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台（2）
明志·致远
与韩城晋绥情报站的纠纷
在投奔解放区这件事儿上，薛浩然原来计划几个人一起行动的，参与者有吕出、赵继义、高孟吉以及高孟吉推荐的师世德。
师世德也是韩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学同学，跟高孟吉也同过学。他在西安市政府当差，能给他们办身份证。赵继义是河北保定人，在陇海铁路电台当译电员。他家在南郊郝家村，和薛浩然他们的电台是邻居。赵继义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家里除了岁数很大、身体也不好的父母，还有个侄女。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靠他这个下级公务员的薪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尽管如此，赵继义在读书上却舍得花钱。他家里订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而且买了很多苏联小说。赵继义胆子大，不怕事儿，跟薛浩然又年龄相仿，两人很自然就成了好哥们儿。 
本来，赵继义也答应跟薛浩然他们一起走，但他家老人生病，走不成；高孟吉这时候还在陕南的山沟沟里钻着，也走不了。因为薛浩然执意要走，哪怕一个人都要行动，吕出最终决定跟他一起走。当然，同行的还有师世德。师世德给他们俩一人弄了张身份证。三人动身，薛浩然穿了件长袍，扮作小学老师；吕出穿了件半旧的中山装，看起来像个学生。为了出门方便，薛浩然还特意带上了绥署二处的特工证件。
那时候回韩城，火车只能坐到华阴庙。三人下车后，又雇了一辆马车。马车一路跑到合阳，就到了国共对峙的地方。两边都有检查站，雷庄这边，是国民党的检查站，穿军装、穿便衣的都有。一行三人没带什么违禁品，又都有身份证，所以，薛浩然连绥署二处的证件都没往外掏。过了雷镇的检查站，就要上个大坡。走上十里八里，坡上面就是方镇，那是共产党的地盘了。在这边的检查站，他们遇到了一个姓石的干部，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叫石启明。薛浩然也没什么经验，一见是共产党的，就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包括高孟吉让他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之类的话都说了。但是，到了韩城县城，石同志没带他们找高步林，却把他们领到了北关狮子巷，见了晋绥公安总局韩城情报站的秦波与关克。原来，石启明是晋绥公安总局的人。
来到晋绥情报站，薛浩然又把跟石同志说过的话和秦波、关克说了一遍：“我和高孟吉是给咱做工作的，孟吉让我来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科长，他是沟北村人。”
“高步林，噢，我不熟。”秦波这样答复。
其实，秦波刚从山西来韩城，和高步林一起在保安科的灶上吃了两个月的饭，高步林给他帮过不少忙。只不过，这会儿有送上门来的情报关系，他舍不得再交给高步林。问明情况后，秦波留薛浩然、吕出、师世德三人在他那儿住了几天。但是，薛、吕二人跟秦波话不投机。秦波让他们回西安，但回去干什么、怎么干，他谈得很笼统。吕出要过些纸，马上把知道的情况给他写了出来。接着又提出用电台联系，秦波一口就回绝了。在吕出看来，秦波完全是个外行；而秦波知道，别说他这个情报站，当时就是晋绥公安总局也没有一部电台呀。也是害怕引起怀疑，吕出并没有跟秦波等人说起他被晋冀鲁豫部队派出的经历。
因为薛浩然是韩城人，秦波同意他回家看看。回到家，薛浩然只住了一晚上。他三哥薛万年告诉他，高步林早就说过，想见见他。第二天，薛万年就带他去了高勉斋的杂货铺子。高勉斋是个瘦高个儿，比薛浩然大几岁，看上去很精明。一见薛浩然，高勉斋特别高兴，中午，高勉斋还请他们哥儿俩吃了顿饺子。那年月，这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薛浩然见到高勉斋那天，是11月24日。这天，高步林下乡工作，下午才从涧南村回到保安科所在的城西街。他刚进门，高勉斋就来找他：“薛浩然来了。”
高步林当然知道这个人，这就是高孟吉曾多次提到的那个跟他关系很铁的哥们儿，两人同为韩城籍的电台台长。
“他在哪儿？”高步林赶紧问。
“回来咧，说是住在狮子巷。在哪一家，他可没跟我说。”
高步林只好让人去狮子巷，以查户口的名义寻找薛浩然。结果，找到秦波这儿，找见了人。当时，秦波、关克不在，薛浩然前脚去了保安科，后脚秦波追来跟高步林要人。人在自己这儿，高步林当然不肯再放走，这明明是自己建立的关系嘛。没办法，秦波只好气哼哼地走了。
当时，东府工委的办公地点也在韩城，晚饭后，高步林与保安科副科长、原先在边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前身是成立于江西中央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茶坊检查站工作过的史志春领着薛浩然去见他们的上级领导、黄龙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东府工委社会部长高仰山。薛浩然把自己在秦波那儿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也提了和吕出、师世德一起回来并且被秦波他们留下的经过。对于师世德，高步林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想到吕出就是高孟吉原先跟他提过的吕重山，所以也就没去跟秦波交涉要人，只是让薛浩然不要再回秦波那儿。
为这事儿，两家关系闹得挺僵。后来，官司打到了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儿，由刘文蔚拍板，薛浩然转到韩城保安科，吕出、师世德由晋绥韩城情报站掌握。
带着任务回西安
薛浩然被高步林接过来之后，安排在一所中学里住下。当年，保安科就相当于公安局，高步林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跟薛浩然谈话的主要是当年边保资深的情报专家高仰山。
高仰山比刘文蔚小五岁，看上去却像个小老头儿。他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入党的老党员，到了陕甘宁根据地之后，一直在从事保卫工作。那会儿，边保下面的保安分处、保安科与社会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所以，高仰山也是黄龙分区社会部副部长、保安分处的副处长。高仰山后来曾担任过西安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高仰山问到薛浩然的，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回西安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高仰山对薛浩然了解得很细致。薛浩然说，在绥署通讯系统，跟他关系最好的除了高孟吉、吕出，还有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丁元善等人。高仰山就详细问到这JL个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朋友圈子。赵继义有个哥们儿叫秦福祥，二十七八岁，山西人，回族。此人是绥署二处机要室的译电员，而且业务水准很高。要知道，高孟吉、薛浩然、吕出他们都只是发报的，按规定，他们对于发送的电报内容完全不掌握。如果能把秦福祥拉过来，绥署二处的情报就可以掌握一大半。那么，秦福祥的思想基础又怎么样呢？此人原来是少校，现在却降为上尉，正一肚子牢骚。何况，他本来就是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因此，高仰山、高步林研究后决定，因为秦福祥的原因，首先发展思想进步的赵继义。另外，思想进步、发报技术高超的李福泳也是首先要发展的对象。李福泳掌握着一部15瓦功率的电台，而薛浩然、高孟吉的电台都是2.5瓦的特工台，如果要和延安方面联系，功率都达不到。所以，李福泳这样的人不发展，发展谁呢？
薛浩然提到的另外两个朋友徐学章和丁元善，也引起高仰山、高步林的很大兴趣。徐学章是绥署总台的报务员，薛浩然泡病假从陕南镇安回到西安之后，就是在他家落脚；吕出、高孟吉、李福泳他们也常去位于火车站北街的徐学章家聚会。徐学章思想进步，但性格有些软弱。后来，当高孟吉、吕出、薛浩然、赵继义、李福泳他们这一拨儿情报力量全部随大军西进时，只有徐学章坚决不肯离开西安。他后来的人生坎坷，也多少与这样的性格有关。
组织上对丁元善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姓潘的哥们儿在绥署侦查台工作。这是一个边保方面感兴趣的部门。 
以后几天，薛浩然基本上都在韩城保安科里写材料。薛浩然是诚心诚意掏了心窝子，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高步林，主动提出愿返回西安为我方搞情报。经刘文蔚和高仰山的批准，11月25日，他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高仰山、高步林与薛浩然商量了电台联络的办法，决定波长为45米，呼号、密码为明码加“西北解放军”五个字。他们还商定了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以后去西安找薛浩然的交通员，将自称“兆庆”，问他是不是万国祥。薛浩然要问对方家在哪儿，对方回答：“涧南村。”再问：“那你在西安住什么地方？”对方回答：“三盛合小纸烟铺。”这时候，薛浩然要再问：“是李掌柜吗？”这才对上了号。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写情报材料尽量用特工专用的化学水，用纸要尽量小，便于携带；无论他调动到哪里，必须给参府街17号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打招呼。另外，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回到西安后，如果没有发生意外，要给家里写一封信，信中要有“工作很好勿念”这样几个字。他家里将会把信交给组织。 
高步林、高仰山对电台也是外行，电台联络方面的事儿，就由薛浩然自己定。当时，胡宗南军队电台的呼号是“CQ”，薛浩然提议呼号为“coo”。组织上发现有电台呼“coo”，就可以调到45米波长进行联系。 
既然要把薛浩然再派回西安，就不能让他在韩城耽搁太久。离开韩城的前一天，高步林带他去见了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可是共产党在东府地盘上最大的官。那时候共产党的干部都没什么架子，刘文蔚和薛浩然聊了足有一个钟头。
薛浩然临走，高仰山给了他五百万农洋（边币）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的行情，一块大洋可以换三十万边币。本来，组织上还要给薛浩然一些黄金，但薛浩然说什么都不要：“我投身革命，可不是为了钱。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苦，不管怎么说，我在国民党那边还有薪水。”
从西安到达华阴庙时，薛浩然曾经给徐学章写过一封信，目的是给西安放出风，就说他回家了，免得连累徐学章、李福泳他们。高仰山、高步林认为，薛浩然再回西安，虽说有一定危险，但如此安排应该还是可行的。到西安，让薛浩然先去徐学章家，然后对西安的朋友们说，他原来打算回韩城，可走到渭河边，那边在打仗，不能再走，就在华阴庙逗留了几天，看实在没希望才回来的。这种说法完全合乎情理。回到西安后，让徐学章先在绥署探探风声，如果没什么动静，薛浩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绥署露面；如果上司追问，他就一口咬定没回韩城，回家途中在华阴庙困了数日。万一薛浩然暴露，真的没法在西安立足了，就让薛浩然分别跟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三人实话实说，将这三人发展了，然后由他们尽快派出交通员跟组织联系。
来韩城时，薛浩然他们租了辆马车；回去时，就他一个人，高步林就给他弄了辆自行车。怕他路上遇到麻烦，高步林专门派保安科的老李护送他出境。11月26日一早，薛浩然动身回西安。老李带着枪，一身农民打扮。他骑车子带着薛浩然，两人一气儿骑到合阳方镇，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能再往前送了，把车子交给薛浩然。薛浩然一个人骑到朝邑，遇到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检查站。薛浩然掏绥署二处的工作证时，随手带出了一张五千元的边币，这下闯祸了。本来，薛浩然是想把这张边币带回西安，给徐学章他们看个稀罕。哨兵不由分说，把他带到了县保安大队的营部。等了几个小时，总算来了个当官的，薛浩然好说歹说，人家才算让他走人，不过，那张边币被扣下，徐学章他们没法看到了。 
骑到华阴，薛浩然骑得全身是汗。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只好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搭火车，客车不让他带自行车上去，他只能搭货车。货车上拉的是花生，他坐在花生包上，半截身子都在车厢外面，被吹得灰头土脸。车到赤水站，后面追上来一辆客车，有人在扯着嗓子喊薛浩然的名字。循着声音望过去，客车上喊他的竟然是特工电台的同事孟师孔。
孟师孔大个子、小眼睛，比薛浩然年长丽三岁，老家在潼关。虽然都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但他跟薛浩然不是一路人。意外遇到同事，薛浩然不知是福是祸。他不能装看不见，只好冲对方招手，算是打了招呼。
回到西安，薛浩然住在徐学章家。第二天，孟师孔就找上门了：“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到那边逛逛。”
“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薛浩然吃了一惊。
“干什么？你屁股底下坐的是谁的货？”
孟师孔一脸的心知肚明，薛浩然松了口气。孟师孔没注意到他那辆自行车，光看到那节车皮里都是花生包。
“那是人家的货，不是我的。”
孟师孔摆摆手：“行了行了，我又不分你的花生。我找你有事儿呢。”
原来，薛浩然在韩城这些天，孟师孔也偷偷回了趟潼关。现在，他们都面临上司、特工电台的负责人程再颐严厉的盘问，孟师孔心里发毛。路上看到薛浩然，孟师孔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孟师孔的电台设在三原，原来准备三原失守后作潜伏台。孟师孔拉薛浩然一起去找程再颐，两人订下攻守同盟，孟师孔说自己一直在三原，有薛浩然作证；薛浩然也不用交代私下跑单帮做生意的事儿，就说到三原找孟师孔玩了几天。程再颐拍着桌子把他们骂了一顿，也没再追究，让他们去领了潜伏电台的电池，孟师孔仍回三原，而薛浩然则被要求立即回镇安。
吕出早薛浩然一天回到西安。他的运气没有薛浩然这么好，失踪这些天，没人能给他作证。于是，吕出被部队除名，又一次成了个生活无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