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共产党人，他的经历独特而传奇，每一次的人生转轨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伟业功成都令人赞叹。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和经济专家。从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和上海与敌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员，到30年代初在苏联通信科学院成为科学家，再到抗战时白手起家开创我军军工事业的军工局局长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强在各个时期各种生疏的岗位上都为党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主席为其题字：“坚持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在广播事业、中苏合作、对外经贸、抗美援越、改革开放等众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即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一个一生不违党命、不讲条件、不畏艰难服从党的需要，而且把各项开拓性事业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于开展新工作，善于打开新局面，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把利刃。
在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匕首之刃——李强传》一书书摘，以此纪念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辈。
刘江波：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文/刘江波】
军委特科最有战斗力的机构，非特务股莫属。
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世芳曾任李强的秘书——笔者注）曾亲耳听见邓颖超把李强称为“第一特务”。当时宿世芳很吃惊，后来才知邓颖超之所以这样称呼李强，是因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特别事务科是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是李强。这个位置如匕首之刃，是最先见血的部位，故有“第一”之说。
1927年5月，李强因上过大学、研制过炸药和手榴弹以及对三教九流比较熟悉等经历被中共中央急调武汉，担任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此时的李强早已不是曾家老宅的“曾少爷”，也不是那个手拿小纸旗，与老师同学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激进青年。现在的他经常往来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当他目睹革命领袖与工人代表在同一个餐厅就餐，全国青年的偶像同普通青年像朋友一样促膝交谈时，他心中激起的不仅有蓬勃热情，更有沉甸甸的使命感。
初到武汉的李强，最紧迫的任务是“锄奸”，即惩处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奸细，人称“打狗”。这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武汉生存下去的头等大事。
李强曾说，军委特科特务股是做“红色工作”的，是“红色恐怖队”，我是军委特务科的特务股股长，就是搞“打狗”的，有人说你们打狗打多了，我说不一定，因为叛徒非常危险，碰到叛徒，我不杀他他要杀我。他还说，叛徒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叛徒是钻入我们营垒中最凶恶的敌人。李强还多次说，被叛徒出卖的、后来多数被杀害的同志曾在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的不幸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叛徒对共产党威胁最大，因此，我们对叛徒的惩治是毫不留情，绝不手软的。
关于奸细，则来自几个方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蒋介石曾在汉口设立秘密机关，派出大批奸细收买武汉国民政府官员，一旦收买不成就对其实行“颠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奸细们将眼光转向共产党，加上长沙许克祥也不断向武汉派奸细，就使共产党不得不在对付党内叛徒的同时，还要同蜂拥扑来的各路奸细作斗争。
当时的武汉还集中了德、英、法、日等国的众多谍报人员，他们以记者、外交人员、商人等公开身份为掩护，潜入武汉三镇，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摧毁中国革命的正义力量。他们尔虞我诈套取情报，使武汉的几乎每条街巷都暗藏了波谲云诡的谍战。当时的苏联高举共产主义运动旗帜，正带领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全面开展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霸斗争。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展现，就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部对外局、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以及共产国际下设的国家联络局等不同系统，分别向武汉派去大批情报人员，并指导中国情报保卫机构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进行殊死较量。
军委特科曾实施过两次“涉外”锄奸行动，第一次就出师不利。这不能不提到苏联叛徒尤金·皮克。
皮克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国军事政治使团工作人员，鲍罗廷的助手。1927年5月中旬，皮克偷了鲍罗廷的日记本和几份机密文件卖给一名法国领事，于是，共产国际决心干掉他。接受任务的是张浩（林育英），具体行动由两名武汉工人纠察队队员负责执行。
狡猾的皮克被约到一幢小洋房里。看到等待他的是两个工人纠察队队员，皮克立刻意识到落入圈套了，拔枪便逃。一个纠察队员连子弹都没上膛冲上去就打，但皮克已窜到窗台上。另一个纠察队员亮出匕首扑过去，剑光闪动间，皮克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他跳下窗台嘶声怪叫，跑向邻街的院墙下翻过去，引来几个路过的外国人围观。两名纠察队员见已无法继续实施刺杀任务，只得饮恨撤退。
皮克被送到外国人在武汉开设的医院治疗，后来乘坐日本兵舰逃到上海，又逃到日本，还出版过一本书名为《鲍罗廷之罪恶》的书，封面有他穿日军军装、挎手枪的照片。二战爆发后，皮克为日本海军情报机构工作，后来又帮德国人搜集情报，还干过许多诈骗和敲诈勒索的无耻勾当。不久，德国人怀疑他同时也向中国出售德国情报。于是有一天，皮克被人发现“暴毙”于上海的一家医院。
皮克劣迹斑斑的情报掮客生涯足以令今天的影视编者炮制几十集狗血剧。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就是自以为本事大，苏联情报机构都奈何他不得，更别说中共了，完全不在其眼里。然而，一名英国军情五处的间谍就没有皮克那般幸运了。
英国军情五处——不列颠情报机关“三驾马车”之一，国际情报界最推崇的老资格间谍机构。一战后，英国军情五处将红色苏俄看作大英帝国最危险的敌人，发起了专门针对苏俄的冒险性行动。
也是在1927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获知某英国间谍向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套磁，搞走了很多重要情报，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遂决定干掉英国间谍。军委特科情报股股长“董胖子”接受了任务。他找了—条船，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一起约英国间谍游长江。船行江心人不知，刀一捅，脚一踢，不仅解决了人，还缴获了一支枪。李强刚到武汉就参与了这起锄奸行动的扫尾工作，为了防止那支双筒鸟枪在武汉露面，引来英国军情五处顺藤摸瓜的报复，李强将枪秘密带到上海交给了组织。
李强反复研究了上述两次锄奸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董胖子”在担任情报股股长之前，曾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斗争经验丰富。他对英国间谍做了充分了解，掌握其作息规律，接下来结识他并取得信任。他的工作节奏看起来不紧不慢，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时间、地点也选择得当，使英国间谍最终丧命于中共与苏共两位年轻情报人员的联手行动。这个锄奸结果“简约”得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过程很“丰满”，可谓“功夫在诗外”。
而刺杀皮克选定的时间、地点均不理想——人来人往之时，邻近大街之地，既不利于事先隐蔽，也不利于实施行动；行动人员未做好功课，对皮克缺乏了解，别看他“面孔苍白”，属于“恶病体质”，实际上腿脚颇有功夫，反侦察经验也很丰富。还有一条教训特别深刻，就是年轻的工人纠察队员训练不够，遇事慌张。看来锄奸行动不仅要胆大心细、枪法熟练，必要时得亲自动手——这至少是李强后来多次独自完成锄奸任务的重要动因之一。
李强的工作既危险又艰苦，不仅要有高度的忠诚，还需具备勇气、智慧和卓尔超群的行动能力。为此，他用上了全部心思。当时的特务股除了他，只有三个人。一个叫蔡飞，又叫余德富，外号“老白脸”，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工，担任过“打狗队”队长。另一个叫陈莲生，又叫张阿林，外号“小白脸”，原是上海先施公司学徒。还有一个叫王竹樵，武汉纱厂工人，参加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李强说，就是这三个人，有时加上临时调派的人员，干的是“武”的，不是“文”的。他还说，我去了以后，在武汉那边也干了几件事，“事情有许多是我在那里搞，搞了几个”。
无疑，李强是军委特科特务股锄奸行动的主力。
1927年7月底的一天，有两个奸细从上海跟踪到武汉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好处，否则就“不客气”，还威胁李强说要“劈杀侬”。于是顾顺章设计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两人信以为真，就跟着特科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两名奸细被处决。事后，顾顺章轻描淡写地向领导汇报说，那只是两个“小流氓”。
1970年，李强首次开口谈起了在武汉的锄奸行动，他说：
我奉命清除他们（叛徒）。我带了几个人，把他们骗到小船上，在江中将他们杀死，投入江中。这样的事搞过好几次。还有好几次是到人家家里用手枪打死。在上海也这样干过。
至于李强说的搞过好几次究竟是几次？他带去一同完成任务的几个人都有谁？那些叛徒、奸细以及顾顺章说的那两个“小流氓”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等等，我们暂且将这些疑问都置于一边。要紧的是李强乃一介书生，自身禀赋本不在打打杀杀，可他不仅没日没夜地接受并执行特殊任务，还亲自参与锄奸；不仅面对凶恶的敌人时无所畏惧，而且凡出手必有“斩获”。这好像是悖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还需回溯李强奉党之命从常熟秘密潜回上海的1927年4月14日，那正是蒋介石突然宣布反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当时，国民党右派指使军警特务伙同上海青帮流氓大肆追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上海正处于惨烈的白色恐怖之中。
那一天令李强终生难忘。在光天化日的大上海，他目睹了什么是惨无人道。在前往租界的大街上，他看到了浸泡在黑色血泊中的被害者尸体；他为迎面跑来的逃命者闪出求生之路——却全然不知此人是共产党人还是无辜平民；一转眼又见一群五花大绑的人被押过来，枪声骤然响起，李强的心剧烈颤抖，眼中喷火，牙关紧咬，迅疾地从马路刑场脱身……
荷枪实弹的刽子手和密密麻麻一字排开的枪口，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无比愤怒的咒骂声，还有从弹洞里恣意飞溅、汨汨流淌的志士仁人的鲜血，一幅幅血雨腥风的场景在李强心头永远定格。不断传来熟悉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无数鲜活的生命，转瞬之间就被屠杀！
李强是书生之后，深以气节、忠孝、廉耻为重。在私塾、小学、中学、大学里，他总是读书到哪里就思考到哪里，不仅积累了科学知识，还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走进棚户区后，他深刻洗涤内心，痛恨阶级压迫，更痛恨泯灭人性的暴戾罪行。如今，在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中，他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并保持着古道热肠和嫉恶如仇的性格。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暴行，李强的心无法平静，他震惊，愤怒，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悲愤填满胸膛。面对残酷的现实，每一个革命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年仅22岁的李强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距离大屠杀仅过去三个多月，共产党就在血雨腥风中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同伴的尸体，重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在眼下，年轻的共产党员们确实面临着从未遇到的险恶环境和严峻考验：革命的前途在哪里？
在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的至暗时刻，很多人信仰动摇选择逃避；也有人消极沉默灰心丧气；还有的贪生怕死屈膝背叛。同时，也有书生在血泊中变成勇士，有凡夫在逆流中成长为英雄。忠诚与背叛的两极分化，坚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历史留给人们多少关于人生抉择的启示！
李强初衷不改，全心全意要为自己认定的信仰奋斗，不管征途上会有怎样的炼狱之火，哪怕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今天回头再看，人们对李强的选择给予了赞誉，因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毕竟胜利了。但只有了解那段最残酷历史的人，才能对处在看不到未来的特定关口的李强们感同身受，从而对这批老一辈共产党员不惧牺牲、前赴后继革命到底的坚定意志肃然起敬。
在关乎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不杀叛徒不足以保护组织，不施雷霆手段很难杀掉叛徒。血的事实使李强警醒，“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对敌斗争勇气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给逼出来了！
李强认为，并非凡是叛徒都得处置。一是叛徒太多，都杀了也不能有效保卫党的组织；二是为避免招致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报复。有的共产党员被捕后投降了，但未泄露重要机密，只是“退出政治”当老百姓，这样的人何必打击？有的叛徒对党没造成什么危害，就让他跑吧，算啦！
有的党员投降后又回来找组织，愿为共产党工作。在李强看来，这种“两头通吃”的人，论操守，确与坚守气节的英雄无法相比，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也不应将其作为处置对象。因此，锄奸行动聚焦于投降敌人、出卖组织，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做事，且后果极严重的叛徒。
李强胆大心细，每逢执行任务总要精心制定预案。数学优势使他的预案有如演算公式一样周密，包括时间、地点、着装、武器、方式以及撤退路线等等，所有细节无一遗漏，有时他还亲临现场仔细勘察。他的机警与思虑周全，使得在与锄奸对象接触时，对方都想不到迎面而来的这位温文尔雅、书生模样的人会是“杀手”，因此都未加戒备。于是，狭路相逢的瞬间，李强就以果断迅疾的手段要了叛徒的命。
需要说明的是，李强致叛徒于死命的武器往往不是枪（枪通常用于自卫），而是匕首、绳索，甚至“千张”（豆腐皮），有时只是一副铁拳，所以“动静”都不大。出手则干净利落，全身而退，从未留下隐患。
1927年夏天，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新的大屠杀一步步迫近。共产党也集结了以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共约两万余人准备举行起义。此时，李强的任务除了及时惩治叛徒外，还有为起义筹集武器、钱款以及扩充军事力量。
南昌起义前，国民革命军几乎每个师都配有两名苏联顾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顾问们都被解除了职务并被要求立刻离开武汉。行前，其枪支都秘密交到李强那里。还有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和士兵携枪出走，也把枪交给共产党。李强把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整箱整箱的枪支藏在住所地板下，请一两个同志帮忙，搭船将武器送到叶挺所部的党代表颜昌颐那里。后来李强感到人多容易暴露目标，就自己冒险送去。李强还用国库券买了大量银元用于起义，他曾回忆道：
……所以，我们银元就搞了五六万。当时，五六个国库券才买一个银元，买来交给军队。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干。搜集枪支，我们也干，我们一皮箱一皮箱，手能提得动的箱子，搭船摆渡到武昌，送到二十四师司令部。曾经有一二个人帮我，但主要是我搬拿的，统统送到二十四师，给军队里用【1】。
半个世纪后，南昌起义重要骨干彭干臣（南昌起义后任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之子彭伟光才知道，其父亲在起义前从武昌前往南昌时曾携带了用于起义的一大批武器弹药和50箱银元，就是李强所秘密筹集的武器和“银元就搞了五六万”中的一部分。
李强还秘密推荐了多名进步青年到叶挺部工作，并争取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的某些团长、营长支持共产党，带领部队向南昌集结。
此时的武汉不仅暗流涌动，经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由于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强令各家银行停止与汉口的银行间往来，导致武汉经济全面崩溃。物价在一周内上涨百分之五十，囤积居奇严重，生活必需品匮乏；商铺、工厂歇业、倒闭，失业人口及家属占了全市总人口的三成多。由于货币贬值，“国库券”被视为灼手之物，现金、银元、铜元几近绝迹。没有铜元就不易找零，每购生活必需品得付一元，人民苦不堪言。加上有士兵强以“国库券”向人力车夫换取拉车所得铜元，遭到拒绝后就暴打并拘送数名车夫，更引发了武汉市8000名车夫抗暴和总同盟大罢工，连日上街游行。
急剧的变化使投奔武汉的一万多名各省革命者陷入深度困境，很多人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有的甚至贫病交加流落街头。不仅如此，几次北伐战役中负伤的数万名伤兵也涌进武汉，处境同样艰难。共产党更是难上加难：安排流亡者和锄奸行动需要钱，发动起义、坚持斗争更需要钱！
李强奉命筹措大量经费。常用的办法行不通，他得独辟蹊径。
武汉的夏季闷热难耐，李强紧闭门窗、赤膊上阵，搜肠刮肚地回忆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一一梳理、归纳演算，写满公式的旧报纸堆满了桌面、墙角。他还认真研究武汉三镇各间银行和交易所的情况。李强对交易所并不陌生，早在上海时就去看过，弄清了交易所里虽有人买空卖空，但主要还是“买实卖实”。1985年5月30日，李强在给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华中分公司作报告时说，我20年代在上海也搞过交易所，我私人干，每天挣五块钱我就可以过一天了，没有问题。
摸透金融黑市的规律后，李强在前花楼街的路边支起一张小方桌，专门调换钞票。他看准行情，把“国库券”兑换成“中央票”，再调成银元或“上海票”，行情好时就将“国库券”直接调成银元或铜元。他买进卖出很顺利，索性放开手脚大干，终于筹到大量银元和铜元。得知江北银行的兑换率高于江南，他就租一条小船，带了几个同志用麻袋装铜元，一趟趟运到江北去换银元，果然增值不少。
李强筹集的另外一部分款项来自于农民运动。
北伐战争极大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到1926年底，湖北农协会员激增到20万人，农民自卫队遍地开花。尤其是湖北南部“打土豪”的力度最大，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据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没收、游乡、关押、驱逐、枪毙等形式予以坚决打击，其中不少被没收的金银被秘密送到李强住处。
李强搞来喷火枪和坩埚，将金银熔炼成锭，连同后来处理的中央机关用房（包括陈独秀住处）和车辆退租或转卖收入，一部分移交武汉地方党组织，银元和枪支给颜昌颐带到南昌，还有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中央。这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更觉得当初选择读大学工科的正确——他为自己能用学到的知识为党作出特殊贡献倍感欣慰！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因中共江苏省委原秘书长韩步先的出卖而被捕，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在赵世炎家中搜出一万多元。这笔钱就是李强筹集的一部分党的活动经费。李强为革命领袖的被捕牺牲和党的巨额经费的损失而万分痛惜！【2】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爆发后，在南京的蒋介石和在武汉的汪精卫调兵遣将围攻南昌，企图将革命队伍扼杀在摇篮里。面对严重的形势，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按计划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决定迁回上海，李强奉命留下做“收容”工作。他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领导下，同战友们一起采取各种方法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
李强常带几个潜伏在国民革命军的同志穿军装携枪上街，每遇国民党右派组织街头演讲时，他们就朝天放枪。几十年后，李强将此称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幼稚之举，就像受人欺侮的小孩子当街泄愤。但在当时的武汉，枪声还是有效地震慑了国民党右派，后来就不敢单独跑到大街上蛊惑群众了。
一天，李强在街上碰到中央军委组织科科长欧阳钦。李强与他曾在一座楼里办公，彼此非常熟悉。但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他俩未敢打招呼，只是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坚毅与顽强，知道还有不少同志留在武汉坚持斗争。后来得知欧阳钦的任务是与找不到组织的同志取得联系，李强就介绍了几个家乡来的青年给他，由他负责送往共产党掌握的军队。
留守期间，李强还与梅宝瓒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梅宝瓒是北洋军阀政府国会议员。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试验炸弹火药时不慎引爆被俄国巡捕侦破。千钧一发之际，梅宝瓒急赴武昌起义总指挥所报告，由此促成了起义的提前。北伐胜利后，这位辛亥革命老英雄隐居湖北家中。
李强在上海学联时就认识梅宝瓒的儿子梅中林、堂侄梅龚彬（字电龙）。梅中林与梅龚彬都是五卅运动积极分子，并在那个时期加入共产党，梅龚彬还被誉为上海学联五卅“五虎将”之一。后来，梅中林成为中共武汉地区负责人，梅龚彬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梅中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梅宝瓒住在日租界，妻子是日本人。李强利用其特殊身份从日本人那里获取情报，这些情报大多具有重要价值。他每隔一两天去梅家取情报，每月还给梅宝瓒送去两百元生活费补贴家用。
同期，李强还被赋予培训新手的任务。后来他回忆说，“在武汉，我们临走时训练过几个人”。他记得其中有个青年叫陈声煜，曾与郑超麟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赴苏联莫斯科留学，回国后被罗亦农派到李强这里实习。李强领着陈声煜带枪“行走”，走了好几条街才回到机关。起初，陈声煜很紧张，在李强的帮助下他很快就勇敢起来。后来，陈声煜接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强返回上海后，陈声煜又接替了李强移交的善后工作。1928年5月，陈声煜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年仅28岁。
李强的“收容”工作还包括把中央机关人员安全送回上海，把能带回的物资也尽数带回。这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需细致又面对危险。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要人物都乘坐英国祥泰木行的货轮，经水上秘密交通线返回上海， 具体事宜均由李强与舵工操办。李强只知道“祥泰”号不卖票，不载客，舵工是共产党员，宁波人，姓陈，但不知真实姓名，因为出于工作纪律的要求，是不准打听的。李强回忆：
我们的同志坐客轮行吗，坐客轮人家要认出你的啊，逃也逃不了，所以作为他的朋友，坐他的船，他这装木材的船，又不要买票。在上海装了一船锯好的木条，装运到武汉，然后再回去装。所以，没有什么人来过问的，在他的船上，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东西送到了上海，甚至连痰盂（这不是笑话，是事实）都搬到了上海【3】。
从1927年到1931年，舵工老陈承担了多次人员和物资的转运任务。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人都搭乘过“祥泰”号，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也是乘这条船。老陈还经常接济困境中的共产党员。后来，老陈因顾顺章的叛变而被捕，这条水上秘密交通线就完全中断了。
如今，距离共产党人绝地反击的岁月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军委特科创建者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李剑如护送鲍罗廷抵达莫斯科后留在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9月在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中共七大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秦青川于1929年2月在四川老家病逝。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为他树碑，碑题为：“革命烈士秦青川之墓”。
曹汝谦于1929年11月被捕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为他建造烈士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碑名。
董醒吾于1927年7月1日在上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获释后创办“学友图书社”，编印发行教科书及教育挂图。1946年8月，他在上海山东路（今山东中路）中保坊201号创办新鲁书店。20世纪80年代病逝。
李强以及蔡树彬、陈遗、胡孑、杨福林等人历尽坎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大浪淘沙，清浊分流，忠诚与背叛如影随形。复杂多变的人性，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中途退出，有人背叛革命。如顾顺章、蔡飞、陈莲生、王竹樵等人，在革命途中成了可耻的叛徒，遗臭万年。
无疑，那些坚守理想信念的人们，不管是牺牲的，还是幸存下来的，都是英雄。英雄不问出处，但应知归处。人民应该记住他们。
注释：
1、参见1981年1月17日李强《讲白区斗争》
2、参见1982年3月5日《李强同志与郑超麟同志座谈记录》，沈忆琴记录。
3、参见1981年1月17日李强《讲白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