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政权更替的时候，外交领域总是会带来很多问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修复。


这其中既有牵扯到海外财产归属权的争执，又有重新建交、重塑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建于1958年，属于莫斯科市西区，距红场约8公里。使馆正前方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使馆后方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


时间回到1991年。


苏联国内风起云涌之际，中国的对苏外交工作仍在有条不紊的展开。


11月底，中国新任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携带国书抵达莫斯科。


国书是当某国向别国派遣大使或公使时，由派遣国国家元首致接受国国家元首的正式文件，需要使节亲自向接受国国家元首递交。


国书只有正牌大使才有，由国家元首签发，外交部长副署；像有些英联邦国家以英国女王为元首的，还得专门送去让女王签发，再由自己国家的政府首脑副署。


而代办用的相同性质文件一般称为介绍书，仅由外交部长签发即可。



新中国的第一份国书是1949年11月3日由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递交的。


之后基本形成了标准的行文格式，非常规范。




新中国第一份国书



话题回到王荩卿大使。


王大使带着国书抵达莫斯科后，苏方当时给的通知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我方的国书，可左等右等没有等来。


当时包括苏联外交部在内的原苏联各政府部门都是一团糟，官员们纷纷向境内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抛去橄榄枝，希望能在新政府中谋个差使。


比如原苏联外交部的几个副部长，就被纳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做了类似巡视员、专员性质的岗位。


直到12月24日，苏方外交人员才对王荩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另告知中方：苏联即将不复存在，他们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


这下子麻烦了。


王荩卿大使带去的是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抬头是“戈尔巴乔夫阁下”，显然是不能用了。


于是国内立即准备了新国书并委托信使带去莫斯科，等到向叶利钦交上国书时，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


王荩卿同志就这样由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变成了首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



王荩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封上签名，其个人署名为“中国驻前苏联及俄罗斯联邦大使”，体现了两者的继承关系。


尽管递交国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但风云变幻之际的王荩卿大使一早便开始履行职责。


1991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远在莫斯科的王荩卿大使给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打电话，传来了第一手的情报：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大概要完了。


尽管中方事先有预判和心理准备，但当大幕真正降临之际还是感觉有些突然。


北京时间26日零时，外交部大楼里苏欧司苏联处的七八个人围在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前，屏幕中戈尔巴乔夫开始了他那著名的7分钟“告别演说”。


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举了一下手，苏联就在法律上无声地消失了。


电视画面中宣布辞职的戈尔巴乔夫

12月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
《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的《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
1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正式刊发了中国将承认原12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消息（波罗的海三国早先已经承认）。
一时间很多国人心里五味杂陈，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

新中国历史上“单年”建交超过10个国家的年份只有四个——
1949（10国）1971（16国）1972（21国）1992（15国）
1949年是建国元年，一众社会主义小伙伴承认我们。
1971和1972是外交史上大丰收的两年，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的推动下，一口气涨了近四十个邦交国。
最后一次建交潮便是1992年——苏联“1”变“N”，中国一口气建交了15个国家。
据钱其琛外长回忆，建交潮前夕小平同志专门指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与它（们）从容的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从上面的话里其实大家能猜到一些大背景，即国内有舆论认为叶利钦是苏联的掘墓者、西方的代言人、社会主义的“叛徒”，而其他个别国家作为“分裂急先锋”更甚。
要不要抵制他们呢？
小平同志给出的答案是“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全部主动寻求建交。
1992年初，中方迅速组织了一个由经贸口和外交口人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接连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刚刚成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
因为有些情况下来不及当场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的，在外交史上非常罕见。
至1992年1月20日，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建交工作。
叶利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992年12月17日。最初的中俄关系远不像今天这般局面，当时的称呼是中俄进入“互相视为友好国家”阶段（《中俄之间的条约和声明》）。
视角转换到苏联-俄罗斯一方。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伊姆一样，当时才上任没多久的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也迅速“失业”了。
在短暂代理了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三个多月后，1992年4月，叶利钦任命的新任驻华大使抵达北京，他便是大家熟悉的罗加乔夫，汉名罗高寿。
罗高寿出身俄国汉学世家，早年曾在苏联外交部任职，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等多位苏联领导人当过中文翻译。
1989年2月，已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高寿陪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小平同志一眼便认出了他：
“我记得你，你五十年代给我们做过翻译。”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的历史见证人，罗高寿在北京做了十三年的驻华大使，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就这样，《相逢一笑泯恩仇》后的中苏关系，被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