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特案组之（五）——红色捕鸟蛛（6）
作者：魏迟樱、东方明、李西始 
钓鱼计划
    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开了一个短会分析鲁汀的口供，认为基本属实，但中情局不可能为红色捕鸟蛛另外配备一套班子以监督尤信子等特务。该小组执行的收集情报使命属于大战略性质，搞情报的都知道，这种情报通常没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内容也比较零碎宽泛（比如蒋翠玮在阁楼上用望远镜窥伺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被我方察觉的概率比较低，即便察觉，我方的反应也不会像对待大案要案那样兴师动众。这种性质的情报收集在情报特工的活动中所列级别最低，中情局不可能另外为红色捕鸟蛛配备一套班子予以协助。 
    那么，胡离谷是怎么获知尤信子落网的消息的呢？特案组认为，可能那是胡自己搞出的一个什么防范的法子，比如命令手下的特务“定时报告自己的位置”，一旦没有在约定时间内接到报告，那就视为出事。 
    以上估断在稍后对尤信子的再次讯问中得到了证实。尤信子交代，鲁汀（她仍以为鲁是其上司）给她的密令中有一条是“执行使命时定时报告位置”。她从杭州逃到嘉兴入住旅馆前，先到嘉兴邮电局往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拍发了一份急电，用暗语报告已暴露的情况。在嘉兴火车站脱逃返回杭州后，又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称“无恙，已离原地”，没说自己曾经被捕，以免遭组织灭口。至于收报人的姓名，则采用“韵母代日法”（清同治状元洪钧即赛金花的老公发明的专用于电报纪日的方法），把发报日期的代字谐音作为收报人姓氏，后面的名字则用代号里阿拉伯数字的中文谐音，比如尤信子的代号是“瑞1”，如果是3日发的电报，那就取上平声韵“江”为姓，名字则是1对应的英语one的谐音汉字，“文”、“雯”、“闻”、“紊”等均可。 
    可是，据鲁汀供称，他并未接到过这种指令。这可能是中情局或者胡离谷考虑到，在上海有合法公开身份（美商公司襄理）的鲁汀并不执行收集情报的具体使命，只是偶尔需要时跑跑地下交通，而解放后的上海滩不像旧时那样，在马路上行走随时可能遭到“抄靶子”（搜身），这就没有暴露另一特务身份的危险，也就免了这道防范程序。当然，这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如果时间稍长，或者正巧胡离谷有事需要紧急约见他的话，那就要被发现了。因此，特案组必须想一个法子避免胡在短时间里（比如两三天）发觉鲁汀出事，来不及切割与鲁的关系，我方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差开展侦查，希图有所突破。 
    讨论中，支富德提出建议，是否可以采用“钓鱼法”，立刻释放鲁汀，在原住所监控居住，监控力度严密到侦查员入室与其同吃同住。其间如果有邮件或者电报送上门来，则视情决定是否让鲁汀立功赎罪，在我控制下前往胡离谷指定的地点跟某个“瑞”字头特务见面，传达密令。然后，对该特务进行秘密跟踪，摸清其真实身份。 
    焦允俊否定了老支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只不过是抓捕“蛛足”，对于“蛛首”来说并不构成安全方面的威胁。我方的主攻目标是胡离谷，只要抓住此人，下面的“瑞”字头诸特务也就落到我们手里了。如果只是抓“蛛足”，就算把那四个特务全部逮捕了，红色捕鸟蛛不过消停片刻，然后重新招兵买马物色小特务再次开展活动，我方也得继续跟着忙碌。斩草除根，擒贼擒王，焦允俊的意见是把全部力量扑到抓捕胡离谷上面去。 
    静场片刻，有侦查员发言赞同焦允俊的意见。支富德考虑下来，也承认焦允俊说得有理。然后，郝真儒表态同意。于是，下一步就是讨论怎样追缉胡离谷其人。一番热议，最后决定还是采用老支的建议，实施钓鱼战术。但是目标不同，老支是打算利用鲁汀钓那些小特务，而这回是钓这些特务的头子胡离谷。 
    具体办法是把鲁放回其住所河滨大楼，侦查员贴身监控，同时对整幢大楼内外进行全方位监控。但是，最多只能让鲁汀在该公寓待上半天，即下午返回，当天午夜就得离开，因为如果真的有胡离谷的密令寄达，那是不能让鲁去跟其他特务会面的，我方的目标不是抓获小特务，而是追查后台胡离谷。试想，红色捕鸟蛛的两个有中情局雇员身份的特工尤信子、鲁汀都落网了，尚且对追查胡离谷几无作用，还能指望通过发现其他小特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成功？ 
    如果寄至河滨大楼的密令被搁置不予执行，就会引起胡离谷的警觉，可能认为鲁已出事，干脆切断这条线。所以，特案组想出了一个应对之法：鲁汀公开露面返回河滨大楼，当天深夜来一个“因病住院”。之后，如果有鲁汀的邮件寄至河滨大楼，则由我方秘密拆检拍照留底，然后照原样密封，盖上河滨大楼门房收发章，填写“收件人因病住院”退回。尽管鲁汀寄来的邮件落款多半是假地址，但是根据鲁汀的口供，他所记得的数个落款地址中也有靠谱的，不过都是类似徐家汇天主堂那样的公共邮栏或邮箱。这种邮件退回后，会被收件地（大学、公司或者公寓楼）门房放置于公共邮栏或邮箱里。邮件退回，执行使命的小特务自然接不到任务，没有任务，就不会定时向胡离谷报告自己的位置。胡离谷没有收到实时报告，有可能自己或指使他人去公共邮栏查看，那么，他就会知晓鲁汀不是出事，而是因病入院了。如此，胡就会去核查鲁汀因病入院之事是否属实。而对于特案组来说，只要“蛛首”在预判之方位伸出触角，那就一定有办法抓住他。 
    郝真儒说时间紧迫，当务之急是需要把话对鲁汀说清楚，勉其立功赎罪。我看这事由焦允俊同志出面最为合适。焦允俊说既然老郝抬举，我也就当仁不让了，老孙、小谭做我的助手吧。 
    三人再次出现在鲁汀面前，先问是否还有什么罪行没交代的，鲁汀说都已经说了，没有遗漏。焦允俊说以你犯的这些事儿，你估计人民政府会怎样处置你？鲁汀想了想，说如果美国政府营救不了，至少得判七八年徒刑。孙慎言冷笑，美国政府营救你？美国与新中国没有建交，也没有任何民间团体之间的对话渠道，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再说你犯的是间谍罪，在新中国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的。你经常看报纸吧？对于反革命分子如何惩处，你应该清楚。 
    鲁汀潜伏搞情报，自然每天必读报纸，中文英文报纸都得看，而且还收听短波电台，对于新政权惩治反革命分子的严厉程度非常清楚，老孙一番话，打破了他仅有的一丝侥幸，当下便有点儿失态，脱口叫嚷：“我是美国人！” 
    焦允俊说：“不管是哪国人，只要触犯我国的法律，都一视同仁！以你所犯的罪行，光是向尤信子传递必要时可以灭口的密令以及提供毒药指使尤信子杀害三人，就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再加上间谍罪行，你说会只判七八年吗？如果没有立功表现，死刑是绝对逃不了的。” 
    鲁汀面如死灰，目光呆滞，嘴里好像在默念着什么。侦查员不吭声，冷眼看他是不是识时务。片刻，鲁汀长叹一口气，小声问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立功表现。焦允俊就简单说了说让其配合我方侦缉胡离谷之举。鲁汀考虑良久，终于点头。 
    当天傍晚，鲁汀乘坐一辆由侦查员化装驾驶的出租车返回河滨大楼。随其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舞女袁希珍。这是钓鱼计划的一个环节。考虑到河滨大楼可能有红色捕鸟蛛的眼线，所以把原已羁押的这个鲁汀的姘头一并临时开释，让其陪同鲁汀回家。前面说过，以往鲁汀也曾有过将袁带回住所厮混之举，眼线见了不会起疑；即使并无眼线，待鲁汀离开后，万一胡离谷给河滨大楼打电话甚至亲自前来打听鲁汀的情况，不明底细的门房也会“如实”告知。当然，鲁汀与袁希珍这次是厮混不成的，特案组已经在其公寓以及整幢大楼内安排了多名便衣侦查员，其中有临时从市局政保处借调来的女警。 
    与此同时，位于北苏州路乍浦路口的上海市公济医院（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军代表正在接待特案组领导郝真儒。郝出示公函，简要说了说需要医院方面如何配合，军代表随即安排接收特殊病员的一应事宜。 
    午夜过后，舞女袁希珍根据特案组的指令，慌慌张张下楼冲进河滨大楼门房间，二话不说抄起电话机给距离最近的公济医院拨打电话，说河滨大楼有危急病人，要求医院立刻出动救护车过来抢救。片刻，随着由远至近的刺耳铃声，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至。待在大楼附近坐镇监控的现场总指挥焦允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坐在副驾位置上打铃（当时救护车全是手动打铃）的竟是郝真儒，不由得哑然失笑，寻思这老郝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幸好这主儿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长相也斯文，勉强可以冒充随车的急救医生。不一会儿，由侦查员化装的随车杂工用担架把鲁汀抬下楼，送上救护车。
    鲁汀入院后，被安排在一间双人病房。与他同病房的“病友”是特案组侦查员支富德，隔壁和对面病房的“病员”均是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临时调拨给特案组的便衣侦查员。医院的院子和车库里，另有多名便衣侦查员守着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随时准备出动执行使命。化装后的郝真儒也在其中，此刻他是医院这边的现场总指挥。 
    河滨大楼以及鲁汀供职的外资公司那边，一干便衣也都作了布控，由焦允俊担任总指挥，四十名侦查员严阵以待。罗网已经张开，只等胡离谷撞进网来。 
舞女遁形
    出乎意料的是，特案组以如此阵容守株待兔一般一连守了三天，三处设伏点竟然都是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公济医院这边没动静不说，也许胡离谷不知他的助手“生病住院”了，也就疏忽了对下属的关心体恤；可是河滨大楼和鲁汀供职的外资公司两处也没有任何消息，电话、电报、邮件都没有，这就使侦查员感到不解了。 
    12月27日晚，焦允俊悄然前往公济医院，与郝真儒、支富德两人见面，开了一个简短的支委会。三人都觉得这个现象似乎不是好征兆，这样一来，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三人意见不一，最后焦允俊拍板：“这样吧，再熬三天！” 
    特案组长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一拍脑袋凭空产生的，他的依据是，鲁汀曾供称，有时候胡离谷没活儿下派，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跟他联系过。 
    往下三天是1949年年末，冬至已过，正处于头九时节，每天气温在零度以下。那个时候，上海地区多数建筑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再冷也得干熬着，一干侦查员苦不堪言。郝真儒扮演医生的角色，公济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倒是装着暖气，但老郝不想搞特殊，坚持各处查岗，很少在办公室待着。他前几天发烧刚好，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在医院里时冷时热的，结果又得了感冒，原本就有咳嗽痼疾，这几天咳得更厉害。医院军代表几乎是强迫老郝接受治疗，让医生配了针剂，给他打了两针，病情总算有所缓和。 
    又是三天过去，风平浪静照旧。焦允俊终于意识到不对头，事后他承认，自己在分析案情时的确出现了偏差。 
    特案组在制订钓鱼计划时过于性急，只考虑之后侦查工作的走向会循着预料的轨迹进行，没考虑过“万一胡离谷不上钩怎么办”，这是其一；其二，所有侦查员都没想到，鲁汀的姘头舞女袁希珍竟然是红色捕鸟蛛新发展的特务，早在鲁汀“急病发作”被救护车送医院时，她就在河滨大楼二楼卫生间的窗户上留下了警示信号，天明后胡离谷就知道了鲁汀出事的消息。 
    袁希珍出身小业主家庭，其父是开竹器店铺的。这个小老板笃信天主教，家里每增添一个孩子，就送教堂接受洗礼，袁希珍自也难免。成为教徒后，她就可以上教会小学了。教会小学不但不收学杂费，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师资力量也不错，尤其是外语，那教学效果简直比如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白领父母省吃俭用给子女请一对一外教还好。袁希珍读完小学，升到了教会中学的初中部，同样享受学校提供的福利待遇，而且还发给校服。如果她肯努力，对付得了一场场考试，那之后她就可以进高中，然后出国留学或者进圣约翰大学。可是，袁希珍没有这份福气，读到初二时，她就经常和一些富家的纨绔子弟厮混，终因违反校规翻墙逃夜被除名。 
    可以想象，有这种德行的少女，被教会中学踢出校门交给社会后，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后两年，袁希珍两次打胎，最后竟然躲在一个富家子弟租的房子里做起了金丝鸟。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富家子弟玩腻了，给了袁一笔钱，把袁希珍打发了。无奈之下，袁就从金丝鸟改行当了舞女，还用富家子弟给的钱到当时沪上很常见的舞女培训班接受了培训。 
    袁希珍在舞厅与鲁汀相识，很快就把关系发展到了床上。鲁汀还以为自己交上了桃花运，没花几个钱就把这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勾引到手，而且对方对他一片痴情，仿佛他就是白马王子。服刑期间他才知道，袁希珍是奉胡离谷之命监视自己的。这个经常自诩经历过真正谍战（指抗战时在沪上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毫发无损的中情局特工禁不住仰天长叹，有一种恨不得买块豆腐撞死的懊恼。 
    那么，胡离谷是怎么把袁希珍发展为“临时工”的呢？难道跟鲁汀一样，也是去舞厅跳舞时搭上的？ 
    胡离谷是中情局有正式编制的特工，“深入敌后”活动时，不必自己赤膊上阵去收集情报，他的潜伏身份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工作中没有社交内容，从来不去舞厅，也很少在外面吃饭喝咖啡。他需要在鲁汀身边安插一枚钉子，就让其妻沙曼莉出面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沙曼莉是胡离谷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并非为潜伏需要由上级指定的“名义夫妻”。她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婚后不久，也被中情局发展为特工。让他们夫妻俩一起来上海，就是中情局的意思。沙曼莉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随夫来沪后，她在黄浦区一家英国人开的诊所当了一名内科医生。 
    接到丈夫物色钉子的指令后，沙曼莉就在全市的舞厅转悠。最后，相中了袁希珍。胡离谷对袁希珍的情况进行暗察后，OK！于是沙曼莉开始跟袁希珍接触。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像袁希珍这样一个姿色出众、智商情商却都不及格，而且虚荣心特强、对钱财极贪婪的小女人，自是经不住沙曼莉的诱惑，很快就被拉下水了。当然，她不过是一个“临时工”，既不知晓有红色捕鸟蛛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也不知道沙曼莉的背后还有一个名叫胡离谷的中情局正牌特工，这个人不但执掌着红色捕鸟蛛，也可以决定袁小姐的生死。
    按照沙曼莉的吩咐，袁希珍与鲁汀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每周通常会跟鲁汀见两三次面，有时在外面开房，有时就去河滨大楼鲁汀的住所过夜。特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向鲁汀时，鲁汀本人毫无察觉，袁希珍更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有一天突然被侦查员传唤，她自是大为震惊。可惜，当时侦查员对于袁希珍的震惊并未在意，只道她年龄小没见过世面，先产生了其“并不涉案”的主观判断。真相大白后，焦允俊自嘲说：“没想到俺这双火眼金睛在这么一个小丫头面前居然就没用了。” 
    袁希珍原以为供出鲁汀的住址后会被释放，她就可以立刻向沙曼莉报告。哪知特案组办案一向谨慎，案子没有办毕时，不是随便就放人的，袁希珍就继续被关押着。决定实施钓鱼计划时，侦查员跟她谈了立功赎罪问题，她自是一迭声答应，心里却打着小算盘，暗忖能逃就逃，逃不掉就按照沙曼莉之前的交代，发出警示信号。 
    待到与鲁汀一起回到那个熟悉的房间，袁希珍方才发现情况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房间里有男女便衣四人，周围的公寓里也有便衣，鲁汀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对她看管得稍微松些，但想发警示信号，那就如同做白日梦了。 
    不过，沙曼莉教给袁希珍的那套路数还是发挥了作用。早在第一次去河滨大楼时，袁希珍就按照指点，在楼道内女性公用卫生间的不起眼之处密藏了些许医用胶带，即上海人所说的“橡皮胶”。所以，她只要去一趟卫生间，悄悄取出橡皮胶，撕下一小条贴在卫生间临街窗口的玻璃上，警示信号就算发出了。 
    那天晚上，袁希珍一共上了两次卫生间。第一次是刚陪着鲁汀抵达时，两个女警陪同前往。进门之前，还让她先驻步门口，由一个女便衣入内查看，但关注的只是有没有人身安全隐患，提防人犯跳楼或上吊自尽什么的，没往其他方面去想。河滨大楼卫生间的窗框都是装着金属防护栏的，栏杆很粗，别说袁希珍，就是一个彪形大汉也没法儿徒手拗弯。卫生间里也无绳索之类，女警就放心地让袁希珍进去了。但提防之心还是有的，一个女警在门口守着，另一个女警跟了进去，就在卫生间的水池那里站着，致使袁希珍无法做手脚，只好等下一次再寻找机会。 
    几小时后，鲁汀“急病发作”，侦查员命袁希珍按照事先的交代去楼下门房间打电话叫救护车。别看袁希珍没有接受过特工培训，智商也不高，但对沙曼莉交代的使命领会得却颇到位。她趁机做出一副惊慌急迫之状，打完电话已是涕泪齐下，返回楼上后，就向侦查员提出去卫生间洗把脸。还是有女便衣跟随，但已经对其不予提防了，监视者就站在走廊里让她独自入内。袁希珍终于找到了机会。 
    此前一天，沙曼莉往国际饭店打电话找袁希珍。其实此举并无其他意义，只是像以往那样一起吃个饭，给些津贴，或者送些舶来的化妆品之类。可是，却没能联系上。这种情况以前也曾有过，隔日再联系就是。不过，因为尤信子刚刚出事，胡离谷得知后不放心，让妻子隔天去国际饭店，不必打听，只是看看舞厅墙上袁希珍的舞牌是否还在，如果舞牌不在了，那就要注意河滨大楼那边的情况了。第二天下午，沙曼莉坐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国际饭店，途中特意绕了一下，经过河滨大楼时，发现了二楼窗口的警示信号。 
    胡离谷立刻启动应急方案，直接向“瑞5”下达指令，命其前往河滨大楼打听情况。“瑞5”名叫毕繁灿，广东江门人氏，抗战前来沪，在“仁瑞米行”做账房先生，抗战爆发后被“中统”发展为情报特工，专门关注沪上大米行情，以此推测日军的人数变动及调防情况。抗战胜利后，毕繁灿脱离“中统”，不久又被胡离谷吸收进了红色捕鸟蛛。 
    接受使命后，毕繁灿当即前往河滨大楼一带，从北苏州路一个叫花子那里轻而易举打听到，24日晚河滨大楼有一个外国人生急病，被救护车拉往公济医院。 
    有袁希珍发出的警示在先，胡离谷断定鲁汀在“发病”前已经暴露。当然，“瑞5”不可能打听到是袁希珍打电话叫的救护车这样的细节——叫花子也是听说，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否则以胡离谷细密的心思，肯定会怀疑此举是设局钓鱼。而且，胡离谷不能像对待尤信子一样，对鲁汀出事不予过问。鲁汀是美国国籍，尽管不是中情局的正式成员，但他这个红色捕鸟蛛组长助理的职务是中情局的指派，现在丢了这么一个人，胡离谷对上级要有一个交代，至少要把鲁出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于是，他就想起了舞女袁希珍。 
    据“瑞5”报告，他听乞丐说过，那外国人好像是跟一个舞女轧姘头时毛病发作送医院的。这样，袁希珍失联的原因也就解释得通了。胡离谷当然不知道袁希珍之前已被捕，那天是被我方扯出来戴罪立功的，按常理分析，他认为我方不会为难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女子，但关一段时间把一应情况了解清楚那是肯定的。这几天，估计她应该在公济医院相帮陪护，警方不会对她有什么提防，因此，可以让沙曼莉设法向其下达指令，让她逃离医院，再把她接应到某个安全地点，以便了解鲁汀出事的前因后果。 
    沙曼莉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向一些平时有交往的外国医生或者曾留美的中国医生打听公济医院外籍医生的情况。运气似乎还不错，12月30日，在旅沪欧美籍医生的迎新派对上，沙曼莉结识了一位比她小十来岁的校友艾富里。艾富里是英国人，长期生活在美国，前年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英国。新中国成立后，英国虽未立刻宣布承认，但其表现出的姿态是倾向于承认的（195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继续执行1946年8月与民国上海市长吴国祯签署的《伦敦与上海医务人员交流协议》，于1949年11月派出十一名医生赴沪。新中国政府将此举看作友好表示，陈毅市长亲自接见包括艾富里在内的这些医生。这十一名医生分别被安排到沪上几家大医院，艾富里被分派到公济医院。沙曼莉以学长身份与艾富里相识后，次日即去公济医院拜访这位学弟。艾富里热情接待，中午请学姐去医院小食堂午餐。饭后即将离开时，沙曼莉在楼下大饭堂与袁希珍劈面相遇。 
    特案组让袁希珍陪护无疾住院的鲁汀，为的是安抚鲁汀的情绪。相比鲁汀，她的行动相对自由，比如可以和女便衣一起去医院饭堂用餐。她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跟沙曼莉相遇，稍稍一怔，还没想好自己应该怎样反应，沙曼莉和艾富里有说有笑地跟她擦身而过，说笑时还带出了一句“一丝开普”，即英语escape（逃）。事后袁希珍交代，她听清了这个指令。沙曼莉的语速比较快，这个词又故意说得不是很清晰，而且是夹杂在聊天之中的，说完之后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艾富里也就没有在意。和袁希珍走在一起的女便衣不懂英语，根本没怀疑其中有什么猫儿腻。
    结果，袁希珍在当天稍后成功脱逃！ 
一网打尽
    公济医院现场总指挥郝真儒是在当天下午三时许得知消息的，此时已是袁希珍脱逃半小时以后。老郝大惊之下，立刻往河滨大楼打电话向特案组长报告此事，连声检讨“我失职”。焦允俊却是天生的乐天派，说老郝你别逗了，组长是俺，若要追究责任，自是由兄弟我来承担。不着急，逃了就逃了，回头把这小妞儿抓回来就是了，说着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这妞儿轮不着从宽啦！” 
    焦允俊带着原蹲守河滨大楼的几个特案组侦查员赶到公济医院时，郝真儒正在向支富德下达追捕逃犯的命令。焦允俊说等等，为这么一个妞儿兴师动众犯得着吗？我已经电告市局对逃犯相关关系进行布控了，她逃不了的。咱们还是先议一议下一步怎么办吧。 
    众侦查员就在公济医院找了间空屋子开会，焦允俊让郝真儒主持，老郝说他已经犯了错误，等着上级给处分，今天就不主持会议了。焦允俊嘀咕了一声“老夫子”，说那就由我来主持吧，先不说小妞儿逃跑之事，免得老郝同志心里有压力。我刚才过来前已经向马头儿……哦，向马处长请示过了，领导命令停止执行钓鱼计划——蹲守了多日，没见鱼儿上钩，应该不会来了。会议结束后，请沙懋麟同志负责把鲁汀送到提篮桥监狱寄押。然后就说到袁希珍的逃跑——抓捕的活儿可能就不劳我们在座诸位了，咱们有更要紧的活儿要干，那就是把胡离谷捉拿归案。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袁希珍是怎么逃跑的。倒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要吸取教训，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故。 
    鲁汀被押走后，原先待在病房的那七八个男女外援侦查员都集中到临时会议室来协助调查。焦允俊见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样子，说同志们别这样，不就跑了个妞儿吗，回头追回来就是！这份责任由特案组承担。诸位请坐！请大家回忆一下袁希珍这几天的情况，咱们复杂事儿简单化，分两个方面，病房内和病房外，重点是这妞儿跟外界的接触。
    可是，众人回忆下来，都说袁希珍跟外界没有接触，看上去很乖巧，真的像病员家属一样，没事就待在病床前，特案组侦查员过来跟鲁汀说话时，她就知趣地躲开。若要离开病房去卫生间或者开水房，都有女便衣跟着，去饭堂吃饭也是这样。晚上就睡在病房的另一张空床上，睡得很沉，连梦话也不说。 
    焦允俊的目光转向那两个女便衣：“二位同志贵姓？哦，你姓张，小张；你是小熊。请你们回忆一下，陪同袁希珍到病房以外任何地方的时候，她有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我说的外界，就是除了咱们内部人员以外的所有人；我说的接触，哪怕是对个眼神也算。不着急，你们慢慢想。” 
    张、熊一番回忆下来，没想起任何异常情况。这时，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查员谭弦开口了：“是不是请二位同志再回忆一下，袁希珍自来到医院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段时间里在干些什么？你们二位专门监护她的，又在干些什么？” 
    小张、小熊说，医院规定每天午休到两点半，袁希珍也休息，她们两个则轮流打盹儿，反正必须有一个醒着的。两点半，工友送开水来了，袁希珍就提着热水瓶出去灌水。因为就在病房门口，她们也就不跟出去了，反正时间不长，每天都是这样。可今天袁希珍出去灌水，过了几分钟还没进病房，小张就去门外走廊张望，没见人，问推着开水车走过去的工友，说袁希珍没打水，热水瓶放在墙边，人往走廊那头去了，大概上卫生间了吧。小张赶紧去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查看，没有人影。这时她意识到情况不对，叫上小熊两人分头寻找，当然已经是徒劳了。 
    谭弦说：“这就是说，袁希珍如果打算逃跑的话，她天天都有机会。可她之前几天都没跑，单单选今天逃跑了，这是为什么呢？你俩再仔细回忆回忆从今早开始到她逃跑之前的所有情况。”
    这一回忆，中午和袁希珍一起去医院饭堂吃饭的小熊就想起了她们遇到的那两个外国男女，也不知是不是医生。焦允俊一听是外国人，马上联想到胡离谷，主张立刻着手调查这个情节，一个电话把医院军代表请到会议室。 
    自6月10日接管医院以来，军代表已经待了将近七个月，对医院的一应情况都很熟悉。先向小熊问了具体细节，说那两个外国人是从饭堂二楼下来的，那就是在小食堂用的餐。小食堂是特地为在医院工作的外籍医生开的小灶，外籍人士用餐采用签名制，今天中午有哪些人用餐可以立刻查明。
    当即致电膳食科，片刻，科长就把签名本送来了。一翻，共有二十六人签字领了午餐，其中一人领了两份。膳食科长解释说，那是英国政府11月份派来交流的艾富里医生，今天中午他有客到访，就领了两份。焦允俊问明那是一位女客，其相貌与小熊所说的外籍女士相符，就请军代表把艾富里医生请过来。 
    特案组侦查员跟艾富里谈话，听他说了与沙曼莉医生相识的经过，其美国国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要求艾富里回忆，中午餐后下楼时，沙曼莉的语言或是举动有没有什么异常。艾富里想来想去，终于想起沙曼莉曾经没来由地嘀咕了一个英文单词，发音好像是“一丝开普”，她的美式英语语速极快，当时他没有在意。闻听此言，通晓英语的郝真儒、支富德、谭弦三个互相对了个眼色，终于恍然：escape，原来如此！ 
    事后焦允俊连声感叹：“罢了罢了，我犯了主观主义啦！没想到那个妞儿竟然跟洋女大夫关系密切，人家是打着拜访校友的幌子来下达指令的。这妞儿，女特务啊！看上去傻不溜秋的，没想到这么厉害，咱们都看走眼了！” 
    特案组当即决定，分两路对逃犯袁希珍和洋大夫沙曼莉进行调查。接下来的行动竟是出奇地顺利：一路侦查员还在排查袁希珍的社会关系时，另一路已经在市卫生局查到了美国旅沪医生沙曼莉的执业医院和住址。沙曼莉与其夫闻汇联住在虹口区东长治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职员公寓，侦查员从市公安局外事处调出美商电话公司的外籍员工登记底卡，一看照片，觉得与鲁汀描述的胡离谷相貌相似，即把照片拿去让已移押提篮桥监狱的鲁汀辨认，立刻得到确认。
    当天午夜，胡离谷、沙曼莉夫妇落网，二犯对所犯间谍罪行供认不讳。次日清晨，根据这对中情局夫妻特工的口供，特案组逮捕了“瑞2”姚康夫、“瑞3”金宝善、“瑞4”丁博志、“瑞5”毕繁灿以及已被沙曼莉安顿在浦东某教堂躲藏的袁希珍；从胡离谷夫妇的住所查获其藏匿的一应间谍活动经费、器材。 
    1950年2月2日，根据高层指令，三美籍案犯胡离谷、沙曼莉、鲁汀被押解北京，诸“瑞”及袁希珍留囚沪上。1950年11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对三名美籍案犯之外的其他八名案犯作出判决，判处尤信子死刑，毕繁灿无期徒刑；姚康夫、金宝善、丁博志、袁希珍、戚贵根、王富贵分别领刑七至十五年不等。当天，尤信子被押解苏州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