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3月，拿破仑摆脱厄尔巴岛的牢笼，在法国南部登陆，几乎赤手空拳地夺回了法国的统治权。与此同时，第七次反法同盟也组成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庄严宣布将与拿破仑对抗到底，决不与其媾和。拿破仑手里只有25万法军，却要对付从四面八方而来的85万联军，形势十分险恶。

因此，拿破仑决定主动出击，趁着联军尚未集结，打几个歼灭战，争取让反法同盟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在此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办好——巴黎的防务。皇帝任命自己最信赖、水平最高的达武元帅负责巴黎城防，在他出征时主持后方大局。可是达武并不支持这个任命，说出了如下著名的话：
“陛下，如果您在前线打了胜仗，那么巴黎自然是您的；如果您在前线不幸战败，那么无论留下谁，巴黎都很难守住。我是无足轻重的。”
达武的意思是希望拿破仑把他带到战场上，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希望落空了，皇帝带着内伊元帅（以及饱受骂名的格鲁希元帅）去了滑铁卢，在那里惨败于威灵顿，然后灰头土脸地独自回到了巴黎。他希望巴黎人民能支持他顽抗到底，但是事与愿违：从元老院到普通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都一落千丈。还没等联军打到巴黎边上，皇帝就第二次宣布退位。他再次失去了巴黎。
历史不容假设，不过我们总归可以畅想：要是皇帝真的把达武带到了比利时，或许四臂村战役就能赢得更漂亮一点，滑铁卢战役能够打得更坚决一点（甚至打赢）。只要控制了滑铁卢战场，布鲁塞尔就暴露在法军兵锋之前，拿破仑对联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就成功了第一步。话说回来，面对绝对优势、意志坚定的联军，法军的胜算还是很有限，只能打到哪里算哪里。在这个问题上，达武展现出了高于皇帝的政治眼光：一切都取决于前线战况，巴黎只是一个添头罢了。
达武说得对：在第七次反法同盟这个集结了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的庞然大物面前，他个人的力量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他还忘记说下一句了：不但是他本人，就连拿破仑皇帝的力量也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能够与历史潮流为敌吗？在1812年的莫斯科、1813年的莱比锡，拿破仑已经证明了自己不能凌驾于规律之上。1815年的滑铁卢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罢了。

讽刺的是，当拿破仑战败回归之时，恰恰是达武抛弃了他，拒绝了继续实施动员、将巴黎堡垒化的命令，反而亲自劝说他退位。难怪后来皇帝要在圣赫勒拿岛哀叹：“达武也背叛了我，他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实，无论有没有妻子和孩子，达武都应该非常理解，百日王朝已经输掉了战争。
有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又九个月以前（1812年9月），拿破仑还到过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还留下了刻有自己名字的石碑。此后一年半之内，他从莫斯科一路被打回巴黎，丧失了十五年戎马生涯所获得的一切。万事飘蓬，犹如转烛。
其实，一直到1813年8月，如果有人告诉你，反法联军就要打到巴黎了，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的表现很好，让联军颇为忌惮。联军开出的条件无非是让法国回到1798年的边境线而已，而拿破仑甚至不肯接受这么宽大的条件。


哪怕到了1814年3月，你也不会相信。因为拿破仑在保卫法兰西的一系列战役中打出了高光表现，很可能是他一生中仅次于奥斯特里茨的表现。然后巴黎就丢了。
如果拿破仑早一个月离开莫斯科，他的大军是可以保住的。
如果拿破仑在莱比锡得到了充足的炮弹供应，他是可以打赢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如果巴黎没有轻易向联军投降，拿破仑是不会第一次宣布退位的。
如果被派去追击布吕歇尔的人不是格鲁希，滑铁卢战役是不会输掉的。如果拿破仑早一个小时派出老近卫军占领圣让山，威灵顿就会被生擒。

上述“如果”都没有发生。事实是：“老近卫军崩溃了！”

在历次反法同盟战争当中坚不可摧的老近卫军，在奥斯特里茨追击两位皇帝的老近卫军，在博罗金诺令俄国人闻风丧胆的老近卫军，哪怕巴黎已经沦陷了却还是簇拥着拿破仑的老近卫军，崩溃了。

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崩溃，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全貌。请允许我援引《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第十二章的文字：
“战无不胜的法国近卫军遭到不可战胜的英军的残杀。他们不仅仅是后撤，而是溃散。他们被英军的齐射打垮了，拼命逃离那恐怖的滑膛枪火力。他们逃跑的时候，其他近卫军也纷纷逃窜。他们溃散了，法兰西的希望也瓦解了。”
“皇帝曾说：‘命运是个女人。’现在命运狠狠啐了他一脸。法军士气瓦解，恐慌蔓延，士兵们看到战无不胜的帝国近卫军败退逃窜，于是也抱头鼠窜。”
退一万步讲，哪怕前文提到的那些“如果”都发生了：拿破仑没有在莫斯科失去大军，在莱比锡得到了足够的补给，巴黎也没有背叛他，那么他（及其子孙后代）就能成为欧洲的主人吗？赞成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最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宁可相信个人的渺小力量，也不相信历史规律的宏伟力量。



对于拿破仑的兴起与失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的论断：

“他的军队曾经战无不胜，将旗帜插遍欧洲各国的首都。他曾经让无数君主和王子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然而，仅仅一次失败就让整个欧洲团结起来，把他的一切功业打倒在地、踏为灰烬。他的失败证明：在我们的时代，专制是没有前途的。”
战无不胜的法兰西第一帝国陆军花了十一年为自己赢得一切荣誉，也将法兰西民族置于欧洲乃至全世界一切民族之上。现在，在短短半小时之内，他们的荣誉化为灰烬。自从1795年以来持续长达二十年、几乎从未间断的战争，戛然而止。

在圣让山的山顶、山坡和山脚下，再也看不到任何一面法兰西帝国的鹰旗——那是曾经在欧洲所有首都的上空高高飘扬的鹰旗。从比利时到法国边境的各条大小道路，挤满了缠着绷带、垂头丧气的法军士兵。仅仅一个月以前，他们还憧憬着下一次奥斯特里茨或耶拿的荣誉何时到来。彼时彼刻，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把民族主义和自由解放的理念带到了每个邻国；此时此刻，他们则已堕落为一支代表民族压迫和皇帝专制的力量，与其敌人相比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于1815年夏天的拿破仑而言，还有一个更合理的选择：打防御战，打一场法兰西民族的卫国战争。他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击破联军，就像他在1814年春天做过的那样；还可以动员法国人民打游击战，毕竟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支持拿破仑的。与一年前相比，巴黎的城防已经大幅加固，在俄罗斯被俘的老兵已经被放回国，法国的战争潜力是增加了的。在这种情况下，达武留在巴黎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皇帝甚至可以以巴黎为诱饵，实现漂亮的“围点打援”歼灭战。

很可惜，拿破仑统治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假如他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选择了华盛顿当年的道路，身为公民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公民之上——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法兰西民族保卫大革命的成果。问题在于，一个从来不曾登基的拿破仑，大概率也不会把六十万大军带到莫斯科去，也不会在莱比锡遭到欧洲各个民族的围攻。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你不可能只改变其中某一个环节而不影响此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自从选择登上皇位，摆在拿破仑眼前的就只剩下一条可行的道路：彻底地、毫无争议地打败欧洲的一切敌人，包括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英国。只有毫无争议地击败它们，才能赋予波拿巴王朝足够的威望，才能震慑内部敌人，才能让拿破仑本人寿终正寝于皇位之上、让他的儿子有机会接手一个驯服的帝国。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英国是不可能屈服的。英国坚定地与拿破仑为敌，决不允许法国保留任何意义上的大陆霸权；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比法国强大太多，哪怕法国聚集整个欧洲的资源也无法与其匹敌。一个坐在皇位上的拿破仑，注定是与英国为敌的拿破仑，也就是要失败的拿破仑。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最好的编剧，已经无数次向我们交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剧本。这个编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贯彻了一个原则：无论是谁都不能与历史潮流为敌。当一个凡人顺应潮流、骑在潮流之上时，他就是大英雄，乃至接近于神；可是当他逆潮流而动、企图对抗潮流时，他最多只是个悲剧英雄，更有可能是个小丑。
附带说一句，在输掉滑铁卢会战之后，拿破仑心灰意冷地从前线回到巴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派出代表去找他，自愿组织起一支民兵保卫他。拿破仑予以断然拒绝，以一句著名的话作结：“我不能为了取金蛋而杀掉我的金鸡。”
这句话被铭刻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礼堂的穹顶上，至今还被人仰视。拿破仑在最后时刻回归了英雄本色：他确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荼毒法兰西民族下一代的火种。政治生涯结束之际的拿破仑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人们在他身上再次看到了“大革命之子”的影子；他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年轻时为之奋斗过的东西传承了下去。这就是法兰西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迄今还在赞美他、缅怀他的根本原因。
法国是幸运的，其他国家未必有这么幸运。但是无论幸运抑或不幸，历史潮流只会像海浪一样席卷而去，不知道是前进还是倒退。顺应潮流的人才能活下去。“人定胜天”，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尽管很多人觉得它不是笑话，还想身体力行地实践一下。这就不好笑了，一点也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