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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台(7)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4-11-04 0:57 已读 230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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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台(7

明志·致远

情报力量在行动

194811月,从韩城回到西安后,薛浩然因为在途中偶然遇见特工电台同事孟师孔,双方订了攻守同盟,互相作伪证,结果虽然挨了上司一顿臭骂,但工作没有丢。吕出就没这么幸运,因为擅自开小差又不能自圆其说,再加上他有闹事的前科,回到西安就被部队除名,成了个吃饭都要其他兄弟接济的人。19491月革命公园会议后,吕出就开始积极找工作。118日,他从西安出发去了三原,托人在裴昌会5兵团通讯营给他再谋个差事。

裴兵团通讯营原来有个台长叫秦赞,是浙江人,跟吕出、高孟吉等人都是同学,但岁数比他们要大,混得也好,高孟吉他们还是上尉时,秦赞已经是少校台长了。在他的电台驻西安张家村时,秦赞和张家村一个姑娘结了婚,可裴兵团电台这边没条件让他带家属一起住。所以,秦赞想办法调到了西安绥署电台,不过,他没跟李福泳在一个台。

秦赞一走,三原这边缺人。吕出虽然是个刺儿头,但他的发报技术不错。秦赞跟裴兵团通讯营长董应武个人关系很好,就替吕出说情,董应武这儿正急需现成能用的报务员,就把他收下了。

过了一个来月,吕出在这儿站住了脚,就想把徐学章调过去,两人在一起,更方便工作。可是,尽管吕出重新上岗后一直努力夹紧尾巴,但董应武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吕出上次为伙食闹事,骂的人就是董应武的上司,而这个上司跟董应武私交不错。当初收下吕出时,董应武就跟他很不客气地谈过一次话:“你到我这儿来,必须老老实实地工作,要是再闹事儿,后果自负。”

这会儿,吕出想调徐学章来,而董应武又知道他跟徐学章走得很近,这怎么办呢?吕出和徐学章就商量了这么一招儿:从吕出在三原裴兵团工作开始,徐学章就常给吕出写信,信里,他故意称赞董应武“人不错”,劝他和董应武搞好关系。其实,这二位明明知道,所有报务员的信件,董应武都会亲自检查。董应武的家小在西安,过春节时,徐学章又专门提了瓶西凤酒去董应武家拜年,给董应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个时候,徐学章已经随绥署机关去了汉中。当他把离家太远、想到三原裴兵团工作的想法跟董应武说了后,董应武挺痛快地答应了,还许诺等有了缺额,就让他当台长。其实,台长和报务员干的活儿一样,只不过台长可以吃两个兵的空饷。

到三原不久,吕出又为这一组情报力量发展了一个新成员,此人就是王冠洲。

王冠洲又名王振寰,河南沈丘县赵德营村人。王冠洲在老家上过中学,写一手漂亮的字。家乡沦陷后,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王冠洲来到西安,到胡宗南的战干团受训。1942年,他又到西安北校场的黄埔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受训,比吕出他们低一年级。

分配到通讯班学收发报,王冠洲很不情愿。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有种看法,认为搞报务没什么出息。学收发报时,教官让他们多抄新华社电讯,因为新华社电讯信号好、发得清楚,适合练习。起初,他们跟不上,收完后,就要找来原文,看看哪些内容没收到。可拿着译电本一对照,新华社电讯稿的内容他们就知道了。经常读到新华社电讯稿,他们就知道国民党报纸哪些地方在胡说八道。

那年月,收音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听到延安电台。可这事儿难不倒报务人员,他们的收发报机稍稍调一下频率,就能清晰地听到延安中共电台。正是一帮处在逆反期的年轻人,他们对延安的声音特别感兴趣。 《东方红》、《兄妹开荒》、《学习英雄吴满有》等歌曲,他们早就听会了,没人的时候,自己也悄悄地哼几句。

19478月,沙家店战役中,在整编第36123旅担任报务员的王冠洲被解放军俘虏。因为被俘,王冠洲对共产党军队有了切身体会。

沙家店战役前,王冠洲已经有小半年没理发了。被俘后,解放军给他们理发,他要求给他剃个光头。陕北的8月,温差还是满大,晚上很凉。他的帽子早就跑丢了,在被押往黄河对岸晋绥根据地过程中,王冠洲的光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结果就感冒了。走路走不动,押解他们的解放军战士就从老乡那儿借了几头毛驴,让他们几个病号骑着。到了住地,他又发起高烧。那一宿,解放军战士喂他喝了汤药,还一夜不停地给他头上敷凉毛巾。这件事让王冠洲非常感动。

王冠洲这批人被送到了山西苛岚县学习改造。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学习,他们也在解放区进行参观,王冠洲对解放区的社会秩序、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相当有好感。19484月,王冠洲和与他一起被俘的四百多人被全部遣送回国统区,解放军给他们选择的都是不打仗的安全线路,而且发给路费;可到了国统区,那边对归俘人员却如临大敌,荷枪实弹,警戒森严。特别让王冠洲寒心的是,国统区这边只负责押解他们去后方,沿路食宿一概不管,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麻烦。两边一比较,王冠洲更是觉得国民党气数已尽。

王冠洲重新上岗的地方,就是裴昌会的第5兵团通讯营。吕出一来,他们两人很快就凑到一起。其实,这拨儿情报力量中,王冠洲最早认识的是李福泳。当时,王冠洲所在的36军驻扎甘肃平凉,李福泳也在平凉。李福泳是个爱交际的人,为人诚实热情,通过李福泳,王冠洲又认识了也在平凉某部队电台的徐学章。抗战胜利后,36军换防到了陕西彬县,通过李福泳、徐学章的介绍,他又认识了也在彬县的高孟吉。这拨儿人里,王冠洲和吕出是最晚认识的。但是,因为都在解放区待过,他们两人共同语言比较多。等把王冠洲的底儿摸清楚以后,吕出就跟他说了一起给共产党搞情报的事儿。不多久,徐学章也调了过来,而且和王冠洲住一个房间。

电台值机是由台长麻永昌和报务员王冠洲、徐学章三人每天三班倒。徐、王与边保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是每天凌晨2点或5点,为了保证和延安的及时联络,他们装得特敬业,总是早接班、晚下班,对麻台长特别关照,让麻永昌每天能睡个囫囵觉,这就避开了麻永昌在他们与延安的联络时值机。在保障安全方面,他们俩也非常细心。比如发给延安的电报,他们一律用的是5兵团机要室的发电纸,发报报头、报尾格式也都模仿机要室的发报格式。即使他们正跟延安电台联络时有人进来检查,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破绽。

3月份王冠洲第一次与延安边保电台接通之日起,他们与边保电台的联系就一直是畅通的。无论有怎样的外界干扰,也无论天气如何恶劣,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都是当天拍发出去,从不过夜;而裴兵团的一些紧急电报,他们却会采取各种手段想方设法拖延。这样,就常常出现如此局面:裴兵团调兵遣将的命令,下面的军长、师长还不知道,而延安方面就已经先知道了。

报务员一般只熟悉收发报技术,对于译电和收集情报,吕出、王冠洲、徐学章他们都是外行。要弄到情报,他们就得跟机要室的译电员们拉好关系。这个时候,情报力量得不到延安方面的经费支援,他们三个只好把自己那点儿微薄的薪饷凑在一起,用在该用的地方。

三人中,虽然情报搜集主要是吕出的事儿,但徐学章、王冠洲也没闲着。王冠洲原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了拉关系,他也开始向吕出、徐学章学习,主动跟人交往。机要室副主任许鼎臣是王冠洲战干团45期的同学,译电员崔义盛是河南人,跟徐学章、王冠洲是“小老乡”。于是,他们常常邀请许鼎臣、崔义盛等人来自己住的地方打牌,还故意让他们赢。在打牌过程中,他们从这些译电员的嘴里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许鼎臣原本是个很谨慎的人,起初他守口如瓶,打牌就是打牌,不肯说工作。但他毕竟也是年轻人,和王冠洲等人又熟,等所有戒备都放下后,只要话题扯到了那儿,他也照说。牌桌上他们露出来的情报,当天就拍往延安了。

如果老钻在一起打牌,让上司发现了也不行。在一起扎堆儿,总得有点儿站得住脚的理由吧?这段时间,吕出、徐学章、王冠洲三人又多了几样共同爱好:拉二胡、唱眉户戏和学炭精放大照片。在那样一个混乱时局,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用共产党这边的语言描述,那就得叫革命浪漫主义。大伙儿再发愁,这日子不也得往下过嘛。所以,部队颠沛流离中,军官们听到这胡琴伴奏的眉户戏,常常会有人叹息一声。

徐学章、王冠洲学的炭精画渐渐也有了点儿小名气。在宝鸡益门镇驻扎时,他们给许鼎臣放大过照片,通过许鼎臣,他们还认识了马家军驻裴兵团的联络参谋马继壮。他们给马继壮画的一幅他结婚时的合影照,让马继壮很满意。译电员崔义盛把徐学章、王冠洲完全视为知己,甚至想搬过来和他们俩住一个房间,以备遇到突然情况好有个伴儿。崔义盛一有空就爱到徐学章他们电台来玩,接到重要发电稿时,经常在还没有翻译之前就先跟这几个报务员哥们儿爆料,让他们注意和收电单位的电台联络;有时他一译完电报,没等通讯员将电报送到电台,他就已经到电台嚷嚷了。

519日这天,他们几个正在打牌,董应武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他们:“快,快,快!赶快收拾机器装车,撤!”

胡宗南放弃西安,5兵团开始大踏步撤退。对此,吕出、徐学章、王冠洲他们并不意外,因为此前,组织上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指令,让他们随着裴兵团司令部西撤,继续搜集情报。

再说李福泳和薛浩然那边儿。4月下旬,薛浩然的哥哥薛万事来了趟西安,带来了袁心湖编的新密码。这个写在绸子上、缝在薛万亭棉裤里带来的密码,以明码为底码,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增订四十版、亚光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双方约定新密码的启用时间为194951日。

这套密码,袁心湖费了很多脑筋。首先,设计密码,得符合很多条件。比如保密性要强,不能像CQQ”这样的一般性变码,很容易被破译;而较复杂的变码、活动码保密性有了,却又非常难说明,不便于力量掌握。而且,这套密码还得让现有交通员能带得过去,等新的空中联络建立之后,还得能够随时通知对方将密码进行改变。想来想去,袁心湖决定采取加码,以明码作底,用一本书作加码本,因为专门编个加码本是不可能的,力量在敌营工作,不好携带,既容易暴露,也容易丢失。

他本想给每个力量确定一本书作加码本,但很难找到这么多解放区、国统区都有,且是一个版本的书,最后只好决定,找一本几个力量共同使用作为加码本的书。为此,袁心湖转了好多书店,也到一些读书人家里翻看过人家的藏书。起初,他琢磨的都是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类,但不看不知道,这类书版本居然多得不得了,而且好些多有错、讹、漏之处,还有好些怪字。袁心湖又在国民党反共书籍里做文章,这是考虑到反共书籍便于力量们随身携带。他先选择蒋介石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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