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列举创伤状态，总有霸权运作在侧。”——温迪·布朗
方励导演并制作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上映40多天以来，收获了4300多万票房。尽管排片体量和观影人数十分有限，《里斯本丸沉没》的口碑不断发酵，豆瓣评分高达9.3，许多不吝赞美之辞的观众称之为“年度最佳国产片”。9月下旬，影片获评第11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纪录片，并将代表中国内地竞逐第97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

如同电影《八佰》对四行仓库战役的影视化改编，使淞沪会战的细节进入公众视野，《里斯本丸沉没》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这段82年前的往事。1942年秋，1800多名驻守香港的英军战俘被押上货船“里斯本丸”号前往日本。由于日军无视《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标明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船只在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从“里斯本丸”号遇袭到最终沉没的25个小时中，船上的日方看守试图用木板和帆布把战俘封锁在船舱内，又在盟军战俘突围跳海后进行扫射屠杀。在紧要关头，舟山庙子湖和青浜岛约200名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划着舢板在海上营救了三四百名战俘，并向他们提供了衣食和短暂庇护。据统计，有800多名英国士兵在这场灾难中长眠海底。
“中国海上的里斯本丸沉没”铅笔素描，1942年10月20日美国海军上尉约翰逊据幸存者描述绘制 6park.com
《里斯本丸沉没》以制作团队的活动为线索，串联了一个尝试以多媒体技术组织历史遗痕的当代故事。在影片中，事件经过与亲历者和家属的个人记忆交替呈现，而历史真实的超强感染力和震撼人心的视听表达，也赢得了观众对影片价值和完成度的高度认可。
不过，很少有评论注意到，《里斯本丸沉没》涉及一个在国产电影中极为鲜见的主题——讲述和抚慰异国人民的历史创伤。在这一文化工程的统摄下，不论影片本身的制作过程，还是院线反馈和现实效应，都体现为与国际历史直接对话的跨文化实践。
个中得失，我们不妨细细品味。
一
《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主线是导演方励对沉没事件人证、物证的全球寻访。为了聆听当事人及其亲属的讲述，影片制作团队在英国主流媒体投放了巨量的寻人广告，并走遍大小城镇，采访了百余名被俘英军的后人，从中挖掘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梁素琴与约翰·韦弗的动人爱情即为一例。影片上映后，得益于民间力量的积极行动，我们得知女孩名叫梁秀金——这解释了为什么当年约翰会亲切地称她为goldy。1940年两人相爱并登记结婚，约翰在家信中提到，秀金因这场跨国婚姻而为娘家所不容，他誓不离弃。但不久后驻港英军投降，约翰被俘，最终在“里斯本丸”号上丧生。面对领事馆带来的噩耗，秀金高义，选择把抚恤金留给约翰远在英国的家人。在镜头下，约翰的外甥女展示了褪色的家信和黑白相片，她们一直保留着这段情谊的珍贵见证。
爸爸临行前留下的布娃娃、大哥寄来的绝笔信件、存放爱人照片的眼镜框，《里斯本丸沉没》中一件件遗物的走马灯，投射了亲人的牵绊和家庭的破碎，触动人心。加之一些俘虏战后归来，因严重的心理问题无法照常生活，我们更能体会到战争给一个个家庭带来的痛苦与创伤。影片制作团队拆解了宏大叙事，将历史还原到微观的个体与家庭：一个平凡、幸福的人，因卷入战争而成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受害者。《里斯本丸沉没》对无数英国家庭的刻写，为沉船事件中的行动者剥离了历史与政治特征，回归到原初的个体生存和情感羁绊，从而唤起了观众对一种普遍性境遇的深切共情。

不过，在感动之余，鉴于影片主打“揭开历史真相”的口号，或许我们能够进一步追问：累积的个体感知和沉船事件始末是我们探求到的唯一真相吗？“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只能通过述说创伤进行再现吗？这种创伤叙事的问题何在？
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中指出了一种“殖民统治的创伤话语”。英国传教士和帝国官员建立了汉字“夷”和英语单词“barbarian”的互译关系，并在“夷”字上看到自己凌虐异乡野蛮人的镜像，故而感到备受侮辱。鸦片战争前后，这种维护名誉的执念被充作合法化军事侵略的工具。英人受辱的创伤话语排斥具体的历史语境，诉诸共通的情感，其影响已经跨越时空，使大清国傲慢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这本书的另一章节中，作者还论证道，19世纪国际自然法所包含的道德意涵并没有为清政府的外交带来公正，“人权”等看似具有普世主义的道德话语，实则反映了公度性的局限。
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以上援引，并不是为了证明《里斯本丸沉没》的创伤叙事契合了某种帝国主义阴谋，而是意在提醒观众，尽管以人道主义为底层逻辑，影片的创伤叙事可能携带了不易察觉的霸权——《里斯本丸沉没》述说创伤的方式，既否定了具体的历史判断，也让叙事主体的声音掩盖了其他无声的存在。
通过隐藏事件历史坐标的特殊性，影片聚焦于平凡家庭的情感创伤，排斥了殖民主义批判的维度，在无形中对英帝国国际秩序进行了合理化和自然化。把沉没事件定位为一场阴差阳错的“悲剧”，仿佛战俘的遭遇是命运使然；制作团队追求客观、真实的多声部效果，纳入了美方和日方参与者的“证言”，但这些声音的并陈，比起一场庭审，更像是一次展现个体脆弱性的心理咨询；人们试图寻找单一的恶人来承担事故责任，则模糊了伤害的施加方——日本法西斯轻视并榨取俘虏生命的“死亡政治”。
由于创伤的陈述，影片没有向我们解释“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延展的背景，而是将自身的职责限定于聆听和复述个体经历。我们跟随影片进入历史现场，却发现在人道主义视野下，所有述说创伤的孤立个体都是同质的受害者。拒绝展示事件的背景与相互关联，相当于拒绝为事件赋予特殊意义。
正是由于具体意义的缺失，后人的寄托和缅怀无法嵌入属于当事人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这一情形在沉船遗址的道别仪式上尤为明显，创伤叙事把沉船缘由和渔民营救行动都变成了血缘亲情的背景板。与家属的真情流露相反，丹尼斯·莫利与威廉·班尼菲尔德两位幸存者老兵传达了一种更加具体、饱满的真实，他们的整体性述说和久经沉淀的感悟，蕴含了对战争创伤和普遍苦难的深刻体验。

二
用导演的话说，《里斯本丸沉没》最终“完成了对2000多个家庭的承诺”。然而，创伤状态的垄断性述说，是否挤压了其他相关群体的话语权力呢？我们把目光转向舟山渔民。制作团队拜访了救助者林阿根老人，并实地考察了当年的营救历程，但影片时长限制影响了渔民述说的层次感和丰富性。另一方面，《里斯本丸沉没》把叙事重心放在英方士兵上，不免令人担忧中国观众集体记忆的去主体化。

本世纪初，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经过实地调研采访和档案研究，撰成《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一书；80年来，BBC、陆军博物馆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等处也存储了大量相关文本、音频影像和实物资料。得益于英国完备的档案制度和口述史机制，许多“证言”得到保留，并进入专业史家的历史书写之中。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完全沿袭了这条史实搜集与考辨的研究脉络，并有意设计电影的题目，使之与上述专著保持一致（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该事件在中文语境下一般称作“‘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或者更具主体性的“‘里斯本丸’号营救事件”）。电影制作团队找到了沉船更精确的位置，并因纪录片项目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并凝聚相关人士，为既有的历史叙事丰富了注脚。

在电影最终呈现的沉船事件中，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中方细节的缺失，因为影片并没有像复原沉没过程和讲述士兵创伤一样投入相当的精力，来呈现渔民具体的营救情形和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存境况。《里斯本丸沉没》匆匆带过了许多观众期望得知的历史事实，例如岛上的医疗和对外通讯，以及那三名获救英国人从上海到重庆的千里转移。
正是这样一种缺失，误导互联网舆论开始争论影片是否为英帝国殖民者背书，进而讨论中国人是否应当施以援手。虽然最终往往以反法西斯联盟得出肯定的结论，这种思路仍然以国际政治话语遮蔽了渔民本身的动机。
事实上，自“里斯本丸”号沉船以来，中国政府、民众、学者和媒体并没有任凭这一人民的英勇壮举埋没。“里斯本丸”号营救事件曾是新世纪初当地旅游业的重点开发项目，地方在政府支持下组建了相关历史文化开发公司与历史研究会。在过去的20年间，浙江与舟山的地方媒体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过不同形式的视觉呈现。为纪念“里斯本丸”号营救事件60周年，邮政部门还印发了纪念邮封。2009年，位于东极岛的“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纪念馆开放参观。
“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纪念馆（来源：浙江宣传）
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影片《东极拯救》则演绎了一个报恩故事：被救老兵的后代凯莉为完成祖父的遗愿，前往东极岛探寻“里斯本丸”号的见证者。尽管个别史实有失精确，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邀请了参与救援的老人出镜，并组织演员重现了渔民出海施救的场景，为后来的纪实节目《档案》提供了诸多素材。
在更大范围内，“里斯本丸”号是中英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营救事件作为中英合作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资源，一再出现于国家顶层外交中。而丹尼斯·莫利虽在影片中表示不愿过多回忆悲惨经历，多年来却一直与中方密切接触，为“里斯本丸”号营救事件的历史重建而奔走。
《里斯本丸沉没》并没有充分利用累积的中方资源，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影片开头的水下考古。沉船探测之所以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探测团队“听说70多年来没有人找到这艘沉船”，因此参照日本外务省所留密报，并在该海域划出400平方公里范围，从而发现沉船位置相差了36公里。但早在1998年和2005年，就有中国团队两次试图对“里斯本丸”号沉船进行打捞，那时的定位（30°13′47″N, 122°45′55″E）与影片中“历史会永远记住”的坐标（30°13′44.42″N, 122°45′31.14″E）距离不到0.7公里。两者差别过于微小，以至于多家媒体在对《里斯本丸沉没》的报道中不慎取用了早年间探得的坐标数据。

日本战争俘虏研究会（POW）共同代表兼事务局局长笹本妙子在采访中表示，她本人过去对“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研究主要依靠英方和日方档案，因此渴望听到渔民的声音。或许在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平台上，《里斯本丸沉没》责任并不是挖掘一段“沉默”的历史，而是沟通国内与国际，在更扎实的材料基础上推动交流和对话。
由于重点述说创伤状态，《里斯本丸沉没》延续了既往的“沉默”。
如何使关于异国人民的创伤叙事更加具有温度和光彩，并不需要宣传一种凸显自我价值的民族主义。如果方励导演认为对人证的“抢救性采访”意味着勇担历史使命的话，那么为国际历史认知补充中国视角与材料，同样是这部纪录片的责任。在人性与道义的基础上突出中国渔民与抗日战士的主体性，从而超越创伤叙事中扁平、模糊的哀悼和忧伤，或许更有益于启发人们的国际主义理想。从英国观众的角度看，我们固然可以把影片中街头采访的无知归咎于历史悲剧的埋没与遗忘，但也不能无视“里斯本丸”号在英国“沉默”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即英国政治传统和大众传媒对二战远东战场的忽略。只有凭理性挖掘深刻的政治历史联系，才能唤回亚洲反法西斯战场应得的重视，使老兵及其亲属的创伤得到真正疗愈。
影片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美国娱乐媒体《好莱坞报道》称其为又一部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影片。生者无言，死者默默，中国观众的挥泪感动，反倒表现了某种忘我的国际主义精神，恰似当年舟山渔民的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