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潜伏组”覆灭记（中）
明志·致远
三、账房自杀
　　侦查员去“九源堂”调查砒霜库存，有点儿像商店月末盘点商品库存，行话叫作“盘货”。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大概还会记得，五六十年代，到了每个月的月末那天中午，商店就会在店门口贴出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下午盘货，停止营业。不过，此刻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九源堂”盘货却用不了半天，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够了，因为他们要盘的只有一样货：砒霜。
　　“九源堂”那个姓汤的胖老板听说是来查砒霜库存情况的，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了吗？”
　　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寻思：可能有戏！于是就告诉对方，这是在执行公务，必须要走这一步的，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九源堂”刚关门。这家店是向店员提供一日三顿膳食的，账房黄承议和三个药工已经去药店后面属于汤老板家庭的内宅等着吃晚饭了。汤老板于是就去后面把黄承议叫了出来。 
　　对砒霜的盘货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着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伍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可疑的账是前天亦即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买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是不是刘巧玲去买的那帖药里的呢？如果不是，又是哪个顾客买的呢？这一点，汤老板有义务对侦查员作出解释。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都参加过公安业务培训班学习，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那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标准计算，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现在，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数与短缺之数相加，就是零毫六！
　　汤老板是开中药铺子的，当然知道砒霜的致死极限，当下他见账目与实际库存不符，脸色就变了，一双有点儿鼓胀的金鱼眼定定地盯着黄承议：“这是怎么回事？” 
　　黄承议那张被结核病菌长期折腾而早已一片病态苍白的脸面此刻忽然变得一团通红：“这……这……这是我的失误吧？” 
　　殷贤铭见状，立刻伸手拿过账本，仇越则把放着砒霜的那个小铜盒抓在手里，两人知道到这当儿已经不适宜在“九源堂”说话了，就让汤、黄两人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先说名医施大为“施一帖”跟“九源堂”的约定。当时的中医一般都知道，砒霜通常是不能用于内服的。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的，那也得跟其他中药混合制作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至于把砒霜直接放进用于煎汤药的中药里一并水煎而服的做法，除非是潘金莲了。但施大为却是个另类，这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疗，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使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越。中药治病，原本就是因人而异，不像西药那样刻板，施大为如此作为，使其治好了一些其他中医无法对付的疑难杂症，所以长期以来名声一向很响。旧时的郎中，只要有点儿名气的，都会有固定的中药店铺跟其联系建立协作关系。“九源堂”建立的关系中，“施一帖”排在首位。施大为虽然另类，但他不傻，知道砒霜不能直接进内服汤药的规矩，所以他就跟“九源堂”约定：他开的方子上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的，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 
　　再说“九源堂”。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中药店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的，因为一旦流散出去，那就是人命案件，开不得任何玩笑。所以，“九源堂”汤老板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为便于取药，汤老板在进了砒霜后，用天平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本来，只要汤老板在店里，“施一帖”的药方都是他亲自处理，为的就是可能会有砒霜。如果他不在店里，“施一帖”的方子就交给黄承议处理。前天刘巧玲去抓药时，汤老板确实不在店里，是黄承议接的方。可是，这个一向谨慎的账房先生不知怎么的在抓药时竟然走了神，见药方上有零毫三的记号，竟然拿了两份。黄承议的神走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厉害，按照规矩，配好药后应当由另一店员视方复核确认无误后再交给病家，但因为这是放了砒霜的药，不能让其他店员知晓，所以就由黄承议自己复核了，可他竟然未能把这一非常明显的差错复核出来。
　　这样，患者应靖波在一下子服下超剂量的砒霜后，当晚就一命呜呼了。
　　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算是医疗事故，那就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了，该由卫生局去管。两个侦查员商量下来，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就请示领导。从派出所往分局打了个电话，侦查科长已经下班了，于是就把电话拨进了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后勤科的联合办事部门），请值班员代向值班分局领导请示后回电告知。 
　　秘书室值班员回电时，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回电内容是：可与市卫生局联系，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追究责任的规定后酌情处置。于是，侦查员就拨打市卫生局的电话，老是忙音，正不耐烦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侦查员不必打这个电话了，因为——黄承议死了！ 
　　汤老板和黄承议在接受询问之后，侦查员让他们待在派出所的那间小会议室里，顺手递上报纸，说你们看看报等候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侦查员一走，黄承议对汤老板说要去上厕所，就去了后院。这一去就是十来分钟。汤老板倒不是因为担心内弟寻短见而不放心，只是因为也想上厕所了，就去了后院。走进厕所，一眼看见了悬在那里的黄承议，当下急呼“救命”。大伙儿闻声赶来，忙把黄承议从梁上解下来，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过来后，随车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救了。
　　黄承议这一死，汤老板就倒霉了。因为原本侦查员认为应靖波生前与“九源堂”向无瓜葛，倾向于排除“九源堂”方面谋害应靖波的可能性，殷、仇两位侦查员交换看法时都认为那是黄承议的业务事故。现在，黄承议却自杀了，那就说明应靖波之死跟“九源堂”是有关联的，否则，抓药的账房先生干吗自杀？于是，侦查员也就不往市卫生局打电话了，也不用向分局领导请示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将汤老板拘留了再说。 
　　这样，汤老板就给扣上了手铐押往分局看守所。这个胖老板被吓得满头冷汗，迈不开步子。侦查员担心半道上汤老板走不动了发生尴尬，就让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黄包车。可是尴尬还是发生了，因为汤老板太胖了，黄包车夫拉到半途说吃不消拉不动了，让这位特殊乘客下车，他宁可不要车钱也不拉了。侦查员跟他说了一阵，答应加钱，还表示愿意在上桥、爬坡的时候在后面相帮推车，车夫才勉强答应。 
　　殷贤铭、仇越把汤老板押到看守所后天已经黑了，两人还没吃晚饭，饥肠辘辘，于是就去用餐，然后到分局去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之后，又赶到派出所去处理黄承议的事儿。那时候的规矩是发生这种情况后，尸体要交家属装殓，这就必须对家属有一个说法，如果家属不接受自杀的说法，那就得张罗请法医验尸。反正黄承议这一死，凭空给殷、仇两人增添了不少活儿。当晚，殷贤铭、仇越一直忙过了午夜才歇息，临睡前犹自在商量明天讯问汤老板的事儿。 
　　没想到次日上午两人起来，还没去看守所，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打进电话来说外面有群众求见。仇越于是就去接待室，一看，来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头男子，长相令人不敢恭维。对方问明仇越是“九源堂”一案的承办民警后，就作了自我介绍：姓齐名同泉，是本市“同养润药栈”老板。看得出，这位齐老板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还带来了户口本和工商营业执照，当下拿出来给仇越一一检验。
　　那么，齐同泉来分局找侦查员干什么呢？他一开口，仇越大吃一惊！他说，你们是不该抓“九源堂”汤老板的，因为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的先生之死跟“九源堂”没有关系。仇越定定神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跟“九源堂”没有关系？ 
　　齐同泉开口一说，又将仇越弄了个目瞪口呆。齐老板经营的“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向中药店提供中药材的批发行，“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行，齐同泉的经营手段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说到中药行业的经营手段，懂行的人都知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水深湾多！旧社会时，真正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中药的，最多不过一两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药店铺都在出售假药，而是在药材产地上做文章。比如当归，最好的产品应当在甘肃岷县；贝母，正宗的应当在四川省的灌县（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等等。这些药材产量有限，价格当然较其他药材要贵一些。而中药商是要利润的，所以就弄一些其他产地的同类药材混杂后提供给消费者。齐同泉得祖上真传，深谙其道，他向每个下家提供的药材都有这种水分，除非是用于急救的贵重中药，比如羚羊角、野山参之类。 
　　然后就要说到砒霜了。前面说过，砒霜在当时是外用中药，是一味剧毒药，所以自古以来中药店铺对此都非常谨慎。药材批发商更是特别注意，不是熟识而且信誉可靠的药店，是进不到“同养润”的砒霜的。齐同泉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反正那时候的面粉是小麦碾碎后的原粉，不像现在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精白粉，颜色跟砒霜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差别。按齐同泉的说法，这一手倒并非为了多赚钱——砒霜用量极少，一年卖下来也赚不到多少钱钞，而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功效。
　　也就是说，“施一帖”开的药方上标明的记号是要向患者提供零毫三的砒霜，而“九源堂”那个账房先生黄承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多给了一份，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已超出安全警戒线，算是死定了，可是，由于齐同泉向“九源堂”提供的砒霜是掺了一半面粉的，所以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应当还是在安全线之内。换句话说，他不应当死于砒霜——起码是不应当死于“九源堂”提供的砒霜。 
　　齐同泉说完后，向侦查员解释：本来，这是“同养润”的经营机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但是，听说“九源堂”的账房黄承议为此已经送掉了性命，而汤老板也被抓起来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九源堂”的过失，寻思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的话，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大早他就到公安局反映这个情况，请民警同志明鉴！ 
　　仇越立马儿往里面打了个电话把殷贤铭叫了出来，殷贤铭听说此节后也是一个激灵。两人稍一商议，立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店的库存砒霜进行随机抽检。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同养润”老板齐同泉所言属实。这样，汤老板就被释放了。那么，黄承议为什么要自杀呢？为此，殷贤铭、仇越两人对黄承议的历史情况开展了调查—— 
　　别看黄承议是个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却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打从十二年前起，就长期担任“一贯道”的点传师。其点传的“一贯道”成员中，有山东地面上一度有头有脸的汉奸、“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军官、警官宪兵和恶霸，他跟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徒众打得火热。从业已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口供中发现黄承议还曾有大量反共言论。为此，根据市公安局“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办公室”的部署，黄承议已经被列入最近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人员的名单，他如果不死，不久就会被抓捕，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比照对首批反动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的处理情况，人民法院对其的量刑不会低于有期徒刑十年。 
　　黄承议本人对此情况并不是毫无察觉。这段时间，不时有公安人员前来找他调查“一贯道”组织以及一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的情况，再说他这人并不笨，当然会将那些已经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罪行跟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据说他最近还热衷于时事，积极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碰上有干部模样的病家来“九源堂”抓药时，还亲自接待，问长问短，打听最新政策。另据“九源堂”汤老板、其他店员、黄承议的家人、亲朋反映，黄承议最近一个多月来显得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这样，可以认定黄承议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至少有四人可以证明，黄承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曾向他们吐露过轻生念头。 
　　1月3日那天，刘巧玲拿着“施一帖”开的药方前往“九源堂”抓药时，因为汤老板正好不在店里，就由黄承议接待。由于精神恍惚，他竟然在药里多放了一份砒霜。随后，就发生了应靖波死亡事件。调查的触角伸到黄承议那里后，他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被侦查员带到了派出所。其时，黄承议并不知道“同养润药栈”向“九源堂”提供的是掺了一半面粉的伪劣产品，想当然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因为服了他抓的药，以为这回公安局肯定不会放过他，必会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弄得不好给枪毙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想到了自杀并且立刻付诸实施了。 
　　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身亡的结论，分局、“九源堂”和其家属都认同了这个结论。“九源堂”的涉案嫌疑就此排除，当然，汤老板就黄承议多配了一份砒霜之事还是被区卫生科、区工商联责令作了检查。“施一帖”施大为则被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叫去，让其白天全天待在那里反省检讨，视其态度决定是否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可是，“施一帖”的名气实在太大，区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空就往他跟前凑，向其咨询，请其开方。三天下来，区政府领导终于发觉了，让他回家去写检讨。但施大为的检讨始终没有交上来，因为他已经决定停止在青岛执业行医，改去北方另作打算。后来听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工作，但不再问诊开方，而是做起了药工工作。 
四、婚外恋情
　　“九源堂”的嫌疑排除了，可应靖波的死因却是经法医尸检鉴定过的：不排除砒霜中毒致死的可能。这样，疑点又转移到了死者之妻刘巧玲的身上。
　　这时，上级决定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组长。汪风帆是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位副股长，济南人氏，曾经是武工队员，济南解放后武工队集体转为济南市公安局民警，他就当上了警察。青岛解放后，从济南调来了一些忠实可靠且有公安侦查经验的同志，汪风帆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为市局和分局联合进行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传闻的原因。社会传闻那就是“施一帖”的名医效应了，再加上黄承议上吊自杀，而且是在派出所自杀的。这样，市局就对这起案件有点儿侧目相看了，领导认为应该尽早查清案情，免得坊间乱传八卦。 
　　三个侦查员通过派出所将刘巧玲传唤过去，跟她进行谈话。这种谈话当然是比较委婉的，先从夫妇俩的关系如何谈起。了解下来的情况似乎对刘巧玲有些不利，因为据她说，应靖波生性风流，对感情不太专一，在外面似有拈花惹草之嫌。当然，这不过是她的那种女性特有的情感直觉，并没有直接撞到过应靖波跟其他女人有苟且之事。不过，刘巧玲说她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还是有点儿依据的，比如某天在深夜归来的丈夫身上闻到了香水气味，又如某天，她替丈夫洗衣服时，发现上面沾着一根女人的弯弯曲曲显然是烫过的长发，而她当时正好剪了个短发式，也没烫过，所以肯定不是她的头发。 
　　民警问当你有这种感觉时，是否对应靖波有过什么表示呢——这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是否为此跟你丈夫吵过闹过甚至打过架？刘巧玲的回答却使侦查员感到意外，她说男人嘛，有点儿花心也算正常，只要他没让我当面抓住，我也懒得去管。毕竟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一家四口的吃穿开销全靠着他，吵闹？想图什么呢？离婚？孩子怎么办？
　　另据向邻居调查，这对夫妇多年来确实没有吵过架，两人感情很好。但侦查员对于刘巧玲在这方面的淡定觉得不大踏实，继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刘巧玲是否有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儿呢？
　　于是继续进行调查，一连找了好几个人，都称“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最后从刘巧玲的一个表妹那里得知刘巧玲确实有一个情人。刘巧玲的表妹名叫李婉萍，二十一岁，在纱厂当挡车工。这个姑娘是个积极分子，担任车间工会委员，半年前已加入共青团，现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的母亲跟刘巧玲的母亲是嫡亲姐妹，排行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到了她们这一代，也恰好是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虽然相差了十来岁，表姐妹的关系却是很铁的。李婉萍告诉侦查员，前不久她去看表姐，表姐夫正好去外地出差，于是她就在表姐家住了一宿。当晚，姐妹俩谈得很晚，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刘巧玲说话很直率，向表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她有一个婚外恋人，姓丁，是她初中时的同学。这样，侦查员就不得不考虑：应靖波之死是否跟李婉萍所说的丁某有关？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对刘巧玲很不利的消息：户籍警从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出事那天的下午三时许，刘巧玲曾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本来，刘巧玲出门不应当成为侦查员怀疑的内容，问题是之前她在接受侦查员的询问时曾称她把那帖中药从“九源堂”抓回家后，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所以，外人是绝对不可能到她家里下毒的。刘巧玲为什么要对侦查员说谎呢？
　　专案组决定把刘巧玲往旁边放一放，而将调查触角伸向李婉萍所说的那个刘巧玲的初中同学。 
　　此人名叫丁学贤，系邮电局报务房维修人员。初解放时社会上对邮电职业沿袭旧社会的称谓：金饭碗。而丁学贤的岗位大概算得上金饭碗中的金饭碗了，当时这样的技术人员如果在路上正好遇见邮电局局长，局长再忙也会驻步点头，微笑着说句客气话的。所以，据说丁学贤在邮电局很牛，在家里脾气也很大，他的妻子就是因为丈夫脾气过大老是动手揍她而在一年前主动提出离婚的。现在丁学贤是单身汉，一个人过日子。他跟刘巧玲相好之事发生在其离婚之后。据他在喝酒时向同事透露，是一次外出时在马路上跟刘巧玲偶遇而续上了已经中断的同学关系。后来，交往次数多了，两人就走到了那一步。丁学贤对刘巧玲印象很好，说过打算要娶其为合法妻子。同事中另有一位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公司老板，而且身强力壮且练过武术，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是很厉害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丁学贤冷冷地说：“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哼，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那么，1月3日这天丁学贤在干什么呢？据邮电局保卫科了解后反映，那天丁学贤上班，而且在上了白天班后还要留下来值个夜班。下午他曾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就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他有点儿事要处理，临时离开一会儿。大约在三点钟前，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去哪里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觉得刘巧玲、丁学贤两人颇有些可疑，决定次日分别找这对男女当面谈话，指望能够发现什么破绽，作为突破口往下追查。可是，这个谈话计划次日未能实施，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月10日，案发后的第八天，早晨七点多，还没到上班时间，刘巧玲突然来到分局门口，要求见专案组的同志。这时，汪风帆三人刚从地铺上爬起来，接到电话，马上意识到出现新的情况了，否则刘巧玲绝对不可能大老早赶来。于是，汪风帆便让警卫室人员把她请至接待室稍等，三人草草洗漱一下后立刻出去接待。 
　　刘巧玲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突兀的消息：今天早上，她的两个孩子还没起床，就在被窝里吵起来了。刘巧玲和应靖波一共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孩雪婵七岁，男孩雾鸣五岁。女孩子懂事早，又有着一份怜爱弟弟的天性，平时一向都让着弟弟的，今天竟然发生了争吵。刘巧玲感到有点儿奇怪，于是就询问为什么吵架。雪婵一开口，令刘巧玲大吃一惊！孩子在陈述事由时说到1月3日爸爸去世的那天下午她家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插叙了一段话。她说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曾说了谎，其实那天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后是出去过一次的，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是为了什么事呢？那天我去“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经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购买一种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而且价格不贵。我就动了心，想了想就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他喜欢红色，而且红颜色能够辟邪，图个吉利，保佑他战胜疾病；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丁学贤买的，他在邮电局工作。买了帽子后，我就借用店里的电话通知丁学贤，让他三点钟左右到我家对面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丁学贤，又说了几句话就回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吧。这件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因为我觉得这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跟我丈夫的死没有关系。可是，刚才两个孩子吵架后我无意间一问吵架原因，就觉得我这趟出去可能跟丈夫出事有关系了，所以马上赶来向你们报告。 
　　据雪婵说，那天妈妈出门后，忽然来了一个阿姨，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子，上面还别着一支钢笔，说是“爱卫会”来检查卫生的。自我介绍过后，就掏出几颗糖果给了姐弟俩。那糖果的包装纸是透明的，现在说起来就是塑料纸，但在当时是非常稀罕之物，老百姓就称之为“玻璃纸”。当时青岛本地虽然有糖果厂，但还没生产这种包装纸的糖果，所以两个孩子拿着糖果兴高采烈，只顾互相比对自己拿到的糖果是什么包装纸的，根本没去留意那个阿姨干了些什么。据雪婵回忆，那个阿姨先在客堂里转了转，然后一头扎进了厨房。从厨房出来后，她就告辞了，说这是突击暗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户主知道的，所以小朋友你们不要把我来过的事儿告诉你们的父母。如果告诉了，下次我过来正式检查时，就要给你们家插黑旗；如果不告诉，下次我过来时会给你们带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全国各地为防止美国袭击中国扔细菌炸弹，都非常注意消灭“四害”，搞好卫生。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搞好卫生提高到了爱国与否的程度，这就足见此事的重要性了。各地都组织了相应级别的“爱卫会”，频频组织各单位、街道进行卫生检查，采取评比制，凡是卫生搞得好的家庭，就在门口插一面纸糊的小红旗，一般的就插小绿旗，差的就要插黑旗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很浓，谁家被插了黑旗，就似被划入了另类，全家人会被另眼看待，居委会大妈也会不时上门来做帮教工作，直至组织一帮积极分子登门不由分说地直接相帮打扫卫生。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各家都是很在乎插到什么颜色的小旗的，特别是孩子，荣誉感就更强了。
　　雪婵、雾鸣听那阿姨这么一说，自是连连点头。那个女人离开后，姐姐还特地关照弟弟要保密，不能让大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要保密，所以姐弟俩把那几颗糖果也藏得好好的，不敢让大人知道。当晚，应靖波暴亡。之后几天，家里忙着办丧事，即使两人把糖果拿在手里向人炫耀也没人去留意了。七八天下来，糖果当然已经吃掉了，留下的包装纸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珍稀之物。特别是雪婵，小姑娘爱美，非常看重这种漂亮的“玻璃纸”，自己有三张犹嫌不够，还觊觎着弟弟的那三张，于是就变着法子谋取，悄悄提出了以零食交换的方案。雾鸣嘴馋，同意了。可是，等到他把姐姐省下用来交换的零食吃光后，又反悔了，于是大老早姐弟俩就在被窝里吵架。刘巧玲在厨房忙早餐，听见雾鸣哭了，过来询问。姐弟俩也就顾不上对那个女人的保密承诺了，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当下，刘巧玲听着就觉得大为可疑，于是就把姐弟俩手里的糖果纸哄了下来，拿着就奔公安局找专案组反映。
　　侦查员看那六张糖果纸，果然精致漂亮，从上面印着的文字看出，这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燕子太妃”软糖。厂家为招揽生意，将糖果纸设计成一套数张，一样的图案文字，不同的颜色。这六张糖果纸，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不知是否已经构成了一套，但可以估计是那个女人特地挑选出来送给应家姐弟的。这样看来，她可能有一盒这样的糖果。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使侦查员原先对刘巧玲的怀疑发生了动摇。送走刘巧玲后，三个侦查员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刻核实此事。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风帆去邮电局找丁学贤了解1月3日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应家向姐弟俩以及周围邻居调查1月3日出现的那个女人的情况。 
　　调查下来，丁学贤所说的情况跟刘巧玲相符。而且，这个报务维修技术工程师很坦率地向汪风帆承认了他跟刘巧玲的婚外恋关系，说即使应靖波不死，他也会动员刘巧玲跟其离婚后嫁给他。汪风帆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对丁学贤说你是否可以把那顶绒线帽子给我看一下。丁学贤是个聪明人，马上领悟了侦查员的意思，说没有问题，我跟领导说一下，咱们到我家去看吧。于是，汪风帆的摩托车就载着丁学贤回了家，丁学贤果然拿出了一顶崭新的绒线帽，包装盒里还放着刘巧玲购买时开的发票，那上面写的日期确实是1月3日。丁学贤又把汪风帆带到了应家所住的太平路赢德坊那里，摩托车在马路口的那家烟纸店门口停了下来。丁学贤下车后，直奔柜台，对店主笑道：“老板，还记得我吗？”店主定睛一看，笑道：“哎呀！怎么不记得，我天天在等着你过来呢！拿去拿去！”遂取出一沓零票递给丁学贤。汪风帆就问店主这是怎么回事。店主说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这小伙子站在店门口等人，买了一包烟，我没有零钱找他，他说就留着吧，几时我路过时再来取。一会儿，他等的人来了，就是住在对面胡同里的大妹子，看着有点儿脸熟。我想把那张一万元整票还给这位先生，让他跟那大妹子说一下看有没有零票付了就是，不想那大妹子也没零钱。
　　这样一来，已经可以证明刘巧玲和丁学贤所说的情况属实了。再看另一路的调查情况。侦查员找了应家姐弟，跟两个孩子聊下来，所获得的内容除了刘巧玲陈述的那些之外，还得知那个阿姨的以下情况：头上扣着一顶红色有檐的绒线帽子，烫过的有点儿弯曲的头发垂下来披在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毛皮大衣，说青岛当地话。其他比如多大年纪、身高多少、行为举止中是否有什么显眼的习惯动作之类，姐弟俩就说不上来了。然后，殷、仇两人就逐家访问了十来家邻居，都说1月3日那天并无任何人来检查卫生，也没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这也可以理解，大冷天的，家家户户都关着大门，有人从门前走过一般是不大会看到的。侦查员又看了厨房，向女主人问明那个放药罐的位置，还查看了药罐。那是一个普通的砂锅，如果要往罐内投毒，一揭盖子就行，一两秒就能搞定，真正的秒杀。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刘巧玲和丁学贤的疑点，下一步的工作是找到那个神秘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