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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观察到新时期经济增长迟缓的根源，并努力刺激消费，这是可喜的进步。但目前的刺激消费政策，最后落脚在供给侧上，注定了无法有效激励消费，统计数据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的突破，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
一、政策制定者观察到新时期经济增长迟缓的根源，并努力刺激消费，这是可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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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建立在增加债务、超前投资基础上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因其独有的偏向于公共财政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偏向体制内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侧重于基建与投资，重点发展生产与外贸，导致消费端的购买能力越来越弱，消费水平越来越低，消费迟滞、供给过剩的矛盾越来越大，宏观经济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越来越慢，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这已经成为从下到上的共识。
因为建立目前这套与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相匹配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疫后两年来经济复苏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不足、供给过剩，所以他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刺激消费，并从房地产行业开始逐渐扩大到汽车、家用电器等行业，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所包含的措施从鼓励以旧换新补贴到减免部分税费，再到调整消费税制度，这些应该是决策者们努力平衡消费与供给的佐证。
比如本月早些时候，国务院发布了一份20条文件，誓言要增加对各种服务的支持，这些服务业的整体增长速度超过了商品。
比如，财政还分配了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政府债券，以支持工业设备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的升级，意图通过该计划将，在下半年稳定经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政策制定者观察到新时期经济增长迟缓的根源，并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对经济制度的新要求，努力在刺激消费，推动消费短板的增长以缓解供给过剩的矛盾，这是可喜的进步。
二、目前的刺激消费政策，最后落脚在供给侧上，注定了这样的措施无法有效激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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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提振消费的方法未能准确捕捉到消费低迷的原因，以至于着眼于消费侧来刺激消费的措施，最后落脚在供给侧上，或者试图通过供给侧来刺激消费侧，不管是因为对消费侧主要问题研究不透，还是政策惯性导入了习惯性思维，都注定了这样的措施无法有效激励消费。虽然随着经济活动的压力增加，这项任务变得更加重要。
三郎认为，目前的刺激消费政策，最后落脚在供给侧上，或者说促进消费的措施继续侧重于供给侧，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消费政策，主要针对的都是“不可选消费”提供减税或补贴，并通过供给侧的企业来实现。即由国家直接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依赖监管干预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房地产、汽车和特定服务业，由补贴或减税来实现。
从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逻辑还是从供给侧开始的，因为在这个政策框架内，一是与决策者的供给端的产业政策配套，二是现有宏观经济的补贴工具，都存在于供给侧，从工业基金到消费补贴。
这种建立在产业政策基础上的刺激消费的措施，通过供给侧的企业来实施的针对需求侧的刺激消费的措施，刺激经济的效果，存在先天不足。
一是局部刺激或有选择地刺激。决策者根据某些行业发声量，或者与产业政策匹配度，有选择地去补贴、刺激这些行业的消费。这种局部刺激消费的政策，忽略了消费疲软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的，也忽略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市场的自我优化。
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解决消费疲软的病因。这里的疼，并不是产生疼感的病因。消费滞后于供给，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制度中个人收入的比例被公共收入的比例压低了，社会保障水平不足以保障低收入者、风险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针对房地产、汽车等大件商品的消费补贴、减税措施，实际上是补贴具有消费能力的中高收入者的一种补贴。这种补贴不仅加剧了贫富分化，还因为中高收入者的消费可增长性低于中低收入者，而导致难有效果。
可以肯定地说，现有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依赖于现有的模式，这些模式经过数十年时间的检验，证明其无法解决“更复杂的根本问题”或反映当前的趋势。
三、统计数据已经验证了现有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刺激消费的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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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评估目前这种通过供给侧来刺激消费的措施没有效果，是有根据的。各地、各部门从去年开始，就密集地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刺激消费的措施。
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前7个月，供给侧的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3%，工业增加值增长5.9%。通过出口消化产能的外需增长6.7%。
但衡量消费侧的指标，社会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5%，其中汽车下降1.7%，商品房销售下降24.3%。
衡量供需平衡的指标，7月份失业率5.2%，环比增加0.2个百分点，同比因为去年失业率包含大学生，今年不包括，不可比；1-7月GDP价格缩减系数大约下降0.7%。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涨0.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均下降2%。7月份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同比分别下降4.2%和8.8%。
通过上面三类指标我们可以看到，消费侧指标普遍严重滞后于供给侧，衡量供需平衡的指标，从劳动力就业到物价，普遍供过于求而有所下降。
四、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的突破，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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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环境下，决策者们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的突破，才能有效地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模式向消费模式的转化。
一是必须下定决心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众所周知，这两个制度是压抑中国人购买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中国人购买能力的关键。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任何刺激消费的措施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
而改革这两个制度，意味着自我改革，需要足够的通过牺牲局部利益来做大利益蛋糕，最后获得更大利益的智慧与勇气。因为这要求降低公共财政所得比例，减少公共财政开支，缩小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差距。
二是必须通过市场化的消费选择来决定产业发展方向，而不应由产业政策来引导消费。
消费者倾向于使用更高质量的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消费的天性，也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律。毫无疑问，目前针对房地产、汽车和生产部门的以旧换新的消费刺激措施，有违市场规律，限制了消费者的自我选择权。
消费的潮流、趋势，坐在办公室里的决策者是不可能准确捕捉的。因为所有的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没有一个例子来源于公共行政管理人员的贡献。
比如研究发现，年轻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上的满足付费，挥霍在他们认为会让他们更快乐的音乐会和表演等体验上。
再比如，好多年前，企业家就发现并推动了教培行业的发展，但几年前决策者一纸文件做了反向的事情。
根据行业研究公司iiMedia Research的数据，2023年教育旅游市场增长近62%，达到1469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6年市场价值将达到2422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市场趋势，最早发现的，绝对不可能是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只可能是市场。
从科技创新到消费创新，这都是市场的力量，而非监管的贡献。
我们需要在政策上体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会有持久的消费增长，才会有被消费持久驱动的生产，才会有稳定而持久的经济发展。
【作者：徐三郎】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