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台（四）
明志·致远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是电影《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经典台词。高孟吉再回西安，就有点儿杨子荣上威虎山的意思了。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天不亮就出城与高勉斋会合。黑暗中，一阵马蹄声响，一辆马车停在他面前。和高勉斋一路同行的，还有一个他熟悉的小商人。一行人拿的是韩城商会的路证，沿路接受各检查站的检查。在他们出发的同时，高步林还派出保安科的魏进财带着两名战士走另一条道，带着给高孟吉准备的书报和宣传品，以及用于桑寄来的农洋换的银元和金圆券等，直奔黑池寨。
第二天傍晚，他们抵达了黑池寨。高仰山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支开随行的商人，高孟吉跟着高勉斋去见高仰山。不多会儿，魏进财也赶到了，把钱和书报、宣传品交给了他们。高仰山是个非常细致的人，一再叮嘱他们要提高警惕。
12日中午，他们出了封锁线，来到了国民党控制区的无量洞。在一个车马店，他们刚下车，就有两个穿着极为破烂、像是大车店喂牲口的人过来，拦住他们要检查。高孟吉知道，他们一定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特务。尽管高孟吉出示了韩城商会的路条，特务依旧不肯放行。两人在他们身上没搜出什么，就到车上翻。结果，从草袋里翻出了那些书报和宣传品。
“这是什么？嗯？”两人变了脸。
一看两个特务声色俱厉的样子，马车夫以及那个同车前往西安的商人面如土色。
“来来来，借一步说话。”高孟吉并不紧张，他把其中一人叫到房子里，掏出绥署职员证让对方过目，并说明自己是二处的工作人员。“我是二处刘处长亲自派到韩城工作的，你们如果不信，马上拍电报向二处查询好了。”
特务嘟囔：“既然是自己人，咋不早说，省得那么麻烦！”
他们上车继续走，走了没多远，又遇到…处军队的检查哨。这次，高孟吉没等人家动手查，就掏出自己的职员证递过去，哨兵在递还证件时，还给高孟吉散了个礼。
“这世道太可怕了，你竟然能两边通吃！”马车再走起来，那个同车的商人忍不住感慨。
13日下午回到西安，高勉斋去二府街刘昌祈处落脚，高孟吉去参府巷找他的表哥解常新。l4日一早，高孟吉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北大街62号的高铭斋被抓起来了。上次离开西安去韩城之前，高勉斋和谢璇就是在高铭斋的商号里见的面。高铭斋被抓，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回韩城近一个月没有消息，刘庆曾着急了？高孟吉赶快跑到北大街62号高铭斋家，详细问过高铭斋的老婆。原来，警察在捕一个毒贩，赶巧高铭斋在人家家中打牌，就被一块儿抓了进去。也就是说，高铭斋是属于误捕的，而且也不是在自己家里出的事儿。高孟吉这才松了口气。
来到北院门，谢璇一如继往地客气：“辛苦了，老弟。”
“这次去得太仓促，没准备好。要不是因为我是韩城人，对当地熟悉，你这会儿恐怕都见不到我了。”高孟吉告诉谢璇，回家二十多天，他只在家住了四天，而且全是深更半夜进的家门，白天门都不敢出。余下的时间，他都是在亲戚家东躲西藏。“本来我可以早几天回来，一是下了几天雪，路不好走；二是我想要的情报资料一时没收集上来。”说着话，高孟吉就把带来的书报、墙上撕下来的标语、宣言之类的东西翻给谢璇看。
“还不少啊。前几天，处长还问起过你呢，我说还没有消息。”谢璇说。
这下，高孟吉心里踏实多了，看来，刘庆曾并没有怀疑到他。因为刘庆曾当天不在，谢璇约他第二天再去。心里有事儿，高孟吉这一晚上彻夜难眠。见了刘庆曾，到底会是什么情形呢？尽管和史志春把这场景演练了无数次，但真实的刘庆曾会问些什么事情，他心里还是没数。若是让他们知道他投了共产党，高孟吉很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太阳庙门的“西北特别拘留所”，就是绥署二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别说是无名小卒，就是西安的文化名人、主编《秦风日报》副刊报告，专程送到黄龙。26日晚，高步林、史志春又熬夜整理出一部分情报。27日一早，高步林把白碧安叫来，当面布置他再到黄龙跑一趟： “这几份情报很重要，是彭德怀司令员打仗时要用的，一定要在两天之内送到。”
高步林让白碧安带一名战士上路。白碧安问给几头牲口，高步林说就一头。两个人，一头牲口，那就得有一个人走路。白碧安急了： “二百四十里路，两天赶到，徒步恐怕很难吧。”
“没办法，只能弄到一头骡子。”高步林也很无奈。
白碧安只好一个人骑着骡子、背着枪出发了。出门已是腊月二十九，天降大雪。这回白碧安知道自己带的情报有多重要，顶风冒雪昼夜赶路。第一天很顺利，天黑之前已经走过冯塬十多里，但仍然没到一半路程，剩下还有一百好几十里路，而且其中有七八十里山路。当时，黄龙山仍有土匪出没，像他这样单枪匹马夜闯黄龙，相当危险。白碧安有点儿后悔没带那个战士一起走。
年三十这天，白碧安赶到了澄城县的吴家桥。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买不到吃的。过年了，小镇上的店铺全都关门歇业，一大早，街道上连人都很少见。白碧安敲开一家饭铺的门，跟店家好说歹说，人家才给他弄了点儿吃的。出小镇向西十里，过一座小桥，就要进山了。这时，那匹骡子发起犟脾气，死活不肯上桥。白碧安跟牲口较劲儿，累得满头大汗，连个帮忙的路人都遇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算把骡子降服。看来骡子不肯进山是有道理的，荒山野岭，全是小路，这一头钻进山，就是没完没了的沟沟坎坎。
第二个困难，是路不熟。黄龙山本来就人烟稀少，大年三十，哪儿还有行人？可白碧安没走过这条路，心里没底儿，老想找人问问道儿。想见人，却又怕见人。万一遇到土匪可怎么办？自己丢了性命事小，可误了送情报，就是大事了。好在那头骡子曾经走过这条路，老马识途，骡子也认路。山谷里，除了骡子的蹄声和鸟儿的呜叫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连续几个小时，白碧安枪上膛，手握枪，精神高度紧张。直到听到了犬吠声，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知道有人家了。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小村庄灯火明亮。那年月，家家户户过新年。都是要守夜的。还是早上吃的饭，白碧安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决定不走了，去找村长。可找了几户人家，都不肯告诉他村长家住哪儿。过去人们的观念里，大年三十上门的客人，一般都是来催债的，《白毛女》里黄世仁去杨白劳家，就是赶着这么个点儿。所以，村民们谁都不愿留白碧安在家过夜。
好不容易找到村长，村长的冷淡也就可想而知。村长家一共五口人，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小孙子，住两孔窑洞。主人给白碧安弄了一盘白菜拌豆腐，还有二两黄米制成的年糕。晚上，白碧安住在老两口的窑洞里。第二天一早，他除了付清伙食和草料钱，还按风俗给了这家的小孙子一份压岁钱。这下，村长一家感动坏了。老两口拉住他的牲口，一定让吃了饭再走。转眼间，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就端上了桌。那年月，老百姓平时哪儿舍得吃白面？白碧安胡乱吃了个馒头，赶紧要上路。一家老小五口人把他送到了大沟边，目送他走远才回去。
紧赶慢赶，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他终于进了黄龙分区保安分处的院子。见到白碧安风尘仆仆送来的情报，于桑十分激动。这个时候，保安分处厨房的饺子还在锅里煮着呢，于桑跟白碧安说：“你是咱们的大功臣。吃了饺子，你好好睡上一觉。放心，牲口有人喂！”
11号的第二阶段
按规定，外人回来，尤其是从国统区回来的，要向乡政府申请登记。1月29日是大年初一，高步林从县上回到沟北村。商孟吉特意请了同村的乡书记和一位师范教员跟他一起去看望高步林：“哎哟，四哥，还认识我不？我是孟吉呀。你看看，咱们好多年没见面了啊。”当着乡书记和那位教员，高孟吉和高步林还演了个小节目。
在黄龙保安科，白碧安吃完饺子呼呼大睡的时候，于桑就开始伏案工作了。高孟吉回到韩城，就成了他们手中的一粒重要的棋子。怎样下好这步棋，对于今后的情报工作意义深远。经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审批、修改，于桑让白碧安捎回了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他对第二阶段工作的一些思路。
首先，要让高孟吉按约定的时间给绥署二处发报。但仅仅是取得空中联系，不急于给他们提供情报，吊着他们的胃口，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少量地提供一些不妨害解放军行动的一般性情报；设置潜伏电台的地点要绝对保密，最好藏在乡下某个可靠的老百姓家里，跟这家老百姓交代好，不管见了谁，哪怕是解放军的大官，都不能说这事儿。至于和西安的联系，于桑已经打报告要求边保派人带电台来韩城，尽快和李福泳取得联系。
其次，于桑也考虑到了给高孟吉派出一名敌方交通员的问题。和绥署二处取得陆上联络，目的是了解二处特务们的动态，看看我方的布置有没有什么破绽被敌人发现。如果没有异常情况，那么就要请示高孟吉今后的工作任务。因为回韩城之前，高勉斋和刘昌祈打过交道，刘昌祈知道高孟吉回韩城的事，于桑意识到刘昌祈对于这件事能否保密十分重要。这次派出的交通员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了解与高孟吉有关的其他工作关系是否出问题，并且要给刘昌祈再打招呼，不能泄密。为此，有必要让刘昌祈写个个人履历之类的东西，掌握在我方手上。其目的是堵住他的嘴，让他知道，如果说出高孟吉的秘密，他会吃不了兜着走。后来，韩城保安科果然给刘昌祈正式办理了情报力量的手续，代号为46号，化名“林山”。
于桑规划的11号第二阶段任务在三个月以上，期望达到这样一些目的：第一，让高孟吉赢得绥署二处的信任，然后让他从韩城回到西安，在二处取得更重要的位置。为防万一，他的位置得有替补人选，至于是派别的情报人员，还是由薛浩然接替，可以先做准备，但不必马上决定。因为高孟吉在韩城不待上三个月以上，绥署二处恐怕也信不过他。第二，就是和李福泳电台尽快取得空中联络，而且从电台到人员也得有替补。万一人家把他调走，空中联络不就断线了？第三，三个月后如果高孟吉顺利回到西安，怎么处置他留下的潜伏电台。于桑设想的方式有两种：考虑到潜伏台的功率不大，一是把这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电台放到国共边境，设法控制别的潜伏电台；如果办不到，就公开破获，以彰显打击敌特的社会效果。不过，这要放在第三阶段再进行。
收到于桑转来的情报和所拟的报告，2月2日，边保做了回复。边保领导首先批评于桑对高孟吉两次回韩城都汇报得太晚，贻误了战机。因为他们的意见和于桑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高孟吉上次回西安后，根本就不该再回来。即使要把电台带回来，也应该由高孟吉推荐别人去完成。边保领导认为，应该让高孟吉立即打入绥署，起到收集和组织情报的作用。让他回来，这项工作就会延误。而现在，再让高孟吉回西安，就得经过周密设计，弄不好会穿帮。而且把电台带回来意义也不大，因为组织上处理这部电台十分棘手，面临很多顾虑。可是，由于黄龙方面汇报得晚，等延安边保方面把意见反聩给黄龙时，黄龙已经给韩城方面下过指示，要让高孟吉带电台回来。鉴于这种情况，边保指示于桑，今后凡与敌内重要力量的来往，必须即时报告本部。
关于高孟吉后面的工作，边保的意见也与于桑的想法有很大不同。逆用敌台，是件非常慎重的事。边保要求黄龙在接到延安方面的通知之前，不要让高孟吉的电台与敌台进行空中联络。黄龙方面必须立即将高孟吉这次出去的经过、到西安后跟敌人报告了些什么、给敌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报、敌人对他的态度如何、给了他什么任务、约定什么时间开始空中与地下联络，以及约定了什么样的密码等，详细报告给边保。另外，边保认为于桑给韩城方面的信中所提及的供敌情报的方法也是不妥当的。任何涉及军队的情报，哪怕是“不妨害我军行动”的，也绝对不能供敌；即使供敌假情报，也得有严格的审查办法，定期把发报的原稿、收发报底码、来电译文等送上级审阅。如果决定让高孟吉带回的电台与敌台联络，必须有我方的电台监视发报，而且，密码本要由我方保管、电文要由我方来译，高孟吉收发报时，必须要有我方报务员在场。这些，要形成制度，严格遵守。于桑给韩城的信中虽然说了“不急于”给敌人发情报，但不等于不得发情报，这里是存在明显漏洞的。
于桑在给边保的回信中承认了工作中的漏洞，也解释了自己的思路。关于高孟古今后的工作，从总的方向来说，没有违背打入绥署长期埋伏的工作方针。边保指示“高应力争藏在二处工作”，但藏的方法就有直接、间接的问题，所以，他在工作方法上就没有坚决执行边保的电示。
边保希望高孟吉从韩城回到西安后就潜伏在绥署二处，而于桑却让高孟吉带着潜伏电台回到了韩城。对此，于桑解释，高孟吉不一定能推荐人代替他到韩城潜伏；即使他推荐的人真的来了韩城，他自己能不能在绥署二处潜伏也没准儿。何况他如果推荐别人时，使特务趁机混到韩城，处理起来会很麻烦。因为如果马上破获，敌人自然会怀疑高孟吉。如果组织上不让高孟吉带潜伏台回韩城，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他回来，那弄不好我们不仅得不到电台，还会把高孟吉这个情报力量废掉。因为绥署二处让他来，他不肯来，绥署二处还用不用他，就不好说了。
1月三十日，边保以西北局社会部的名义向西北局、西北野战军打报告，要求在敌区建立空中联络。本来，边保自己有多部电台，但由于战事紧张，西北野战军电台不够用，彭德怀把边保的电台全都调拨给了部队。直到此时，除了需要人员操作高孟吉带回的电台，薛浩然、李福泳的电台要与边保方面联络，另外，国民党新编第99师师长赵国桢要求延安方面派报务员、译电员去控制该师电台，以便给共产党方面提供情报；驻耀县的“军统”西北特技组组长杜志芳要求通过电台与边保方面进行联络；边保陇东分处要求派三架小型电台给他们，说在兰州、平凉等地有安设密台的地址；黄龙分处西安情报站也要求派台去西安。边保还获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第十专署，长安、三原、富平、礼泉、高陵、乾州等县几个电台的呼号、联络时间，需要安装专台窃听敌台电报。因此，在报告中，边保提出要报务员、译电员以及各种型号收发报机若干。
2月5日，西北野战军批示：“社会部情报台不日成立。韩干亦选派。”韩干，指的是派往韩城的电台管理干部。2月6日，边保马上给于桑写了信，安排报务员李在良协助控制高孟吉带回的电台，李在良代号为12号。2月17日，边保又派一科即情报科的副科长袁心湖来韩城，布置高孟吉的工作。
袁心湖，湖南新化人，原名邹高清，字定才。1935年考入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堂，再往前，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如今的天津大学，前身正是这个北洋工学院。
邹高清入学两年后，抗战爆发。1937年7月三十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被炸。热血青年邹高清参加抗日救国军南下，不久，他听说学校师生迁到了西安，赶紧又追到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没等毕业，邹高清就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从此，他不再叫邹高清，而是改名袁心湖。到延安后，袁心湖曾被派到傅作义的绥远省政府，担任宣训科科长，直到1940年傅作义的“七路半”画上句号（当年，阎锡山认为傅作义被八路军赤化，称傅的军队是“七路半”）。
根据西北局社会部2月7日的指示，于桑在给韩城县委、县政府和保安科的信中，除了要求韩城方面遵照两北局社会部的指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指导意见，如电台安置的位置不能在街上，最好安置在比较偏僻的乡村，找个亲朋掩护；11号不必向乡政府登记，只要能掩护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