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贞观之治”，也只是一个饿不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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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代的户籍制度，民众有“课户”和“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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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贞观之治”能否算作“盛世”，主要得看那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活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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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学术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比如，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民众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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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强，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等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说的，如遇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粮食生产收入的百分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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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学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数据，且认为余粮只够民众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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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物，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维持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业收人，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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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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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韩国磐通过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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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元盛世’尚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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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这种饿不死的日子，自“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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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吴章铨的研究结论，也与上述三位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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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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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贞观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只是一个饿不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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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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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五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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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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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陛下修筑九成宫，把征兵役后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也没法置办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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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六年，李世民心痒难耐想要去泰山封禅，魏征劝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从伊水和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东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远不是什么“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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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时”，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对着侍臣发怒，说这种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与诅咒一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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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却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下基层调查，底层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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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三年，李世民执意发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飞刍挽栗，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总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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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魏征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天下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尽，关中百姓尤其惨，“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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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史书记载，“吴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饥，人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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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关你屁事”（何预君事），此后，“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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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肢体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民众自残手足归咎于“隋末遗风”，当然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 6park.com
“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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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足？如果不是民间自残手足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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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准备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民众造船，民众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所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民众外逃，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遂陷入骚乱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民众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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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如此糟糕，在后世支撑起“贞观盛世”这个概念的，其实只有李世民那些“虚心接受但从不执行”的纳谏游戏。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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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贞观四年，李世民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也是百姓不喜欢的。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顺从他们的意愿。”回头他就下诏大兴土木，要营建东都洛阳，结果被大臣张玄素一番毫不留情地挤兑后，暂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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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不要修，他给戴胄升了官，然后将自己的洛阳宫修得极为奢华，如《资治通鉴》所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修筑九成宫等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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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纳谏，只是一种治术游戏。他逢谏必纳，还喜欢对进谏者大加赏赐，但他的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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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言之，终贞观之世，民众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活不起的困顿境遇。而这，又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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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理念，是对自商鞅、韩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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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原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想要求学、经商；民众有多余的追求，对国家不是好事，是害国的“虱子”。要让国家富有，就得让民众始终保持在贫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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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原话是——“凡人之生性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会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民众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民众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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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贞观之治”，实际上是一场典型的“外儒（形式主义的纳谏）内法（将民众困在饥饿线上）”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