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遗传厄运》来了！
它如同罗伯特·艾格斯《女巫》与温子仁《招魂》的合体，杰出程度直逼斯坦利·库布里克《闪灵》。

不同于日韩恐怖电影多重感官刺激，美国恐怖电影热衷在稳健的叙事中，逐渐渗入意识恐怖，属于“诛心”，所以优秀的美国恐怖片，首先是一部水准之上的剧情片。
温子仁《招魂2》，剧本便相当扎实，沃伦夫妇对咒语的解谜，令鬼屋中的恶灵具备明与暗的双重层次，观众可由此享受视听与剧作的叠加快感。
《招魂2》中的沃伦夫妇
《遗传厄运》的神秘与惊悚，同样不只停留于“眼见”与“耳听”，而是深入叙事之中，令“厄运”如跗骨之蛆，无法摆脱。
这是沉浸式的恐怖。
有这种效果，源于它在电影的各个层面都极为成熟，导演兼编剧阿里·艾斯特在其中埋下无数令人吃惊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隐秘，却又那么突出。

这些细节，使影片在不动声色之间，以无比清晰的手法，呈现了一个稍显晦涩的恐怖内核：
西方地狱神灵之一派蒙王对人体的寄宿。
这部电影到底有哪些惊人之处？一一来说。
精心设计的细节
袖口的脱线
妹妹查莉因为听见屋外的召唤，所以手拿被剪断的鸟头，出了屋子，镜头给了她橙黄色衣服袖口一个特写。
袖口有十分明显的脱线。

根据父亲史蒂文与母亲安妮的职业及居所，可以判断他们是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不至于会给女儿穿脱线的衣服。
袖口脱线，显然是为了契合查莉诡异的形象，以及整个故事令人不安的巫术气息。
脱线其实就是一种“破坏”，这种“破坏”已经由祖母潜移到查莉身上，但无人察觉，它是古老巫术毁灭现代家庭生活的物化表现。
脱线旁的鸟头，则是巫术的第一个象征。
电线杆与土堆
哥哥彼得带查莉去同学会，汽车在美国荒芜一人的公路疾驰而过，一个凌厉的空镜留下一根电线杆与一座土堆。
此时，电线杆恰好挡住土堆正中，如一块碑与一座坟。
放大这一画面，可以发现，这并非偶然的镜头处理，因为“碑”上有降神会招魂的图案，这是“碑的铭文”。
红圈中为树杆上的邪灵图案
这图案，与影片临近结尾，安妮在阁楼看见的完全一致。不过这里是灰白色，阁楼里的是血红色。

入夜，查莉在此遇难，镜头再度停留于此，但电线杆与土堆的关系已经改变。
镜头位移，导致在观众视觉中，“碑”与“坟”分离，对应的正是查莉的悲惨遭遇，虽然导演在次日才将查莉的命运直观展现而出，但早在这一个镜头变化中，便有了生动紧张的预示。
白点的捕捉
查莉事件后，一夜，安妮枯坐在汽车中，彼得刚好回来，安妮的眼睛锁定他。
彼得推倒自行车，也不扶，顿了一下，上楼。彼得进入楼中，不见。
此时，一个几不可见的白点遵循某种轨迹，飘上楼然后隐匿。
红圈中为隐约可见、并有清晰运动轨迹的白点
安妮的视线一直锁定它。
这一个白点，既是安妮在看不见彼得后，对他运动轨迹的高度提炼与想像，也是影片中“灵”的象征之一。
导演始终没有呈现地狱恶灵派蒙王的具体形象，而是以形态不一、突然闪现的光（形态包括光团、光斑、光带、光圈）代替，这个白点出现于影片前半部，代表的是人世间清洁的“灵”，而它将在影片后半部被恐怖的“恶灵”推出宿主的身体。

被子与蚂蚁
安妮有梦游症，一夜，她突然睡醒，发现枕头和被子上有少量蚂蚁。
她去到彼得房间，看见彼得全身上下已被蚂蚁裹满。这是全片最惊悚的镜头之一。

然而，更惊悚的是，回想安妮房间被子的花纹，凸出、细小，和蚂蚁的形状几乎一样，所以在安妮的梦境中，其实很难分清“真蚂蚁”、“假蚂蚁”，预示的，是安妮在彼得与史蒂文心中的形象：
母亲（妻子）在真假之间游离，是全家最危险的人物。
被子花纹与蚂蚁对比
显然，被子这件道具不是随便选的，它既在蚂蚁成灾时制造视觉幻象，也在故事的阴暗中补充安妮的人物形象。
镜中的琼
正是琼，将安妮引入降神会深渊。
安妮在琼展示过招魂仪式后，仓惶离开，走到门口，被琼叫住。
其实此时，琼已在墙上的镜中产生一个极虚的影子，但镜头在对安妮进行完全的强调，等琼说出能直击安妮的重要台词（你没有杀害她，她没有离开你），琼在镜中的影子变得清晰无比。


镜子中的琼在虚焦、实焦间的变化
安妮与琼在实焦、虚焦之间的关系改变，喻示的，可能是命运的一种交接。
固定机位，框住镜中画面进行变焦，使琼有了一丝女巫的意味，即使光线相比琼在招魂时明亮许多，但恐怖气氛却不减反增。
以上只是《遗传厄运》中丰富细节的“冰山一角”。
安妮嘴边的巧克力碎屑也是重要细节之一
当这些细节被填入镜头、表演、叙事等影片的表现手法之中，最终，它们抵达了《遗传厄运》所传达的深刻意蕴。
充满力量的镜头
《遗传厄运》的部分镜头设计，与影片营造的恐怖气氛十分契合。
葬礼时，下沉式运镜，随着落棺入土，镜头从参加葬礼者身上逐渐沉落，最终定格在地面以下，呈现出“重压”般的观感（影片在此时贴出了A24的厂牌标志）。

安妮突然闯入彼得房间，抱住彼得的头，镜头突然90度旋转，带出整个空间的异变，暗示安妮与儿子彼得之间紧张无比却渴望亲密的关系。

安妮去找琼，走在走廊中，镜头完全倒悬，突然又翻转180度，令人想起《天才枪手》中的同款运镜方式，都是为了将人物内心的焦灼通过视觉推向极致，这是电影视听语言对角色心理状态的绝佳表达。

查莉出事时，在夜晚的美国公路，镜头则将空间压缩到一个汽车轮胎上，并从轮胎顶部垂直拍下它的疯狂转动，以及它与路面的可怕摩擦，从而精准控制观众对一起惊悚车祸的不安情绪。

沉降、旋转、倒悬、垂直，或在真实房屋与模型房屋之间穿进穿出，《遗传厄运》的镜头运用绝对经过了精心安排，以传达人物不断游走于扭曲空间的状态。
出神入化的表演
艾米莉·布朗特在《寂静之地》中对孕痛的极致演绎，已经具备奥斯卡提名水准，而在《遗传厄运》中，同样能感受恐怖题材对演员表演的考验。
妹妹查莉
查莉饰演者米莉·夏普洛这张脸就已经赢了。
这是一张天然为恐怖片而生的脸。

当然，化妆师在她脸上做出的褶子，以及她在表演时有意将上下唇错成诡异模样，并同时依靠表情在冷淡与单纯之间形成强烈撕扯感，这些，都进一步完善了她神秘而异常的举动与形象。
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毫无疑问，她将是恐怖片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童女角色。
哥哥彼得
查莉出事的一瞬间，彼得坐在汽车驾驶座一动不动，镜头专注于他表情单一的脸，从而记录下了整部电影最令人难忘的表演之一。
镜头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但确实，在演员亚历克斯·沃尔夫（21岁）脸上看不到第二种多余的表情。所有的、极致的惊恐，在他那张岿然不动的脸上，富有力量地向银幕外渗透。

这是段位极高的表演：
演员的表层皮相几乎静止，一切狂风暴雨的情绪都被锁在皮相之下，但观众分明可以分毫不差地感受到。
所以彼得眼泪流下的一刻，观众知道这是必然结果。
当另一场戏来临，亚历克斯·沃尔夫在教室做出极度扭曲的表情，并撞断自己的鼻子，他又为彼得这一角色增加了其它层次上的可信度。

母亲安妮
托妮·科莱特对安妮的诠释，令人想起《闪灵》，然而，她并非《闪灵》中的“夫”或“妻”，而是将“闪灵夫妻”的狰狞与惊恐同时吸收。


闪灵夫妇
然而，她在片中那些极难模仿、并对情绪有精准表达的扭曲表情，并非她表演的全部，她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即使身在镜头外，依然能让自己的情绪潜入镜头之中。

经典的三人用餐场景中，安妮神乎其技地发了一通脾气后，镜头隐去她，移向儿子彼得，此时只要细听，会发现这个没有她画面的镜头仍然是属于她的，因为她的鼻息隐隐传入了画面中。
如果鼻息只是对刚才所发的“脾气”在呼吸上的延续，也不算经典，然而，可以明显感觉到其中含有一种小心翼翼的颤抖，这是对儿子彼得的内疚与讨好。
安妮在餐桌上
镜头移开的瞬间，安妮的情绪已经转变，而这转变的情绪却尾随镜头而来，镜头的运动根本无法摆脱她的表演，这简直是令人恐惧的演技！
结构分明的叙事
《遗传厄运》构建了三层空间。
影片开场，视线便推入一幢模型房屋，越推越深，直到在模型房屋中，推出现实叙事空间：父亲史蒂文催促儿子彼得起床，一只狗在房间徘徊。
安妮制作的模型房屋
在主体的现实空间中，母亲安妮利用自己的模型搭建与雕刻工作，对现实世界进行模仿。
剧作便在模型——现实——模型这三层空间中任意进出。
对应这三层空间的，是安妮的梦游症——现实——梦游中的二次梦游。
所以整部电影形成了无法逃脱的“厄运迷宫”。假想彼得烧毁整幢房子，甚至离开美国，他也将始终处于巫术的迷宫之中。

而恐怖效果十足的配乐，则令叙事一直保持压抑、诡异的基调。
导演费这许多功夫，表面是讲了地狱恶神派蒙王如何寻找新的宿主，但其实，他借“恶灵喜在人最虚弱时入侵”，探寻了人类意志力脆弱与强健之间的辩证空间。
影片本身的构图也富有空间之美
片中这一典型的美国家庭，在接连失去至亲后，其身处的精神世界势必被扭曲，剩余的人是否有足够意志力将这种扭曲逆转回正常状态，决定了这一个美国家庭能否继续存在。
安妮先是求助“丧友互助会”，效果甚微，她在琼的“蛊惑”下，转而求助于“招魂仪式”，证明她的意志面对精神抚慰的诱惑，仅存一丝极为脆弱的抵抗力。
安妮参加共助会
而在一个家庭中，当其中一人的意志被彻底击溃，其他成员的身心，也很难再维持健全。
就算无人被击溃，这个家庭仍会源源不断产生新的诱惑、悲伤、考验，直到家庭意志被撕开足以导致最终毁灭的微小缺口。
这也许就是“遗传”（Hereditary）的真正含义。
借助这种“遗传”，恶神才得以完成宿主转移。

正是这一层关于情感伤害与意志力辩证的清晰意蕴，某种程度上“洗”掉了影片在神秘学与隐喻意义上的晦涩，使《遗传厄运》不必像《女巫》那般令人难以理解。
这部极度邪门的电影，说到底，并非对神秘恶灵的“献祭”，而是对残破而紧张的家庭关系的“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