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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是红军时期总结出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创始人是主席和朱老总。依靠接地气的战法，红军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并连续打败了敌人的四次“围剿”。
当然，游击战并不是新鲜事物，古今中外早已有之。
“游击”一词，从出现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秦朝末年楚汉相争，刘邦麾下大将彭越就依靠“游击战”干扰楚霸王项羽的粮草供应，策应了韩信联合诸侯，给项羽设下十面埋伏。
在国外，比汉朝更早一些的古罗马也出现过“游击战”的雏形。
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孤军深入，以六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罗马帝国境内，尽管步骑兵损失大半，但仍然靠着出奇制胜取得4战4捷，多次大败占据地利优势的罗马大军。
最后，还是费边采用游击战术不断骚扰和消耗汉尼拔，最终反败为胜。
红军游击战十六字诀，简洁易懂直指人心，成为我军发展史上的一大法宝，开国将帅也有很多“游击专家”。那么，战功赫赫的开国十大元帅，哪几位最擅长游击战？

十大元帅第一位，就是被誉为“红军之父”的朱老总。
朱老总的军事生涯始于23岁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经历了反袁复辟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滇军驱逐唐继尧的战争，并一步步升任滇军旅长和云南警务处长。
朱老总的游击战思想萌芽于早期的剿匪作战，当时朱老总还是滇军一名营长。面对忽而分散、忽而聚合的散兵游勇和山匪，朱老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随后，厌倦旧军队的朱老总放弃荣华富贵，到欧洲寻求革命道路。
在德国、苏俄求学期间，朱老总萌发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思想，南昌起义失利后，更加坚定了朱老总避实击虚打“游击战”的想法。 6park.com
井冈山会师后，朱老总把主席的游击战十二字诀增加了4个字，形成了后来指导红军游击战的不二法门、十六字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
龙源口大捷，就是朱老总游击战的尝试，让井冈山根据地达到鼎盛。
抗战时期的反九路围攻，是朱老总游击思想的又一经典战例。解放战争初期的石门（后改称石家庄）攻坚战，朱老总把游击战、阵地战和攻坚战相结合，解放了第一个大城市。

两大“战神”彭总和林总，对游击战爱恨交加。
红军时期，彭总、林总作为红军的“双子星”，一个被誉为“红军之狮”，一个被誉为“红军之鹰”，是红一方面军两大战将。但是，两位名将对游击战的体会却不同。
在江西苏区，彭总和林总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坚定执行者。
第一反围剿的龙冈伏击战，林总活捉敌18师师长张辉瓒；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草台岗伏击战，彭林联手一举歼敌3个师俘敌52师师长李明、第59师师长陈时骥。
长征开始后，彭、林是两大“护法金刚”。但是，林总对四渡赤水颇有不满，暴露出对游击战理解的短板。而彭总的执行力更强，过草地以后成为主席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
抗战开始后，彭总、林总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太接受。

但是，平型关八路军4倍兵力伏击3000人的日军辎重车队，歼敌1000余人自身伤亡600余人，让林总认识到日军战斗力和游击战的必要性。解放战争四平保卫战失利，林总重新祭起“游击战”法宝，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取得了主动。
彭总在抗战时期，独创性地提出了“运动游击战”打法。解放战争时期保卫延安，又运用“蘑菇战法”和胡宗南兜圈子，等敌兵疲惫不堪时转守为攻，最终击退了敌军。
抗美援朝，彭总将游击战法运用到三八线，最终逼迫联军求和。

十大元帅中，对游击战实践最早的还是低调的徐向前。
徐向前的游击战思想，形成于广州起义失利后的海丰游击战。海丰地区的游击区，是有着“三大农运领袖”之一称号的彭湃创立，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广州起义失利后，徐向前任起义军余部组成的红4师师长，和海丰地区的红2师共同战斗，在东江特委指导下一度打下10个县城，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敌人见势不妙，马上纠集第4、5、7军等部陈铭枢、徐景唐、黄旭初等人，在地方民团协助下“围剿”。此外，海上还出动了“中山号”等4艘军舰，炮轰游击区沿海村镇。
面对十几倍的敌人，徐向前坚决反对同敌人决一死战。
他提议“和敌人兜圈子”，在兜兜转转中消耗和疲惫敌人。但是，这一建议遭到特委否决，2000多红军被打散了。徐向前到大别山以后，逐渐总结出一套游击战法：
不管打、跑、进、退、集中作战还是分散游击，都应该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依靠这一战法，相继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胜利。
抗战时期，徐向前在冀南、山东靠“人山”丰富了游击战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把游击战结合运动战、攻坚战，啃下了素有“卧牛城”之称的“硬核桃”临汾，历时1个月的晋中战役，我军6万破敌10万，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十大元帅中，打游击战最有心得的还是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少年成名，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川军驱逐滇军的战争，20多岁就成为“川中名将”。但是，刘帅对游击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过程。
泸顺起义时，刘伯承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到了南昌起义，刘伯承作为参谋团的团长，曾建议起义部队转到湖南机动作战，但这一“游击战”思想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让刘伯承对苏军的正规战有了很深的认识。
我军使用的“游击战”一词，就是刘伯承翻译苏军战术时提出来的。但是，刚刚回国进入苏区，刘伯承在留苏派影响下，多次在杂志对对主席的游击战提出批评，认为红军不会打正规战。不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让他对游击战有了新的认知。
遵义会议之后，刘伯承协助主席四渡赤水，辗转腾挪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并胜利到达陕北。全面抗战开始后，刘伯承指挥八路军129师将游击战的精妙发挥到了极致。

刘伯承不但和张浩首提“山地游击战”打法，还创造了“麻雀战”、“黄蜂战”、“狼的战术”。八路军129师的伏击战、围点打援、敌进我进、五行术、利害变换线和敌后武工队，都是华北敌后具有指导性的开拓和创新。
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主力挺进大别山，和白崇禧几十万重兵在大别山打游击。刘邓大军用自己的惨重损失换来了全局的主动，并最终迎来了战略大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