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台（5）
明志·致远 
保密工作不断发现漏洞
1949年1月29日，韩城县保安科给边保上报了《一年来外勤工作的总结》，这是一份绝密文件。在谈到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内容：目前韩城几个重要力量及交通都是保密不够。“如电台问题，现在弄得董钊妻弟同都生都知道，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前功尽弃”。
这个同都生由此引起于桑的强烈关注。
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的董钊有两个小舅子，一个叫同慧缘，一个叫同都生。因为有文化，又年轻，都属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主儿，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一肚子牢骚。不过，这两人的父亲，也就是董钊的老丈人同伯亭却是韩城的大户，1947年秋韩城第一次解放时，游击队打着高勉斋的旗号到同伯亭家搜过枪。
1948年，高勉斋受高仰山、高步林的指派，说二纵王震司令打西安需要一张西安的城防工事图，让他到西安找高孟吉弄。高孟吉一听要这东西，说实在没辙，因为城防工事图属绝密文件，就王微那儿有。他官儿太小，就是请客送礼也弄不来。那时节，西安的旅店查得特别紧，高勉斋又没有身份证，只能在韩城老乡那儿这儿混一宿、那儿混一宿。沟北村有个叫高亚民的，与高勉斋年纪相仿，两人关系还可以。高亚民在青年路的三青团工作，高勉斋晚上就在人家的办公室里落脚。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高勉斋一进办公室，高亚民就告诉他，这里待不成了，赶快走。为啥？原来，高亚民是同慧缘的大舅子。同慧缘跟高勉斋的弟弟曾经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不错。这天下午，同慧缘专门来找高亚民，说他爸听说高勉斋到了西安，已经给董钊打了电话，要董钊全城搜捕共匪高勉斋。得到这个信儿，高勉斋赶快离开了青年路，半夜跑到刘昌祈家投宿。
当时，西安也就五十来万人，西安的韩城人圈子也没多大。不知谁的嘴巴不严，高孟吉他们电台的事儿，居然连同都生都知道了。不光同都生知道，刘昌祈也知道。尽管同都生思想进步，而且跟人说起过想去延安，但对他这样的人，高步林他们是非常慎重的。所以，这两人让边保方面相当紧张。前文提到韩城保安科给刘昌祈办了情报力量手续的事儿，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同都生，于桑指示韩城方面，对付他的办法，和应对刘昌祈类似。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国民党方面的机密统统说出来，尤其是关于董钊的事情，写成书面材料，由韩城保安科给他办情报力量的手续。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真的要他为党工作，而是要抓住同都生的小辫子，防止他嘴巴不严，说出高孟吉为共产党工作的秘密。当然，如果同都生确实想为党工作，也不拒绝。如果还不保险，黄龙方面可以请求延安，看是不是把他弄到延安学习。
那么，同都生、刘昌祈这两人的表现究竟如何呢？高步林认为，刘昌祈表现不错，而同都生表现不好。于桑的信中提到同都生时，用过“约定密下”一词。就是说如果不能把他叫到韩城保安科，可考虑“约定密下”，但要绝密。这“约定密下”，应该就是秘密处决的意思吧。
关于这两人的问题汇报到边保，边保以“西北局社会部”的名义答复，基本同意对这二人的处理意见。时隔九天，西北局社会部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同都生到延安去学习。不久，到韩城来指导工作的边保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向边保报告，同都生“已赴延大总校”。
本来，同都生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没想到后来又节外生枝。同都生对自己竟然引起那么多情报老手的关注，当然一无所知。到延大学习，是那个年代进步青年做梦都惦记的事。薛浩然、吕出、高孟吉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只不过组织上没给他们机会罢了。同都生得到这样的机会，当然很乐意。他本来已经高高兴兴地随队奔赴延安，谁知行至中途，这批人总校又不要了，把他们转到了韩城的延大财经分校。于是，同都生稀里糊涂地回到了韩城。他这一回来，又让袁心湖、高步林他们分外紧张。3月份，边保已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3月29日，袁心湖、高步林、史志春又联名给边保写了封信，请上级与延大商量，要延大由分校调几个学生到总校去，其中应包括同都生 
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同都生被分配到兰州市公安局三分局工作。后来，高孟吉随袁心湖去西宁组建青海联络站，到兰州时，还和同都生见过一面。
保密问题，还来自高孟吉本人。
对于高孟吉在韩城的公开工作，袁心湖和韩城保安科根据上级的指示，采取的是由友人推荐的方式，安排他在一所小学校教书；边保派来的报务员、代号12号的李在良以小商贩的身份，住在城里一僻静院落，由他控制高孟吉带回来的电台。
让高孟吉去小学教书，袁心湖、高步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校离城五里地，和韩城保安科不远，方便他们接头。而且从气质上看，高孟吉压根儿不像个生意人，更像个学生。何况，高孟吉在韩城的同学不少，都知道高孟吉家境贫寒，他哪来的本钱做生意？相比之下，让他当个小学教员就更恰当一些。再说，高孟吉虽然被成功策反，表现也不错，但组织上对他还是有戒心的。对他要控制使用，那么以教员职业作掩护是最容易控制的。教员圈子小，平时给孩子们上课还挺忙，基本没时间外出；而且，这个职业过的是集体生活，最容易发现他有什么毛病。而小商贩身份则相反，活动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严密控制。
此外，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袁心湖还向上级汇报了他对高孟吉的一些看法，比如高孟吉爱穿好衣服、喜欢女人，回到韩城后，就和他表妹有些缠绵。其实这事儿也很难说是高孟吉的错。他是个文艺青年，长得挺帅，见过世面，又从大城市来，何况，教书以后又和表妹成了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涉世未深又有些文化的表妹喜欢他，也属人之常情。
1949年4月，韩城县委宣传部的强伯重要找对象，有人给介绍了高孟吉的表妹。强伯重马上就表示不解，因为他听说这个姑娘在跟她表哥谈恋爱，还知道她表哥是从西安绥靖公署秘密回来的。言下之意，人家知道高孟吉是跟韩城保安科有关的人。得知这个情况，高步林吓了一跳。他马上找高孟吉谈了一次话，警告高孟吉和表妹相处要注意分寸，坚决不能谈恋爱，而且要管住嘴巴，不能跟任何人提到自己的任务。此后，他又找了一个合适的人给强伯重递话，说保安科对西安回来的高孟吉是持怀疑态度的，从而消除了一些影响。
保密不光在韩城成了问题，一野前总居然也有不少人知道了11号这码子事儿。袁心湖只好到前总专门跑了一趟，让组织上管一管那些嘴巴不严的人，不要再乱嚷嚷。鉴于漏洞这样多，于桑、袁心湖认为，把高孟吉再派出去似乎有些不妥。当然，是不是再把高孟吉派回西安，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这儿。
与此同时，被编为12号的报务员李在良也不安心在韩城工作。李在良认为，他来到韩城一个月，什么事儿也没干成。因为发报机高周阻流圈坏了，得重配一个才能工作。凭他的能力，发报机根本修不好。他明确表示不想在韩城工作了，哪怕趁现在无事可做的时间回去一趟，解决一些家务事也行。他的爱人有病，来信说她不能再从事报务工作了，想改行。他得回去跟爱人商量一下。
对此，边保指示于桑，他们的计划，是要造成必要条件，把电台破获，把11号高孟吉挤回西安。现在换掉12号李在良，就会多一个人知道这事儿。所以，要说服李在良安心工作，并且注意保密。
4月14日，史志春向于桑写信通报了一些事情，其中有这样两件：一是高步林生病了，连续发烧，大夫看过，说不清病因。两天前，他已经交清手续回家养病了；另一件事，就是李在良已经坐卧不安，吵着闹着非回延安不可，谁劝都没用。
病中的高步林也写信给于桑，重点提到了李在良的不安心。高步林害怕李在良再折腾下去，会把事情弄糟。他希望组织上重派一个党性强、肯埋头苦干的人过来。
李在良几乎每隔两天就要给于桑写一封信，催问延安是不是派人来接替他了。4月19日，于桑夫人杨瑞从韩城动身去大荔找于桑，要不是接替高步林成为韩城保安科长的史志春劝阻，李在良差点儿就跟杨瑞一路同行去面见于桑了。虽说没走成，但李在良开始违犯保密纪律，在暂住地会见客人，而且不止一拔儿。他甚至把客人带到放电台的楼上去，吓得史志春于21日晚把机器收起来，藏在了密室里。趁此机会，李在良要求去位于土基的黄龙公安分处，说是暂住几天，需要时再回韩城。史志春再三说服，他才表示不去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5月中旬。因为高孟吉带回的电台一直没有和绥署取得联系，所以，边保派来的12号李在良最终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国共都用的情报员
高孟吉带着潜伏电台回到韩城后不久，组织上就意识到需要派出交通员去西安再跑一趟。这个交通员，应该是敌方交通员，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稳住绥署二处，同时探听敌方对高孟吉有没有生疑。此外，与李福泳的电台需要早一点儿建立起空中联络，同时要与西安的情报力量约定以后生人见面时的接头方式。
本来，高勉斋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高勉斋不仅多次成功往返韩城、西安传递情报，而且和绥署二处密勤组长还有过当面交锋。像他这样的交通员，应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自从高孟吉带着电台回到韩城后，组织上却再也没派他去过西安。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得把高勉斋这个人往细里说说。
高勉斋生于1919年，在沟北村，如果论辈分，高步林得叫他叔。高勉斋是个小商人，韩城保安科的《外勤秘密人员登记表》显示，他“家有十五口人，五十亩地，房屋二十间，牛马各一头”。应该说，他的日子比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强许多。
1943年8月，二十四岁的高勉斋在宜川摆了一个小杂货摊儿。宜川地处国共控制区的交界地带，政治生态比较复杂。这个时候，和他一起在店铺当过店员的邻村乡党田安定已是边保临镇检查站的情报干部了。一次，田安定找到高勉斋，让他帮忙把国民党宜川县党部的党元恺约出来。党元恺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了国民党。高勉斋约来了党元恺，田安定跟他进行了一次密谈。后来，高勉斋听说，党元恺答应重新为共产党工作，并且把他知道的一些国民党宜川方面的情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田安定。
后来，田安定也让高勉斋把他所知道的宜川国民党驻军和特务的活动情况写成了书面材料。高勉斋是一个小商人，边保方面何以问他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情况呢？这是因为他很可能还是国民党方面的谍报人员。从高勉斋来说，有这么个身份，他在国民党控制区做买卖出入就比较方便。但自打和田安定接上了头，他就又成了共产党的情报员。一个人脚踩两只船，他究竟算哪边的人呢？韩城二次解放后，高步林仍对他委以重任，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情报人员原则上都是单线联系，和高勉斋联系的，就是田安定一个人。1945年，随着抗战走向胜利，国共之间的情报战不断升级，田安定来宜川找高勉斋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每次，高勉斋都会把他搜集到的宜川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写出来交给田安定。1945年秋，有同乡跟高勉斋说，有人告他私通红区，让他快跑。高勉斋当晚就离开了宜川，跑到了临镇检查站找田安定。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宜川的国民党督察处抄了他的杂货摊子，还把他妈抓去关了半年，后来花钱活动才放出来。
到临镇后，受临镇检查站负责人张峰、石志文的指派，高勉斋先后几次回韩城，搜集韩城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情报，并且搞到一张韩城地图。1947年春，高勉斋和游击队长任江彬接上了头。这期间，他做的仍然是隐蔽工作。但是，韩城第一次解放后，高勉斋的身份暴露了。一些游击队员没有预料到国民党军队会卷土重来，他们跑到董钊老丈人家搜枪时，说是高勉斋让来的。同年秋天，国民党警察到沟北村抓高勉斋，高勉斋躲了起来。来人把高勉斋的老婆打了一顿，又把高勉斋的哥哥高月亭关了一个多月，家里花了好些钱才保出来。
这一个月，高勉斋是在师作桢家的地窑里躲过来的。师作桢是韩城井益村人，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乡长。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凡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会想到给自己留后路。所以，这段时间里高勉斋除了给游击队弄子弹，还凭三寸不烂之舌策反了国民党盘惠乡的乡长吉士纯。盘惠乡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连，专门负责搜索共产党游击队。这个连一有动静，吉士纯就把情报递给高勉斋。因此，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山围剿游击队都无功而返。
此间，国民党53旅进驻韩城，城防营长是高勉斋熟识的别振武。1942年，别振武曾带兵在沟北村驻扎，就住在高勉斋家，跟高勉斋处得不错。听说别振武来了，高勉斋动了策动别振武起义的念头。他跟任江彬一汇报，任江彬说：“好呀，你觉得有把握就去试试。”说着，递给他一颗手榴弹。
“我拿这东西干啥？”高勉斋不解。
“别振武要是同意起义，当然啥事儿没有。要是不同意呢？人家给你用刑，你扛得住吗？要是谈崩了，你就把手榴弹拉了，大家同归于尽。”
高勉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有生意，考虑再三，还是没敢进城。此后，韩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连游击队都不得不东渡黄河，躲到山西解放区去了。游击队临走，任江彬让高勉斋赶快离开韩城，找地方躲起来。高勉斋这才躲到了西安。听村里人说高孟吉在南关搞无线电，他就设法找到了高孟吉。这才有韩城二次解放后，高步林派他给高孟吉送信的事儿。打这儿起，高勉斋正式成为共产党方面的一个交通员。
搞情报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比如，高步林曾派一个叫薛中儿的人去找过赵继义。这个薛中儿到了赵家，不看人家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大谈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如何好。那时候，西安城是何等的森严氛围？赵继义家跟李福泳他们的电台是隔壁，来来往往人很杂。他们家里来了一个赤色分子，这要传出去，还不够赵继义喝一壶？赵继义吓得几天不敢回家，甚至准备逃出西安躲一阵儿。
作为交通员，高勉斋胆子奇大，社会交往能力强，随机应变，这让他能够多次成功往返韩城和西安之间，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直接面对绥署二处谢璇这样的特务，，高勉斋毫无慌张之色，让谢璇都想给他弄个“阶级”。可见此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但高勉斋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首先是他身上的商人习气。在韩城保安科的记录上，高勉斋是所有情报力量中领取特别经费最多的人，他领取的经费项目包括招待费、家庭照顾、生病休养、路费、活动费等。高勉斋做事处处要算经济账，这让热血青年薛浩然、吕出等人很看不惯。1949年1月15日，吃过李福泳的婚宴，高孟吉到北大街高铭斋家去找高勉斋。他们原本约好在这里会面，但高勉斋却出去跑生意去了。后来，他们在刘昌祈家见面时，高孟吉就跟高勉斋发了一次飚。这以后，高勉斋才老老实实在住处待了两天。
高勉斋社交能力强，在西安认识的人多。作为交通员，这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成了他的短处。因为他这人性格张扬外向，喜欢出风头，总想让别人对他高看一眼。遇到他眼里的进步人士，他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对他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高步林曾向组织上作过汇报。于桑对此忧心忡忡。考虑再三，鉴于高勉斋在西安有太多人认识，再加上嘴巴不牢，让他充当敌方交通员已经不让人放心了。陪高孟吉从西安带回电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作为交通员被派出去过。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解放区村长
高孟吉离开西安时，刘庆曾、谢璇曾和他提到过陆上交通联络之事。谢璇告诉他，他这个潜伏组，编号为307组。在绥署这边，高孟吉的化名是“张杰”，而与他联络的谢璇化名“程相如”。他们约定的联系地点在北院门134号树德生茶庄。
高孟吉回到韩城后，电台不能与绥署二处建立联系。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派出交通员，他就会和绥署慢慢失去联系。失去联系，也就失去信任。而对于高孟吉，边保方面一直主张把他再派回西安，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从高孟吉一回到韩城，韩城保安科就在为他物色交通员。高步林让高孟吉推荐，高孟吉就想起了他的同学张永才。
张永才是韩城西庄东王村人，与高孟吉年龄相仿。1941年初夏，张永才小学毕业前夕，胡宗南的战干四团童训班来招生。因为管吃管住，出证顶替征兵，毕业后还给分配工作，好些家境贫困的孩子报了名。张永才他们西庄小学一次走了三十多个孩子。在华县，他们训练一年后，分到了机踏车连。可是，在机踏车连当了几个月的童子军，他连机踏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山伐竹砍柴。1941年底，他考上了西安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和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人成了同学。一年后，他被分到了军队，先后在48师、西交总队、新2军等处服役。
抗战胜利后，他又被调到驻扎呼图壁的新45师。张永才本想早点儿回家娶妻生子，这会儿却越调越偏远，因此一肚子牢骚。他就开始装病，不肯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也花了点儿钱找关系打点上司。1947年5月，上面给他批了短假，让他回家。这一回家，他就再也不想回军队了。韩城二次解放后，张永才在乡上、村上都当过干部。高孟吉托人给他捎信儿的时候，他在他家乡的村子当村长。这个时候，张永才看上去浑身乡土气，和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经高孟吉介绍，张永才在沟北村见到了高步林，两人长聊了一次。过了一个来月，一天晚上，高步林派人把他叫到沟北村，然后又带着他一起回到县城。在县保安科，高步林告诉他，要派他到西安走一趟。之所以选他去，是因为他和高孟吉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同为王微的学生。他到西安的任务，首先是跟李福泳、薛浩然、吕出、徐学章等同学打听一下，高孟吉到韩城之后绥署二处有什么反应；第二，如果没有什么坏消息，就去北院门134号树德生茶庄把高孟吉写的信交上去；第三，主动跟茶庄接待人提出面见刘庆曾处长。
为此，高步林、高孟吉和张永才一起，弄了个两三页的提纲，上面除了高孟吉向刘庆曾汇报的内容，还有刘庆曾、谢璇可能会问的问题以及应该怎么回答。他们让张永才把内容背下来，并且演练了多次。
张永才出发的时间是1949年2月20日，头一天晚上，他是在黑池寨落的脚。第二天，过了黑池，就进入国统区的朝邑。朝邑城除了北门之外，其他几个门都封了。虽然有武装人员检查通行证，但也不严，走走形式而已。让张永才费了点儿周折的，是如何过渭河。平时，一般是从仓头镇过河，但这里的渡船都被封了。哪儿能过河呢？说是三河口，就是渭河、泾河和洛河的交汇处，离这儿还很远。张永才边往三河口走边打听，终于打听到从比较近的大华路渡口就能过河。
到了西安才发现，大街上到处是工事，气氛相当紧张。张永才一身韩城老农民的打扮，这身打扮从火车站出来并不引人注意，但当他走到小南门这儿，这身土得掉渣儿的行头一眼望去就知道不是西安人，于是，他被小南门把门的兵盯上了：“过来，过来，你！”
张永才被带到巡守亭进行盘问。一看他的路证，人家更怀疑，因为他来自解放区。问他来西安干什么，他说来探亲。又问他亲戚是谁，叫什么住在哪儿，这些都是在韩城保安科演练时不曾设想到的问题。情急之下，张永才把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说成自己的表哥，说解常新的爸爸是他的舅舅。他说舅舅卧床不起，家里写信把他从韩城叫来，帮着侍候病人。人家问他解常新家住哪儿，他说住在菊花园恭府巷。菊花园在东大街那边，他为什么跑到小南门来？张永才给出的解释是：他要去黄家庄找一个同学。
这边有病人等着他去照料，他却过家门不入，先跑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同学，这理由搁谁看都觉着牵强。人家更不让他走了。这个时候，天早就黑透了。张永才看实在脱不开身，只好跟人家说了“实话”，他是来给绥署送信的。对方问他怎么证明，张永才从裤脚把绥署二处发给高孟吉的通行证取出来。本来，这东西是让他拿到北院门树德生茶庄跟人家接头时出示的。还好，守门的兵看过证件，一扬手让他走了。出得城门，张永才才发现，大冷的天，他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
张永才出小南门要干什么呢？他要去黄家庄找李福泳。这就是派张永才来的好处，他跟李福泳他们全都认识，同学嘛。李福泳的驻地和赵继义家挨着。这是一个大院子，有十多间房子。第一间是士兵们住的地方，这里当兵的有七八个人，负责摇机、做饭和勤务；接下来一间是报房，里面架有机器，住着两个报务员，也称“班副”。对面的两间房子没有住人，空着，作为饭厅使用。紧接着两间房，是李福泳和新婚的媳妇住。再往里走，就是赵继义家了。在这里，李福泳是台长，官最大。
李福泳一见张永才，眼睛瞪得牛一样，半天才认出来。电台人杂，李福泳找来了赵继义，三人一起到外面院子里说话。张永才照方抓药，先问他们绥署二处对高孟吉回韩城有什么反应。李、赵一头雾水——他们压根儿没机会接触刘庆曾，怎么会知道他对高孟吉这事儿有什么看法呢？李福泳只能说：“也许没什么问题吧，反正我们没听说什么。”
既然是这样，张永才就说要去北院门送信。张永才口袋里的那封信，是高孟吉以“张杰”的化名，写给化名“志明”的刘庆曾的，主要是跟刘庆曾要经费，并交代，他的困难来人略知。“关于咱处货价，请随时捎信告之可也。”这就是问刘庆曾对他以后的工作有何要求。
张永才把信拿出来给二位看了看，李福泳、赵继义都觉得他去见刘庆曾不合适。连看城门的大兵问两句他都紧张得不得了，去见胡宗南的特务头子，还不是几句话就让人家发现破绽？所以，李、赵二人都劝他不要去送这个信了。自从革命公园聚会后，他们这帮人一直觉得，如果不进入绥署机要室，组织上想要的情报就不好搞到。为此，他们已经在托人活动，想让赵继义混进去。赵继义决心很大，哪怕去受训三个月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一早，李福泳给张永才找了身旧军装套上，这才让他去找徐学章。徐学章刚从汉中回家没两天，他告诉张永才，西安绥署这边已经在把大量的军用品和官员家属往汉中转运。一天后，薛浩然也从三原回来了。他这一组的潜伏组长不敢在三原继续待下去，带着他们一起跑回了西安，让刘庆曾给骂了一顿，现在要派他们去渭南。薛浩然把他搜集到的一些军事情报告诉给张永才，包括从成阳至平凉、渭南、大荔、潼关等地驻军番号、兵力等。
2月25日，张永才离开西安。这次，他带回了薛浩然最新约定的联络方式：情报力量呼叫“CQ coo DF F20”，延安方面听到后回答“G>K DF F4B”。“coo”是胡宗南部队的例行呼号，加在前面是为了迷惑侦查台的监测。
徐学章的妻哥在一列货车上当司机，因为列车上查得严，李福泳没敢让张永才买票上车，而是把他安排到那列货车的火车头上。到了华阴庙，张永才一路步行，于2月28日回到韩城。
张永才此行虽然带回了一些情报，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3月12日，高步林再次将他派往西安。为此，韩城保安科做了精心准备。
张永才到西安后，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绥署二处对高孟吉去韩城后的反应，是信任还是怀疑？如不怀疑，就可以大胆地去送那封信。离开西安时，张永才把高孟吉捎给刘庆曾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扔到了厕所里。这次走，高孟吉重写了一封。刘庆曾使用过“张强”的化名，所以，高孟吉在信里称他为“强吾兄”。站在刘庆曾的角度，高步林、史志春和高孟吉设置了一些问题，并且替张永才想好了答案。
首先，刘庆曾会问他和高孟吉是什么关系。张永才可以照实说。毕业后，他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照实讲，说到他脱离部队留在农村的原因时，可以强调他是因为奶奶卧病，请假回家是为了看奶奶。因为婚姻问题没解决，回家后，家里非让他结完婚再走。可是，等他结完婚，解放军已经打到了韩城，想走也走不了了。因为跟高孟吉关系特别好，高孟吉信得过他，所以让他出来送信。
接下来，刘庆曾会问高孟吉回去之后在家干什么。张永才可以说，因为怕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高孟吉不让他去他家，他也不去张永才家，所以近况知道得不是很多。听高孟吉自己说，他腊月二十几到家的，机器是深更半夜想办法弄进来的。为了不引人注意，过年期间，他根本不敢动电台。正月二十前后，他跑到老岩村他舅家去试架过一次机器。不知道是波长不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很少听到咱们这边呼叫的讯号。可能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还把真空管烧坏了一副。这时，张永才可以展示他带过去的那节烧坏了的真空管。
“他非常着急，当时曾到我家来过一次，要我给处长送信。我父亲有病，哥哥到宜川做生意去了，家中无人照管，脱不开身，所在拖到现在才来。最近他又在不知什么地方架了一次，因为他的手表坏了，每天时间对不上，所以也没听到咱们这边叫他。最困难的是天线太长了，架设容易暴露。他希望我这次来给他带回去一根短一点儿的天线。”
这段回答的巧妙之处在于，把高孟吉遇到的困难都说了，这等于回答了刘庆曾对高孟吉一去杳无音讯的质疑。因为有细节佐证，比如真空管烧坏了、手表坏了、天线太长等，刘庆曾就是仍有疑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如果他想从张永才这儿打听高孟吉的更多情况，张永才却可以轻松地以“不知道”作答，因为这一切都是张永才听高孟吉说的，他没有亲眼看到，除了带来的那节烧坏的真空管。
如此一来，刘庆曾就只能泛泛地打听，比如共产党怎么对待西安回去的人，高孟吉有什么打算等。韩城保安科替张永才想好的词儿是这样的：“普通由西安回去的知识分子，不是到学校参加学习，就是参加工作。高孟吉在家里也待不住。种地，他下不了苦。做生意，他没有本钱，再说身份也不合适，怕被人怀疑。他再三考虑，还是到学校教书，因为有许多教员都是他在家时的同学，可作保介绍。本来想到乡村小学教书，又考虑到乡村小学都只有一个教员，教的是些年龄小的孩子，一会儿也走不开。于是又托人介绍，准备到高小教书。因为每个高小至少有十几个教员，有事儿别人可以替他一下。这样，他就能抽出时间和咱们这边联络。听说敌人的教育科已经批下来了，他应该很陕就可以去教书了。”
话说到这儿，刘庆曾就该对韩城解放后的情况感兴趣了。韩城保安科连语气词都替张永才想好了：“唉！正是先甜后苦。去年共产党到韩城后，对老百姓表面很好，今年就不同了。参军、抬担架、支差要粮，最近又闹斗争，弄得许多人都跑出来了。西庄区五乡柳枝村的孙光祖就吓跑了。最近，又要每个妇女做军鞋，还编妇女队，弄得家家鸡犬不宁。”
作为胡宗南绥靖公署的特务头子，刘庆曾的关注点不可能只在高孟吉一个人身上。一野的动向、山西解放军是否渡过黄河，一定是他所关心的问题。韩城保安科让张永才如此作答：“自咱们放弃大荔、朝邑、平民后，韩城就算后方了，军事行动是看不到的。不过有些后方机关向前移动，路上多是些老百姓做运输工作，驮军鞋、运军粮、运子弹的车很多。没看到山西大军往这边过，但老百姓都议论，太原如果被共军占领，西安就快了。来西安的一路上，我们由平津方面下来的零星回家的军人很多。”
当然，张永才还要见缝插针地夸夸高孟吉的敬业精神，比如说他动身前一晚，“高孟吉整宿都没睡，真急啊！人都比过去瘦多了！”
张永才上了路，高步林给他备下了解放区、国统区两边的通行证，还让他再次带上了高孟吉化名“张杰”的绥署通行证。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百万农洋和十五块银元。这些银元还是跟韩城一个商人借来的。因为张永才这次的身份是个去西安进货的小商人，所以，他浑身上下的行头也都换了，到了西安，不至于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个外地的乡巴佬。可是，谁也想不到，高步林费尽心机包装出来的交通员，却因为身上带的这笔钱断送了行程。
离开韩城，张永才直奔三河口，准备从那儿渡河。过河前，有保六旅的士兵对旅客搜身检查，张永才藏在衣裳里的银元被发现了。一个少校军官对他进行审问。张永才提到了牌子很大的王微，人家却不买账；被关了一夜之后，张永才又把那张高孟吉写给刘庆曾的条子拿出来给少校看，人家还是不认。把他关了一天两宿之后，这伙人又把他送回朝邑，当街释放。这时候张永才才想明白，那个少校之所以六亲不认，是因为他横下心要贪污那些银元。
身无分文的张永才没法再去西安，只能掉头往韩城走。两次都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张永才羞愧难当。尤其是这次，不仅事儿没办成，还把宝贵的经费给丢了。见到高步林时，张永才忍不住号啕大哭。，高步林却没有责备他一句，而是马上安排炊事员给他做饭。
这次回来，张永才大病了一场，去西安的事儿没有再往下说。后来，大荔分区公安分处成立，高步林调过去当副处长，把老实忠厚的张永才调到了身边工作。张永才正式的工作履历，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