有他的股份——和利益。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更深刻的，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就是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现在属于社会的上层，他们以后也需要继续作为成功者，站在同样的位置。
 
读书时，约翰和安德鲁都不约而同的表示，想成为“成功者”。两人在毕业后也都如愿成为了律师，这是英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
 
而他们的另一位同学查尔斯，则显得有些不同。
 

 
他七岁是也曾明确地说到，自己之后将进入马尔堡的预备学校，然后也许去牛津，或者是“妈妈说过”的其他一些学校。
 
查尔斯虽然如愿进入了马尔堡的预备学校，却没有入读牛津，反而去了杜伦大学。
 
在采访中，查尔斯没有像约翰和安德鲁一样身着西装，他身着休闲服，留着长发，说：“没去我反而更高兴，因为马尔堡的预备学校，就像一条 ‘牛津剑桥输送线’……进去之后接触的人，跟以前还是同一批。” 
 

 
最右侧的是查尔斯。
 
当导演问三人，他们是不是因为家庭背景，而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选择”的权利时，查尔斯说：“虽然看似如此，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多选择。”
 
此后，查尔斯进入报社成为了一名记者，并随后加入BBC，成为了一位纪录片制片人，并且永远拒绝了这部纪录片对他的采访。
 
“我不够优秀，就这么简单。” 
 
这些来自上层的孩子，用自己的生活展示了大多数精英们，如何固守自己的社会阶层。而其他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也同样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他们年轻时往往不重视教育，不觉得上大学有什么必要。
 
没有家庭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他们只能自己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比如，来自伦敦东城的一座贫民老学校的托尼，敢说敢做，七岁时就说自己想要成为一名骑师。
 

 
十四岁时，他已经成为了骑师学徒，骑在自己的马上，参加了数场比赛。但当他终于因为身高原因，无法继续梦想时，只能选择成为和自己哥哥一样的出租车司机。
 
“我不够优秀，就这么简单。”他笑着说。
 

 

 
而另一位出自教师家庭的尼尔，虽然拿到了足够进入牛津大学的分数，却在最后的入学考试中与它失之交臂。他考入了亚伯丁大学，却在一个学期后辍学，进入建筑工地打工。28岁的他甚至成为了一名流浪汉，并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在坎坷命途中跨越阶层
 
片中的14个人，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原本的阶层中。上层的孩子紧紧地把握着自己的精英之路，下层的孩子在颠簸中忍受命运的起落。
 
而其中有一个人，来自乡村的尼克，却成功凭借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尼克出生在一个农场，他住在乡村中，唯一的学校在六公里外，只有一间教室。七岁的尼克知道城乡间的不同，他说：“他们喜欢到乡村度假，而我则喜欢到城里度假。”
 

 
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有自己独特的兴趣：“我长大后，想知道关于月球的所有事。”他始终对物理和化学感兴趣，并且凭借着对科学的热忱和天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物理。
 
尼克声音低沉，有一些害羞，在他从事研究时，曾对导演开玩笑说：“迈克尔，我的理想，是让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名声，能超过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名声，但是这不可能实现了。”
 
他之后前往美国任教，并在42岁时就被评为正教授。
 
尼克之所以能够实现阶层的跨越，一是因为他从小对科学的热爱，二是因为他受到了足够的教育，支撑起了他的人生。
 
教育也许不能成为一个人跨越阶层的直接原因，却能让人站在更大的平台上，获得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
 
然而，现实生活却没有这么简单。
 
2019年，已经63岁的尼克说：“生活并不像我设想的那样。”
 
虽然通过学术跨越了阶层，但他所从事的核聚变研究却逐渐被时代所遗弃，而他也经历了离婚、父亲去世、学术失败等打击。
 
如今，身患喉癌的他，说 自己人生中最纯粹的喜悦，是他将刚出生的孩子，抱在怀里的那一刻。
 

 
如今，影片中的所有人都已经65岁了。他们也开始面对各种疾病，甚至死亡。
 
艾普特曾说，这部纪录片最初的选角十分随意。片中的这些人，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
 
“这些孩子毫不特殊，而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才成就了这部作品。”
 
艾普特曾把这14个孩子当作观察英国阶级社会的样本，想通过富人拥有一切，穷人一无所有的对比，揭露英国阶级社会的丑恶。
 
但他发现，他们的人生不只是一个个样本。
 
从1963年的七岁，到2019年的六十三岁。这部纪录片的内涵，同其中的人物一起，也在不断地演化着：阶层也许难以跨越，但生活又何止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