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台（8）
明志·致远
一场虚惊
此后，裴兵团的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电台不断把胡宗南军队的行踪报告给西安一一 
8月25日，电告胡宗南军队24日集结，分兵两路犯宝鸡、天水。
11月18日，电告胡宗南第65军、第1军后撤宁强；绥署干部大部分后撤。
11月21日，电告胡宗南召开了军事会议，令各部队破坏交通线路。
11月29日，电告绥署已赴绵阳。
12月初，接连电告27军等各部队撤退情况。
12月25日，电告7兵团已被四面包围，酝酿起义。
12月26日，电告7兵团正式起义，当晚移德阳。
11月22日，胡宗南就带着刘庆曾、王微等一批心腹，坐飞机飞离了成都。在12月30日解放军举行人城仪式之前的真空状态，李福泳、薛浩然做的工作，就是天天跟踪绥署二处的特务，然后及时报告军管会。特务为了躲避跟踪，有时一夜更换几个住处。白天，特务们一会儿出现在有名的酒楼，一会儿又坐车去了郊外。只要有可能，李福泳、薛浩然不分白天晚上都会去跟踪。因为身上没钱，为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定点去一家清真食堂，那里提供免费的汤，他们可以用来就自己身上带的烧饼。总去混汤喝，难免要遭店家的白眼。他俩倒满不在乎，反正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服，要丢也是丢国民党的脸。当然，要是跑得远了，连这口热汤都没地儿喝了。
为配合解放军解放汉中、成都，并开展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49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成立了青海情报站，袁心湖被任命为站长，率领已改名为孙健的高孟吉以及赵继义等人离开西安，前往西宁开展工作；同时成立的还有南线工作站，派严夫担任站长，负责尚未解放的汉中、成都的情报工作。严夫是边保七里铺情报培训班第二期的学员，曾在陇东地区当过保安科长。成都解放后，严夫先接了吕出、徐学章和王冠洲，三天后又到起义军官集中的昭觉寺接回了李福泳、薛浩然。大家见面后，都非常激动。李福泳热泪滚滚，哽咽得话都说不成。
成都解放后，绥署二处秘勤组长谢璇向军管会自首。后来，谢璇死在狱中。
白首话沧桑
当年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徐学章家就是情报力量们的一个落脚点；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天各一方，路过西安时，徐学章家还是大家的落脚点、中转站。1995年4月，韩城的高健接到吕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黄埔军校七分校通讯班同学秦赞从台湾来西安了，邀请高健到西安和秦赞见面。吕出说，秦赞夫妇住在徐学章家里，薛浩然也从新疆赶过来了。
新疆和平解放后，改名孙健的高孟吉和赵继义等人，带着三部电台，随袁心湖前往西宁，组建青海联络站。不久，李福泳也被抽调到青海。李福泳后来留在拉萨工作，1964年病逝。
1950年4月，薛浩然、王冠洲离开西安，被派到新疆喀什，担任新疆军区联络处的电台台长、报务员。再以后，薛浩然又被派往莎车，而王冠洲去了和田。1952年，薛浩然转业到了莎车专区公安处，任一科副科长；晚于薛浩然几个月，王冠洲也调到了和田公安处任秘书。王冠洲后来又调到南疆行署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厅，1961年转业到乌鲁木齐革命烈士纪念馆担任筹建处副主任；三年后，他被调到乌鲁木齐收遣站工作。1979年，又被调到新疆民委，于1984年离休。
薛浩然于1956年4月调到莎车电厂任厂长，这以后他在工业口一气儿待了二十八年，除了火力发电、水力发电，还干过榨油磨面等。“文革”中，有过国民党军队经历的他受到冲击，少不了关牛棚、挨批斗、被抄家这些内容。在当地，他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人之一。直到1973年，薛浩然才官复原职，重在电厂当厂长；两年后，他调到县公交局当局长。“文革”后，薛浩然官至莎车县人大副主任。
1984年10月，陕西省公安厅在乌鲁木齐召开边保南线情报工作座谈会。尽管这个座谈会是时任陕西省公安厅长的高步林提议的，但当时高步林已经生病住院，没能赶到乌鲁木齐参加会议。1985年元月，高步林病情加重，再次住院；6月，他正式从厅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1987年5月，高步林病故，享年六十五岁。
当年那组情报力量中，留在西安工作的只有徐学章一人。随严夫回到西安后，徐学章在军委联络部西安联络处电台任报务员、台长。1952年冬天，他转业到陕西省邮电管理局，1954年，担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的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1952年底，吕出被调到新疆军区联络处，后来转业到新疆公安厅工作。那些年里，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信件联系。谁也没料到，这些信后来却惹了大麻烦。
1963年底，和徐学章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向组织举报，徐学章和新疆的吕出有特务通信。当年国民党部队电台人员多少都学过一点儿英文，徐学章、吕出、高健等人在通信中有时也喜欢拽两句英文。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这点儿小资情调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终于有一天，那位女同事看到了徐学章的信件。这些她不认识的英文单词让她怀疑，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干过的徐学章是在进行特务联络，而且“有密语、有代号”。她的举报中还提到，吕出给徐学章的那封信里说，让徐学章转告时任韩城党校副校长的高孟吉，不要把他们的某件事情告诉时任公安厅副厅长的高步林。
因为女同事拿不出证据，这件事当时没被太当回事儿。可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这个“特务通信事件”就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徐学章被调离机关党委，虽然他的党籍还在，但他不能听党内的报告、不能看党内的文件，只能在机关里打闲杂，长期没有安排正式工作。“文化大革命”时，他又顺理成章成为“特务、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被关、被斗、被抄家。
其实，查清这件事，并不用花费太大工夫。1970年工宣队调查这事儿时，发现那位女同事的说法前后矛盾。她先说是在打扫办公室卫生时无意间发现这封信的，看了信很害怕，就把信给烧了。这样的说法当然经不起推敲，于是她又改口说，她看过信后又把信悄悄塞进了徐学章的抽屉。而徐学章做贼心虚，把锁子都给换掉了。然而，工宣队调查发现，徐学章的锁子一直都没有换过。
这一事件虽然已经查清，但这一假案却没人给平反。徐学章就这么背了十五年的黑锅。为此，他下乡的女儿招工、儿子参军都受了影响。
吕出、高健等人也因这一事件受到冲击。“文革”中，吕出被整得妻离子散，曾经下放到华县当了几年农民。后来落实政策，才又回新疆公安厅工作。1983年底，新疆成立了国家安全厅，吕出担任副厅长，1987年，他在这一职位上离休。
秦赞是带着夫人魏秀珍一起回来的。魏秀珍是西安张家村人，当年她能跟着秦赞去台湾，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很多将军尚不能带家眷上飞机，秦赞小小一个少校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当时魏秀珍剪了短头发、穿了一身国民党军装上了飞机。秦赞和魏秀珍的几个儿女都在台湾的警察系统工作，老两口日子过得还不错。
老同学在西安会面的日子是1995年4月23日，王冠洲没来，因为他和秦赞不是一期的，原先不熟。当年为什么有人去了台湾，有人留下来，还成了共产党的官员，饭桌上，以当时的开放程度和政治氛围，这样的话题还是敏感的。秦赞不问，他们也没说。他们谈的，多是现在的家庭情况。秦赞走后，高健和他还通过几封信。后来，不见秦赞再来信，他还按秦赞留的电话给他打过，可是，电话没有打通。1998年之后，他们就再次失去联系。
那次聚会之后，薛浩然于2002年故去；两年后，张永才也去世了；徐学章活到了2010年。岁月沧桑，谁又能赢得过和时间的比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