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长达两年之久的天京争夺战，即将进入最后、也是最惨烈的白刃肉搏阶段。
午后二时，地道内预埋的两万斤炸药被点燃，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和漫天的碎石烟尘，太平门东侧城墙瞬间被轰塌二十余丈。
湘军如潮水般由溃口处蜂拥而入，在“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口号声中，天京城内各处，也随即燃起了熊熊烈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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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巷战开始，作为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忠王李秀成自知大势已去，由太平门前线匆匆退往城内，返回家中挥泪与年迈的母亲拜别，随后便直奔天王府，准备携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
夜幕降临之后，李秀成一行于城中潜行，四处寻找机会出城，然而各城门均被严密把守，众人只得暂时避往清凉山上藏匿，直至深夜，才换上湘军服装，辗转来到太平门，由此前炸毁的城墙缺口冲出。
然而湘军随即警觉，并派出大队人马追击，此时忠王又将上千人的队伍一分为二，前队三百人护送幼天王继续南下，而李秀成则自领七百余人负责断后。
同时为便于幼主逃生，李秀成还将陪伴自己多年的坐骑让与洪天贵福，而自骑劣马阻截追击之敌，也正是由于马匹不善奔走的缘故，忠王出城不久即与大部队失散，流落天京近郊方山，最终在三日后不幸被湘军俘获。
作为太平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即使面对天京城破的灭顶之灾，实际上李秀成仍然具备保护家人脱离险境的能力，但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太平天国的最后时刻，他几乎做了应该做的一切。
从天京陷落后的一系列表现来看，李秀成对得起天王洪秀全的托付与信任，更无愧于“万古忠义”的忠王之名。
然而，如果将时间往前回溯几年，我们便不难发现，许多至关重要的时刻，又正是由于李秀成的错误抉择，才将太平天国一步步拖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得不偿失的东征计划
咸丰十年（1860）5月，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两大兵团联手，再次攻破刚刚重建两年的清军江南大营，而这也是继三河镇大捷之后，太平天国后期取得的又一重大军事胜利。
5月11日，即捣毁江南大营的第五天，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侍贤、辅王杨辅清等重要军事将领由前线返回天京，一来是向天王登朝庆贺，更为商议接下来的军事部署。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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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之中，围绕后期的作战计划，太平天国的主要决策者们，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此时，重镇安庆正处于湘军的全面包围之中，陈玉成主张应先集中全力西进，以解上游皖省之危。
军中另一实力派，侍王李侍贤则希望能打到更南方的江浙、福建地区。
而总理天京政务的干王洪仁玕，则坚持认为不宜舍近求远，应乘势先向东南用兵，占据富庶的苏、常地区，购置武器、火轮后，再调集兵力西进，水陆并举“合取湖北”。
洪仁玕的决议也得到了忠王李秀成的支持。
“天京事变”之后，“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是洪秀全钦定的治国基调，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陈玉成的意见当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考虑到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的重要地位，天王最终还是同意了东征苏常的计划。
只不过鉴于西线战事紧迫，安庆又至关重要，因此在大军出征之前，洪秀全也明确规定东征“限一月肃清回奏”。
此后李、陈两大兵团联袂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太平军不仅连克常州、无锡等苏南重镇，忠王更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起了强大的苏福省，但东征所用的时间却远远超过一个月，而趁此时机，湘军则彻底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合围。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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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次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先东征后西援，其实有些本末倒置，而且从后期的实际收益来看，得苏南却丢安庆，太平天国更是得不偿失。
当时天京周边的清军，已没有能力对太平天国造成足够的威胁，相反来自长江上游的湘军才是最为致命的对手，从保障京师安全的角度而言，安庆作为天京西面的重要门户和唯一屏障，其重要性是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开辟后方根据地当然重要，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西面的大门守不住，一旦湘军破门而入，东南后院的物产再丰腴，储备再雄厚，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总理天朝政务的洪仁玕，本是一介书生，又长年深居天京缺乏领兵作战的经验，在战略方向上做出错误选择尚还情有可原，然而李秀成身经百战，作为运筹帷幄的统帅级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安庆对于全局的利害关系，那么他的附议就十分值得深思。
究其原因，还是私心作祟！
1858年三河镇大捷之后，陈、李二人相继封王，而英王陈玉成以安庆为中心，已经建立起了辐射皖南、皖北的庞大根据地，反观与之齐名的忠王李秀成，麾下空有数万兵马，但除了滁州、全椒等弹丸之地，却始终缺乏一块征粮征税、提供给养的固定地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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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将领封王赐爵屡见不鲜，分茅裂土成为常态，在占山为王的“小我”思想指导下，忠王李秀成第一次做出了有悖太平天国全局安危的决定。
草草了事的“合取湖北”计划
东征取得空前胜利之后，太平天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战事日益紧迫的西线，鉴于二破江南大营时“围魏救赵”的成功经验，太平军决策层没有选择直接进军安徽，而是计划由陈玉成、李秀成两大主力分由长江两岸齐头并进，以钳形之势合取湖北，攻击上游湘军巢穴，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回援。
因为执意东征，太平军已经错过了驰援安徽的最佳时机，安庆被合围之后，湘军以逸待劳，救援难度将成倍增加，但只要陈玉成、李秀成两大主力能够齐心协力，“合取湖北”的计划，依然有很大概率取得成功。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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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既定的部署，南北两线本该在9月时一同动身西进，并于次年3月会师武昌，只是李秀成新获苏南富庶之地，又想经略上海、浙江以扩展实力，得陇望蜀之下，哪里还有心思救援无关痛痒的安庆？
安庆是英王的根基所在，陈玉成自然是心急如焚，在天京久候忠王大军不至的情况下，只能在9月底独自发兵上路。
而李秀成则一直在苏州迁延逗留，大兴土木、不亦乐乎，直到天王洪秀全再三催促甚至下旨申饬，才于11月中旬返回天京，发兵西征。
如此一来，陈、李两大兵团齐头并进的计划，从开始便未能付诸实施，而本已姗姗来迟的忠王，出征之后又并不急于西进，而是带领大军在江西、皖南各省闲庭信步，因为一路之上，还有大量难民流寇等待忠王收编。
一番操作之后，李秀成兵团的规模迅速扩大，抵达湖北之际，忠王麾下兵力已高达五、六十万人。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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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由于沿途耽搁，等李秀成终于率军兵临武昌城下，时间已来到1861年的6月，而早在三个月之前，陈玉成苦候援军不止，英国参赞巴夏礼又以保护租界利益为名，阻止太平军用兵，英王只能放弃攻打武昌，率军回师安徽战场。
“合取湖北”的战略计划，草草而为又无疾而终，至此彻底失败，但即便如此，李秀成此时还有数十万人马，如果将这些部队投入安庆战场，全力配合陈玉成破围救援，最终安庆之战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
只是正如前文所述，安庆存亡对于忠王李秀成而言并非至关重要，发兵西征也完全是迫于形势的敷衍应付之举，从鄂东撤军之后，忠王便径直奔赴浙江，究其原因，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
得陇望蜀，欲壑难平，在整个帝国大厦都将分崩离析之际，因为忠王的私心与短视，太平天国再次错过翻盘续命的良机。
祁门之围：曾国藩劫后余生
纵观西征全过程，对于“合取湖北”计划的失败，李秀成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祁门之战中错失将曾国藩置于死地的机会，更是不可原谅！
1861年5月，因为太平军东征，苏、锡、常等重镇相继易手，东南诸省乃是清廷的漕粮重地和税赋来源，但此时八旗、绿营已难堪大用，心急如焚的咸丰帝只能将重夺苏常的希望寄托于湘军身上。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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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6月8日，就在苏州易手后的第六天，大清天子便火速为曾国藩送上了署理两江总督的官职。
两江总督下辖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保境安民自是责无旁贷，但此时湘军正全力围攻安庆，也没有多余兵力再兼顾东南。
百般权衡之下，曾国藩只得下令湘军主力继续围攻安庆，而他自己则亲率数千人由宿松渡江后西进，并驻跸于皖南祁门。
如此一来，既可摆出随时反攻苏常的架势，“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对苏常士绅”，而实际上此地距离安庆不远，湘军主帅又可以随时与围城部队联系。
但祁门形似锅底，仅有一条小路通向外界，将总督行辕设置于此，从安全的角度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人算不如天算，当年12月，由天京出发的李秀成兵团，一路沿长江南岸西进，正好迂回到了距离祁门不足六十里的羊栈岭。
此时，曾国藩身边又仅仅只有三千亲兵护卫，只要忠王全力以赴，被围祁门的曾国藩必然是在劫难逃。
这绝对是曾国藩从军多年最危险的一次经历，闻知太平军已近在咫尺，湘军主帅只能“誓以身殉国，自书遗嘱二千余言”。
然而，李秀成既没有做好战前侦查和准备，更缺乏与湘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只是认为祁门是曾国藩大营所在，自然有重兵把守，且湘军将士必定拼死护卫，所以在祁门之外与鲍超部一经接战，便匆匆撤军而去。
祁门之围让曾国藩死里逃生，可以说是忠王李秀成在整个西征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次贻误战机。
不同于八旗、绿营等政府军队，湘军并不享受朝廷俸禄和，部队的粮饷、兵员、装备几乎都是依靠曾国藩的威信和人脉才能解决，失去曾国藩，湘军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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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汉族的地方武装，这支部队以地域和宗族为联系纽带，又带有鲜明的部曲、私兵色彩，主帅一旦被俘或阵亡，不仅会严重打乱湘军的作战部署，更会对部队的军心、士气造成难以挽回的打击。
但命运没有假设，漫不经心的忠王，浪费了一次绝佳的翻盘良机，而太平天国正一步步迈向死亡的深渊。
草草而终的雨花台之战
1861年9月，太平天国重镇安庆沦陷，救援失败的英王陈玉成北上庐州，不久遭奸人出卖，被俘身亡。而湘军在经过短暂的修整补充之后，于次年三月兵分四路，直扑下游天京。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这四路大军本该同步东进，也好相互策应，然而作为主力的吉字营，其主帅曾国荃刚刚因安庆之战擢升江苏布政使，急欲再立新功，新胜之际又颇为志得意满，竟不顾兄长“先清后路、稳步推进”的忠告，一路高歌猛进，最终于1862年5月底，率先来到天京近郊的雨花台附近。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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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突然兵临城下，洪秀全是惊惧交加，仓促组织天京城内兵力迎敌，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天王一日三旨，催促驻跸苏州的忠王立即回师勤王。
9月，忠王率军北上，此时的李秀成兵团，集结了超过二十万人马，而因为此前在上海等地与英法军队作战，部队更装备了大量缴获的洋枪洋炮。
反观孤军深入的吉字营，只有不足两万人，身后的其余三路友军虽在奋力东进，但短时间内仍然也形成支援。
更关键的是，老天爷似乎都在有意偏袒太平军，在这场生死对决开始之前，一场瘟疫席卷天京及周边地区，本就兵力有限的吉字营，又受疫病波及，“每营病故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无病者不过一二成队”，导致兵力更为捉襟见肘。而从苏州远道而来的太平军，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雨花台之战，无论从兵力、装备、士气来看，双方的力量对比都如此悬殊，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挡李秀成获得最终的胜利。
然而曾国荃就是凭借麾下万余深受疫病困扰的湘勇，外加阵地上简易的木栅、营垒，便硬生生顶住了太平军长达46天的轮番进攻。
血战月余，吉字营五千湘勇殒命，太平军阵亡更是超过一万余人，但曾国荃已是命悬一线，而勤王太平军显然更有继续消耗的资本。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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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秀成在获悉“听王败于上海四口，全股就歼，苏昆空虚”的消息后，因担心自己地盘的安危，竟然不顾战略全局，毅然决定撤军回援东南。
此前一错再错，太平天国早已没有退路可言，但忠王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强攻四十多日不能得手，遭遇些许挫败又仓促退兵，不仅前功尽弃，更是后患无穷。
雨花台解围失败，绝处逢生的吉字营逐渐站稳脚跟，此后便如同一枚钉子深深楔入天京防卫圈之中，而后继湘军更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对天京的全面包围。
大国与小我：矛盾的忠王
时间来到1863年初，在湘军水陆合围之下，天京城仅剩太平、神策二门可通往外界，形势日益紧迫，而李鸿章指挥淮军进军苏南地区，又对李秀成的大本营造成致命威胁。
从这时起，忠王便往返奔波于天京、苏州两地之间，左支右绌，倍感力不从心，而天王洪秀全又拒不接受其“让城别走”的建议，只知一味婴城固守，最终在1864年7月，天京沦陷。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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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复盘忠王李秀成的一生，任何过分的赞誉和丑化都有失偏颇，他既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而更像一个被复杂矛盾包裹的异类。
同为太平军的最高统帅，他不像杨秀清大权独揽便嚣张跋扈、没有少年成名的陈玉成那般刚愎自用，又比石达开在逆境中更懂得忍辱负重。
他宽刑慎罚、爱兵如子，甚至对被俘的敌人也显示出了足够的怜悯，这样的特质，让忠王更像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只是过于温润和善的性格，似乎又让他在关键时刻欠缺了一些杀伐果决的勇气。
在太平天国的最后几年，作为太平军的最高统帅，李秀成的所作所为固然是难辞其咎，但这不应该作为判断“忠王之忠”的唯一标准。
苏州失陷之后，李秀成虽然实力受损，但南方还有其表弟、侍王李侍贤的十几万人马，凭借其威望与能力，李秀成完全可以舍弃天京而自立门户。
但为打消天王疑虑，他却主动将母亲和家眷送入都城作为人质，以此表达对太平天国的忠心和救援天京的决心。
天京城破，为了幼主安危，他甚至可以舍弃家人、母亲乃至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李秀成，我们应该相信，他对太平天国还是充满了忠贞与热忱。
只是这份热爱又并不纯粹，在大国与小我之间，忠王总是不懂得如何取舍，在权力与利益面前，他又经常迷失与犹豫。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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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约束，李秀成既无法跳出愚忠的桎梏，在太平天国后期拥兵自重、占山为王的大背景之下，他又不具备战胜私心、贪欲的眼界和胸怀。
只能说忠王的悲剧，是一种尚未跳出认知限制的遗憾，是一种被时代和命运裹挟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