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特案组之(五)——红色捕鸟蛛(4)
作者:魏迟樱、东方明、李西始
嘉兴脱逃
在尤信子看来,她的落网纯属偶然。她是按照以前特工训练时日本教官所传授的安全规则进行操作的,而且经过多次实践,表明这个规则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获悉小皮匠出事,尤信子立刻作出了离开杭城的决定。当然,她也知道不能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毕竟,这种伎俩她已经玩过两次,对手可能会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她并未去火车站,而是顺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自行车,骑至沪杭公路,再搭顺风车逃至嘉兴。
到了嘉兴,她改头换面,把自己打扮成青年知识女性的模样,凭随身携带的绝对高仿真的上海近郊某小学出具的出差证明和工作证,入住于梅湾街上的“和福旅社”。当天午夜,她顺利应付过了嘉兴警方对旅馆等场所的检查。今晨,尤信子离开旅社后,寻思此刻去火车站可能太早,容易引人注意,就去南湖游览了两个小时,然后招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火车站。买票、进站都很顺利,可是,在候车室她却遇到麻烦了。
昨晚尤信子在旅社应付过的是当地派出所的例行治安巡查,民警并未接到有关盘查疑似尤信子的女特务的通知。此刻到了火车站就不同了,前一天焦允俊已经作了布置,对沪杭铁路沿线的列车和车站进行布控,上海市委社会部下辖的便衣队与上海铁路公安处也派出便衣民警在松江、嘉善、嘉兴各车站蹲守。这些便衣化装成普通旅客,已在车站待了一个通宵,此刻都是一脸倦容,在候车室长椅上倚着行李半真半假地打盹儿。这一幕在女特务看来并无异常,以为都是些从大老远农村赶来候车的乡下人。她没有想到,这些“乡下人”手里都有她的照片——特案组从“仙乐斯”的商业资料中翻拍了每个舞女的“玉照”。此刻她以真实面目出现在火车站,那就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儿了。
女特务落网,特案组诸君的激动可想而知。可是,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匆匆驱车赶到嘉兴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尤信子逃跑了!
尤信子被捕时,在场的侦查员都不是华东特案组的正式成员,为首的大郑是上海市委社会部(即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便衣队应特案组要求临时调派的,根据特案组的指令,铁路公安派出的便衣归其指挥。但因为是在铁路地界,他还是征求了铁路公安便衣的意见,问应该把被捕者临时关押在哪里。干公安的都是人精,铁路公安这边带队的老程当然知道,此刻嘉兴车站的这班人马都是华东特案组的“虾兵小卒”,人家征求意见就是客气一下而已,自然不会真的指望他出什么主意。
大郑其实早有打算,这种情况下,这个被视为要犯的女特务最好的关押方式就是原地不动,以免在押送途中发生不测。谁知道她是否有同伙一路同行,此刻见她失风被捕,会不会出手营救,或者干脆杀人灭口?所以,大郑决定把尤信子关押在嘉兴车站站区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内。这幢小楼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陈福钧奉部长俞大维之命,用财政部特拨款项建造的,当时没说什么用途,但该建筑造价不菲,装潢考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为高官准备的。蒋介石是浙江人,没准儿几时想到嘉兴逛逛南湖,尝尝五芳斋现包现煮的粽子,从上海或者杭州抵达嘉兴火车站后总得先在车站稍稍停留,装模作样慰问一下铁路员工;离开时一旦遇到铁路交通发生问题,列车受阻晚点,总得有个临时休息一下甚至过夜的处所,建造这幢小楼就是出于此类考虑。不过,小楼盖好后,蒋介石没有来过,交通部长俞大维倒是来住过一夜,李宗仁也来喝过茶。嘉兴解放后,小楼一并被我方接管,仍是保持原样,并没有辟作办公场所或其他用途。现在,大郑决定把尤信子临时关押于此。
大郑是来自山东的解放区公安干部,之前在山东和解放后的上海参加侦办过若干案件,具有一定经验。此刻他寻思,自己带来的上海市局便衣、铁路公安便衣加上嘉兴火车站的驻站公安人员(嘉兴站未设派出所)一共有八人,在这么一栋小楼里,笃定看得住她。于是,先把铐上手铐的尤信子带到小楼底层的一个空房间内,请站长唤来两个车站女职工对人犯进行搜查,没有发现武器或者毒药。想想不放心,又请在车站义务帮忙维持秩序的两个当地女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再次搜查,确实没有遗漏,就把所有搜出的物品扣押,人犯押解二楼,在卫生间里放了一把椅子,让尤信子坐在上面,反铐于椅背上。
卫生间的窗户上装着拇指粗的镀锌钢条,大郑逐根试过,非常牢固,别说一个女子,就是一个彪形大汉徒手也没法儿破坏。卫生间进门处有玄关,走出玄关就是小楼二层的一个大客厅,摆放着椭圆形的会议桌和椅子,靠墙一侧有两张三人沙发。大郑事先查看过,把人犯囚于卫生间内,只要把守住玄关口,那就插翅难飞。他安排两个便衣坐在玄关口,规定半小时开门查看一次,其余六人一律不准下楼,都待在客厅里。反正特案组侦查员从杭州赶来用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三个小时。
如此严密的警戒,应该看得住这么一个女特务了。没想到,一小时后侦查员打开卫生间门查看时,里面的女特务已经不见了,原先铐住人犯的手铐被打开,挂在椅背上。椅子则被移至卫生间正中,上方的铝质天花板拆开一个洞,外面的屋顶也被拆开了。一个体形瘦小的侦查员钻进天花板,探身屋顶查看,发现有一条用撕开的浴巾、浴袍、毛巾连接起来的绳索,一头系在横梁上,一头垂落地面。
人犯居然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完成了开铐、制作绳索、拆开天花板脱逃这一系列动作,大郑、老程互相看了一眼,同时拔枪:就这么点儿时间,她应该逃不远,赶快追捕!
众侦查员随即下楼,分头向检票口、候车室、站台上的车站工作人员、候车的旅客进行询问。这个时段,站台上候车的旅客渐渐多了,至少有上百人,扶老携幼,都带着大件行李,有的还挑着担子。站台上一片嘈杂,混乱不堪。侦查员生怕逃犯混在旅客里,准备一会儿趁乱上车,于是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就地征用了一个估计是专卖绳索的小贩挑着的一担麻绳,拉起了临时警戒线,分几拨逐个对旅客进行甄别。刚甄别完,列车到站了,总算没耽搁正常发车。
旅客群里并无逃犯,众人分析下来,认为女特务很有可能已经出站了。那时的火车站,仅仅车站区域有围墙或者竹篱笆,再往外是没有任何隔离物的,想要逃票比较容易,下车后别走站台的出口,避开工作人员的视线,设法沿着铁路走出车站区域就行了。因此,一干侦查员都认为逃犯就是这样逃离的。
大郑、老程稍一商量,决定沿铁路线分头追踪,老程则留在车站,电话联系嘉兴市公安局,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要求予以紧急协助,出动警力设卡巡查,捉拿要犯尤信子。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驾车一路疾驰,在脱逃事件发生两个多小时后抵达嘉兴火车站。留守车站的老程立刻向特案组长报告一应情况,临末说目前正在追捕之中。焦允俊脸色铁青,一声不吭,打个手势示意孙慎言、谭弦随其查看现场。老程说卫生间还保持着原状,没有人进出过。可是,走在头里的焦允俊甫一进门,立即驻步,回头招呼老程:“没动过?你来看看!”
老程是山东人,八路军出身,参加了上海战役,在侦察排长任上随所在团集体转业至铁路局,在铁路公安处当了一名侦查组长。要说侦查经验,也是有一些的,他所主持的小组也确实侦破过几起案子。现在,他听焦允俊这么一说,情知不妙,进门一看,脸色顿时煞白!
那张原本铐着女特务后来又被尤信子踩着攀爬的椅子,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从留在地砖上的椅脚痕迹可以一眼看出;而椅子坐面上留下的两个反方向的鞋印,足以表明逃犯在登上椅子爬上天花板之后,她的双脚又在这把椅子上面踩过——女特务爬上天花板之后并未脱逃,而是躲在小楼屋顶,给侦查员造成其已脱逃的假象,成功调虎离山,再从屋顶下来,趁乱溜出小楼,而此时侦查员们都在站台上检查旅客呢。
焦允俊戴上手套,脱下鞋子,换了另一把椅子踩着钻进天花板,上到屋顶。小楼屋顶是呈人字形向两侧较大幅度倾斜的,先前那个精瘦的小个子侦查员查看时,只是站在天花板上把半个身子探出屋顶,发现那根用撕开的浴巾、毛巾、浴袍编制的布绳,想当然地认为尤信子已经逃离了,没想到应该爬上屋顶,往人字形的另一侧查看一下。焦允俊以前在部队长期从事情报侦察,这种手段自然熟门熟路。随即钻出天花板上到屋顶一看,不由得暗暗佩服,尤信子那手活儿干得比他当初还从容,沿着屋顶一路攀爬过去,竟然没弄乱一块瓦片,不仔细看还真难以发现。
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于追逃上了,但焦允俊估计此刻把逃犯追回的可能性不大。尤信子是一个虑事颇细的特工,不按常规出牌,胆子又大。这种角色的行事风格是走一步看三步,不动则已,但凡行动,就把后路都考虑好了。当然,再聪明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之前特案组有分工,另一路侦查员已由郝真儒带领前往上海北站,他们会不会堵住尤信子呢?
二度落网
12月18日傍晚,焦允俊、孙慎言、谭弦驱车返回上海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与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会合,郝真儒那一路在北站也没有候到逃犯,已经指令配合抓捕的市局便衣、铁路公安和北站分局民警三十余人分班继续轮流蹲守。
这个情况虽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还是有些失望,当下叹了一口气:“咱们大伙儿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吧。老郝你怎么想?”
下一步的走法,郝真儒有两个考虑:一是继续追捕逃犯,直到抓住为止。二是追逃活儿交由外援便衣负责,特案组侦查员另外开辟战场,寻觅新的线索,挖掘尤信子背后的特务组织——铺得这么开的收集情报活动,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干,而且从其受命分工的活动内容来看,不过是敌特方整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如果这次她在嘉兴车站未曾逃脱,自然可以顺藤摸瓜抓到她的同伙、后台;现在尤信子脱逃了,几时能够归案甚至能否归案还难说,因此把宝押在第一个考虑上似乎欠妥,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无限期地往下拖延。既然如此,与其盯着追逃,倒不如开辟新的战线。
接着,全组侦查员人人发言,对这两个考虑进行分析,列出利弊。最后决定双管齐下: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个仍去杭州侦办该案;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边主持上海这边的蹲守追逃(具体工作由外援便衣去做),一边追查尤信子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从中寻觅其同伙或者后台的线索。
次日中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驱车抵达杭州。杭州的活儿原本就没有结束,落网的小皮匠王富贵的供词中有一点尚未查明:他供称前一天已经把一只用鞋钉“记录”了情报的布鞋底按照女特务所嘱藏匿于笕桥镇秀才桥下的石缝里,案发后,焦允俊指派谭弦率侦查员去现场看过,鞋底已被取走。是尤信子取走的吗?应该不可能。笕桥这样一个江南小镇,平时少有外人来访,如果街上走过一个一看便知是城里人的陌生人,不管是男是女,立刻会受到注意,甚至成为镇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镇上并未有人反映过这种情况,说明尤信子没有亲自出马去取情报。这也是她必须雇佣小皮匠王富贵的原因——如果她能不受人注意地在笕桥镇上逗留数日,完全可以入住靠近镇口的旅馆客栈,只要守在房间的窗口就可以收集军事情报了。可她没有这样做,更不可能跑到笕桥镇的秀才桥下去取情报,多半会像雇佣小皮匠那样,临时雇人代劳。这个人是谁呢?
昨天接到尤信子被捕的消息离开杭城时,焦允俊把调查任务下达给临时抽调来的沪杭同行便衣了。同时下达的还有一项内容:小皮匠王富贵是因与李大牙斗殴被民警带到派出所的,尤信子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晚即逃离杭城。既然尤信子本人不可能藏匿于笕桥镇上,监视小皮匠动静的活儿也只好外包出去托人代劳。这个受托人是哪位?焦允俊估计,很有可能是“两番手脚一番做”,尤信子委托的是同一人。不管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要尽快调查清楚。
现在,焦允俊三人去而复归,所要进行的调查包含三个内容:小皮匠收集的情报是怎样到达藏匿于杭城的尤信子之手的,小皮匠折进派出所的信息是通过什么途径被尤信子知晓的,以及尤信子在杭州期间躲藏于何处。
当天下午,焦允俊三人把沪杭同行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先是汇总昨天和今天上午的调查情况——
上海侦查员负责调查传递情报的线索。他们走访了秀才桥畔的住户和商铺,得知桥下有时会有叫花子栖身,但找了几个曾在桥下栖身现已去土地庙过夜的乞丐问下来,却并无收获。杭州便衣负责调查王富贵折进派出所的信息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到杭州的。他们找李大牙询问,没有收获。又向李供职的镇清洁所了解,所方证明李大牙从派出所获释后,被留置在清洁所,上班和工余时间都有人“陪同”,未发现他跟外界有过接触。然后,侦查员就把思维转到了派出所那一块儿,跟包括所长在内的全所民警和青年治安积极分子一一谈了话,无果。
听了汇报,焦允俊谈了以下观点:估计这两桩活儿应该都是笕桥本镇人做的,而且有可能是同一人干的。因此,第一,秀才桥那事儿继续往下调查,盯着叫花子查;第二,小皮匠与李大牙打架被传唤,这是镇上许多人都知道的,仅仅这一点应该不至于惊动尤信子,她所关心的是李大牙被单位领走之后,王富贵为何迟迟没获释。所以,她安排的眼线应该是关注着此事。怎么关注?在王、李被传唤后一直待在派出所附近盯着就是——照这个思路去查,应该查得到!
两拨侦查员立刻按照焦允俊指点的方向去调查,竟然都找到了对象。焦允俊所料果然不错,传递鞋掌情报和把小皮匠折进派出所的消息通报尤信子的是同一个人——具有乞丐和短工双重身份的本镇孤身闲汉戚贵根。
戚贵根在乞讨之余,还会给来往于杭城与笕桥之间的旅游者、走亲戚的人或倒腾土特产的商贩做挑夫,相帮运输行李货物,挣一点儿小钱。据其落网后交代,他就是在给一个前往笕桥镇游览的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提行李时被临时雇佣为“地下交通员”的。这个老婆婆,自然就是化装后的尤信子了。
尤信子的防范确实比较到位,她应该知晓江南小镇居民对到访的陌生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注;由于笕桥有军用机场,派出所民警更是对外来者加倍留意。所以,她采取的是安全第一的方针,能不露面就不露面。
“老婆婆”坐在戚贵根向别人借的小船上,一路打听镇上适宜于充当“临时工”的人选。最后,从十来个被提及的人选中,选中了戚贵根本人和小皮匠王富贵,还打听了小皮匠在杭州经常出没的场所。于是就跟戚贵根谈妥了买卖,但当时并未说明具体要做什么,只说是“你肯定做得了的小事”。这时,小船差不多也快要到笕桥了,尤信子果断决定不进镇子,让戚原路返回。快到城里时,停船上岸,当场预付讲定的一半报酬。
戚贵根老老实实地执行“老婆婆”的指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去一趟杭城拱宸桥,如果“老婆婆”有事要他去做,会在那里现身。之后,他一连去了三天,12月15日,终于见着了“老婆婆”。对方让他从次日开始一连五天去秀才桥下取鞋掌,并且留意小皮匠王富贵的动静,如果发生什么异常,必须马上去杭州报信儿。
“老婆婆”给了他一个送鞋掌的地址——卖鱼桥畔公寓楼门口有一个没有门牌号码的信报箱,每天下午从秀才桥下取到鞋掌后,立刻进城,到卖鱼桥公寓楼门前投进那个信报箱。如果发现小皮匠出事,比如被派出所抓了,就假装看热闹,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小皮匠被关押着长时间不放出来,必须立刻赶到卖鱼桥,用小刀在信报箱右下角削掉一小块木片。那天戚贵根在派出所外面转悠了一阵儿,看见李大牙被释放了,而小皮匠还没出来。又等了半个钟头,忽见小皮匠被反铐着由徐所长、民警老钱等人押出来,上了对面市河埠头上的那条专供派出所押解人犯、运送物品的小船,意识到应该向“老婆婆”报告了,拔腿就往镇外跑。正好有辆运煤卡车卸完煤要回城,他便上前跟相识的装卸工说想搭个车。人家说只要你不嫌脏,那就上车吧。于是,他就上了后面的车厢。如此推算,小皮匠还没被押解到杭县公安局,他就已经在卖鱼桥公寓楼前的信报箱右下角留下了记号。至于那个“老婆婆”是几时看到这个暗号的,他就不清楚了。后来,他再也没见过“老婆婆”。
讯问结束,焦允俊立刻招呼孙慎言、谭弦:“咱们去卖鱼桥看看!”
卖鱼桥原名归锦桥,旧时杭城渔民都在此桥及附近路段集中卖鱼,坊间就把此桥唤作卖鱼桥了。本案中尤信子临时雇佣的“地下交通员”戚贵根所说的那座公寓楼,坐落于卖鱼桥西侧的莫干山路。焦允俊三人过去查看,只见公寓楼一字展开,共有十上十下二十套房子。据说原先每家的大门都是靠马路这边的,后来营造商听了一个算命先生的话,把已经建在临街的大门改到了后面。可问题随之而来,先是民政局不允许把门牌移到后面去,接着邮局跟进,坚持不肯往各家新辟的门口投递邮件。一众住户无奈之下,只得找些旧木板边角料,在临街那一侧的墙上钉一个简易信报箱。
此刻侦查员看到的那些信报箱高高低低,材料、式样、色彩都不一,让人眼花缭乱。讯问时戚贵根说得很清楚,他把鞋掌投进了一个表面涂着黑漆,上面用白色油漆书写着“信报箱”三个字但没有门牌号码的长方形木箱,信报箱的右下角被他用小刀削去了一块木片,以传递小皮匠出事的信息。眼前的二十个信报箱倒是有黑漆白字的,但除了“信报箱”三字,下面还有门牌号码,并没有只写着“信报箱”而不写门牌号码的。再看其他颜色的,也有不写“信报箱”字样的,但每一个上面都写着门牌号码。一家家箱子看过去,忽然发现一条墙缝上有被钉子钉入的痕迹。众侦查员恍然,看来是尤信子在这个位置临时增加了一个信报箱,用来作为传递情报的交接点。发现出事后,她把这口箱子拆除了。
尽管侦查员不相信尤信子就住在该楼或者跟该楼的哪家住户有交往,但还是决定请管段派出所出面召集二十户居民(每户一人)开会。侦查员分为两拨,一拨在会上了解情况,另一拨到公寓楼挨家挨户走访,看是否有住户留意到墙壁上临时增设了一个木箱,然后又拆除了。
调查没有结果。走访公寓楼附近的街坊、店铺、上下班经过的路人、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未获得任何信息。对公寓楼的调查就此中断。
当天晚上,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会研究案情。焦允俊请另外二位换个角度考虑:倘若是我方情报人员在敌占区活动,比如就是我们三个,那么,我们该怎么完成跟戚贵根的情报交接?首先一点是,尤信子的路数是对头的,从防范角度来说,接收情报的一方能不跟交通员接触就尽量不接触。这种接触不但容易引人注目,还有另一层危险,那就是没准儿交通员已经被敌方发现并跟踪,甚至已经叛变,因此不得不防。为安全起见,通常会设置秘密地点供交通员放置情报,然后自己伺机去取。其次是戚贵根执行的另一项使命——在小皮匠出事时紧急发送警示暗号,这在从前搞隐蔽工作时也是经常碰到的。记得有一次俺老焦流年不利,一天之内跑了镇江、南京五个密点,竟然处处都是警示暗号!当然,尤信子这次给戚贵根的使命与联络点的安全无关,但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知道这种警示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必须时时刻刻提防。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她的落脚点在何处,最起码是哪个区域。
她有一种“时时刻刻关注是否会出现警示”的需求,所以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她会怎样做呢?根据我们以前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时的做法,一般说来不大可能会在警示点周围直接监视。敌人并不愚蠢,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实际工作中,我焦某就遇到过不少比我智商高得多的对手。如果我采取这种隐藏在警示点周围的方式,一边从事秘密工作,一边注意是否有警示出现,那基本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就会被敌人发现。
我想,尤信子肯定也是这样考虑的。她不可能待在卖鱼桥公寓楼周围一天到晚盯着,而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一是雇人留意,二是自己待在公寓楼附近(不是周围),过一段时间,比如两个小时,佯装散步什么的,溜达到公寓楼门前瞧上一眼。经过公寓楼时,她不会驻步停留,也不会刻意盯着信报箱,只需余光一扫就行了。这也是她把信报箱漆成黑色的原因,右下角的黑色表面被削去一片,露出原木的颜色,那是很醒目的。
说到这里,焦允俊目光炯炯看着两个部下:“你们觉得尤信子会选择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呢?”
孙慎言、谭弦两人的观点一致:应该选择后一种。为什么?因为“一事不烦二主”,如果她选择前一种,还不如干脆让戚贵根直接去她指定的地址当面报警。
焦允俊一拍大腿:“对!就是这么简单!”
继续往下分析,三侦查员认为既然是后一种情况,尤信子的落脚点就应该在卖鱼桥公寓楼附近。逃离嘉兴火车站后,尤信子多半不会躲在这个落脚点,但在这里也许会发现其以往活动情况的线索。焦允俊最后拍板:明天开始对此进行排查!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多钟头,12月20日凌晨三时许,浙江省公安厅的机要通讯员骑着摩托车来到特案组临时驻地,送来一封刚刚收到的密电。焦允俊看后一阵惊喜,连忙招呼孙慎言、谭弦立刻穿衣起床,紧急出动。
密电是郝真儒从上海发来的。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在上海负责蹲守逃犯尤信子,同时循着已经掌握的尤信子的活动情况、社会关系等进行复查,重点是对之前可能遗漏的情况进行挖掘。因为工作量很大,在马处长协调下,又给特案组临时增派了人手,连同原先的外援加起来一共三十多人,分成四组,特案组四个侦查员各负责一组。
12月19日,张宝贤率领他负责的那一组侦查员对之前在尤信子的栖身点发现的一些零碎物品再次进行检查。这些物品中有一口老式樟木箱,里面装着的东西五花八门,书籍、报刊、明星照片、化妆品广告、万金油空盒、手电筒、原封保存但已过期的电池、缝纫机和收音机零件、小工具甚至针头线脑,林林总总有五六十种之多。据房东说,尤信子当初搬离该址时,是把这些物品作为垃圾准备扔掉的。但她看上去身体纤弱,显然没法儿把这口大箱子弄出去,就在交割房子时请房东帮忙,待她离开后把这口木箱连同其他清理出来的垃圾一并丢弃。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盒“美丽牌”香烟送给房东。
那口樟木箱子油漆虽已斑驳,但箱体完好无损,只要重新上漆,就是一口崭新的箱子。须知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寻常百姓家里有这么一口樟木箱,那可是值得炫耀的资本。于是房东一口答应。之后,房东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口箱子连同里面的物品一并移到阁楼上,一晃两年没动过。待到侦查员登门调查时,见多识广的房东料想前房客惹的麻烦不小,哪敢隐瞒,就把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一并交了出来。特案组侦查员进行过检查,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现在,郝真儒要求张宝贤再次对箱子和里面的物品进行检查,他的理由是,尤信子既然已经关照房东把这口箱子处理掉,按说不会遗漏可能透露其信息的物品,但也不能排除她当时考虑不周,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的可能性。现在没有别的突破口,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张宝贤几个按照这个思路再次搜检,把这桩活儿进行得比之前更加彻底,不但把所有书籍报刊的装订线拆开,甚至把整口樟木箱都拆了,还原成一块块木板。可是,最后依然什么收获都没有。干到天黑准备收工时,郝真儒派人给他们送来了晚餐。来人捎来了口信儿,说让张宝贤等人把一应物品全部登记造册,要作为材料放入案件卷宗。
几个侦查员吃过晚饭又开始加班。干到一半,张宝贤登记到一本拆开的古籍线装书,那是一本上中下三卷的石印医药书,书名是《江南医案拾萃》,未标出版者,只注明“太湖隐士辑录”,标价银洋三元;其内容是一桩桩自明朝晚期一直到清朝末年江南地区的一些著名中医、游方郎中治愈各类疑难杂症的病例,每个病例都写得简明扼要。张宝贤那一阵儿过于劳累,内火上升,口腔有两处溃疡,虽不影响工作,但饮食时小有痛楚。此刻忽然想到这本书里是否有治疗这类症状的偏方什么的,于是仔细阅读,查到了几个方子,是针对不同症状和病因的口腔溃疡的,治疗方法有繁有简,最简单的法子眼下就能实施。想起附近有一家夜间可以叩门购药的中药店,就去配了一味中药,回来一试,还真如书中所言“必可立见奇效”,嘴里很快就不痛了。
其他几个侦查员见之都啧啧称奇,有人开玩笑说把这本医书看上半年,只怕就能做郎中了。另一个年过五旬的侦查员说,这还真不是说着玩的,小时候听老人聊小刀会造反的事儿,小刀会的创始人刘丽川就是靠背中医古方免费给贫苦群众治病把人聚拢起来的。无意中的闲聊提醒了张宝贤,寻思这确实是一条速成郎中的捷径。尤信子手头放着这么一册医书,会不会就是出于此意呢?这女特务会不会也用这法子把自己变成祖传中医什么的,此刻正躲在哪个角落里给人治病呢?这么想着,就有一种提出来跟战友探讨的冲动,但随即就克制住了。眼前这几位是战友不假,但特案组有纪律,外援只是听指挥完成分派的活儿,不能参与案情分析。张宝贤有什么想法只能向领导汇报,此刻他的领导是郝真儒,也就只能对老郝去说。
郝真儒一听,认为言之有理。但老郝做事严谨,不会着风就扯篷,当下让人把那一套三卷的医书送来仔细翻阅,又把特案组其余三个侦查员召拢来开会分析,如实作了记录,最后方才拍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正在杭州寻觅尤信子线索的特案组长。
焦允俊的工作风格就不同了,接到密电,马上把孙慎言、谭弦叫起来,说凭直觉,我觉得老郝提供的这个信息于我们这边有用,你二位有何高见?三人再次分析小皮匠和戚贵根的口供以及卖鱼桥公寓楼那个突然出现然后又消失的奇怪的信报箱,最后作出判断,尤信子很有可能化身中医隐藏在附近一带。
那就没啥迟疑的了,立刻排查就是。考虑到不能弄出大动静以免惊动了尤信子,导致这主儿再次逃跑,一干侦查员分成四拨,以卖鱼桥为中心,分头查找附近的诊所、医院和中药店铺的地址,先不打听,待天明后再作计议。
上午八点,焦允俊下令开始行动,还是按照原先的分工,四路人员同时出动,佯装病家去诊所、医院、中药店查看。半小时后,孙慎言负责的那一拨在湖墅路上的“真源堂”当场抓获正在坐堂问诊的“速成中医”尤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