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与“二线”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1966年10月25日，毛主席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是能让人理解的。为了培养接班人，1959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
 
毛主席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主席的性格。毛主席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1961年9月，毛主席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主席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感受到社会主义道路有被颠覆的危险。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主席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要参加劳动，不要当官老爷，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毛主席想动官帽子也动不了，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也不拍版面。然而，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
 
在这之后，国际上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主席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主席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主席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官员搞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主席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
 
不过，毛主席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超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如果任由发展下去，腐败堕落快得很，走资本主义道路快得很，到时候劳动人民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我们的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
“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
 
毛主席坚持要参加。刘少奇又加了一句：
“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主席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主席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主席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主席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
 
1964年12月20日，毛主席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主席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主席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主席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主席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主席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主席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主席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主席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让没权没背景的老百姓背锅挨批斗，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依旧忧心忡忡。
 
 
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主席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主席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主席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主席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主席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主席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主席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主席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主席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主席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因为主席知道，不搞社会主义，原子弹再多也只是工具，苏联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主席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主席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少奇为首的领导们心里一惊。
 
12月28日，毛主席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主席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主席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主席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脸色铁青。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主席撑腰。主席转身离开了会场。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主席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转，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主席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主席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主席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主席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主席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陈的发言，深得毛主席的赞赏。后来毛主席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写了进去。停发“17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
 
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主席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主席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主席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主席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主席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主席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明白，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根本就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主席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主席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主席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高层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毛主席批准的“23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作用。各地纠正了刘少奇搞“四清”运动的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基层干部、群众。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毛主席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占总数32％，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从“吃穿用”计划到“大三线”建设
 
毛主席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
 
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毛主席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主席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主席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
 
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主席，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
 
毛主席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
 
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有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似乎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
 
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为国家均衡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