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特案组（六）甬城行动（5）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邱北始、周老壮 
十三、妙计穿帮 
　　这家仓促上马的内部招待所配备有所长、副所长和两个股级干部，其中行政股长尹菊中是位三十岁的女同志。尹菊中出身厨师家庭，其父尹桂生早年是甬城名厨，是当地仅有的三位既能烧甬帮菜，又能烧杭帮菜、苏锡帮菜甚至徽菜粤菜的大厨之一。尹师傅生性耿直，富于正义感，抗战时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利用职业之便收集日伪情报，并参与过几次锄奸行动。1944年春的一个雨夜，他从打工的馆子下班回家途中遭到暗杀，凶手始终未能查明。 
　　当时的尹菊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夫姓兰，也是厨师。尹菊中略知其父生前的一些情况，认定凶手来自日伪方面，发誓要为父报仇，断七后弃家别夫，前往四明山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司令部，要求参加革命。游击队方面经过研究，未予接纳，让她返回宁波，说如有需要，会派人与她联系。稍后，可能是对其进行过政审调查，不时指派她做一些秘密工作。于是，她就成了一名没有编制、不算正式参加革命队伍的地下工作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宁波解放。这时，其夫因对其行为不理解，已经与她离婚，她过着一份清贫的单身日子。 
　　宁波解放后，尹菊中境遇尴尬。她不在编制，而且从未与宁波地下党有过联系，而长期跟她有工作关系的四明山游击队方面也没有为她建立过档案。这种情况初解放时比较普遍，很多人想不通，于是到处上访。尹菊中也是如此，但她的运气比较好，当年她投奔四明山根据地时，跟她见面的领导中有一位《新浙东报》的顾社长对她的情况比较感兴趣，曾指派记者对她进行过采访。解放后，尹菊中才知道顾社长名叫顾德欢，当年接见她时就已是中共浙东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社长是其兼职，现在则是宁波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浙江省委委员。碰了几次壁后，尹菊中在年前直接求见顾德欢。于是，她为革命出过力的事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人。组织上根据顾德欢所写的证明材料，查明了一应事实，决定解决尹菊中的工作问题，正好要组建内部招待所，遂任命她为行政股长。
　　特案组调查到的线索就与这位女股长有关，但并非其本人有什么问题。尹菊中有个堂妹叫尹润君，尹润君的父母都是留美攻读医学的知识分子，两人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医务工作。这对夫妇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旧时，这种家庭都是讲究信仰传承的，父母信教，子女通常也跟着信教。但尹润君却是例外，她在读小学时就冒出叛逆的苗头，五年级时宣布退出教会小学，自己报名进了一所普通小学。可以想见，她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她自作主张离开上海，回宁波老家跟祖父祖母过日子，在宁波上了初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但初中毕业后却不想进高中，放弃升学考试，去尼姑庵做了两年居士。然后，又做了三年小学教师。孩子王做烦了，改行成了西药掮客。宁波解放前夕，她坚决拒绝跟随父母前往香港，西药掮客也不做了，彻底处于无业状态。这年，她二十七岁。转眼过了年，她又长了一岁，却还从未谈过恋爱。这在当时真正算是老姑娘了。
　　长堂妹三岁的尹菊中，童年时因姐妹俩分居沪甬两地，少有来往。后来堂妹回到宁波生活，两人来往渐密。虽然性格迥异，但这对堂姐妹的关系却要超出寻常亲姐妹。如果她们晚年写回忆录的话，可能还会写到堂姐在为新四军四明山游击队冒死效力时，堂妹也曾利用其职业和人脉关系多次提供过帮助。解放后尹菊中写上访材料时，尹润君总是为她出主意，并提供一些堂姐已经忘记但她还记得的经历和人物。因此，尹菊中对这个在人们眼里纯属另类的堂妹的感情是比较深的。正因为感情深，尽管堂姐自己也单身，却一直热心地替堂妹张罗对象。 
　　当然，像尹润君这样行事风格的女性，通常属于不受待见的一类，尽管堂姐不断努力，但收效甚微。春节后，尹菊中有了工作，忙着新开张的招待所，也就顾不上为堂妹介绍对象的事了。姐妹俩住得不远，因为都是单独居住，姐姐就让妹妹不必自己做饭了，干脆就到她那里去吃。阴历年前到现在，尹润君一直在堂姐那里搭伙。春节后，尹菊中工作忙碌，回家比较晚，烧饭就是堂妹的事儿了。 
　　3月3日元宵节傍晚，尹菊中下班回家，意外发现家里多了一个男青年，年龄与堂妹相仿，穿着一套藏青色厚呢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褐色玳瑁框眼镜，举止斯文，谈吐不俗，一看就是读书人。尹菊中是过来人，一看男子跟堂妹之间的眼神交流，就意识到这位应该是堂妹正在谈的男友。尹润君既然属于另类角色，对此类事儿自然不会扭捏，当下大大方方向堂姐介绍，这是以前在上海法租界读教会小学时的同班同学。那男子冲尹菊中微微欠身，点头致意：“菊中阿姐您好，敝人邱宁静。”说着，双手奉上名片。 
　　邱宁静告诉尹菊中，他是宁波人氏，童年随父母赴沪，与尹润君在法租界教会小学同窗三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这次受正在筹建的上海市新纺织公会联合购机处派遣，前来宁波打听收购废旧轮机的信息。受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影响，上海纺织业诸厂家严重缺乏机修材料，听说宁波这边有不少国民党反动派败逃时炸毁的机帆船，因无法修复已经报废，公会方面想收购部分旧零件运回沪上改装利用。 
　　那么，他跟尹润君之间是怎么回事呢？堂妹告诉堂姐，早在她上初中时，就已经和小邱断断续续通信了，后来一度中断。前两年，小邱来宁波探望老家亲戚，两人见过面。之后，又恢复了通信。她有时去上海办事，每次都是小邱给安排食宿。后来国共战事延伸到华南，她和小邱又断了联系。这次小邱突然出现，令她喜出望外，当即果断表白。她打算跟小邱一起返沪，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订婚仪式。 
　　尹菊中自是深信不疑，便以主人身份热情接待小邱，并关照堂妹，小邱在宁波出差期间，膳食都可在她家解决。那天之后直到现在，尹润君和小邱的晚餐都是在尹菊中家里吃的，两人共同操持，尹菊中如果回家早，也会下厨。她是名厨之女，自有一手不凡厨艺。尹氏姐妹都能喝酒，每天晚饭三人喝酒聊天，倒也热闹。 
　　经特案组连续两天的调查，认定尹菊中是唯一一个在专家组下榻期间与外来人员接触过的招待所工作人员。与此同时，焦允俊着手布置对邱宁静的跟踪与调查，邱下榻于第四区百宁街亚东旅馆，入住登记上的身份跟他对尹菊中的说法相符。3月8日晚，焦允俊让报务员发密电，要求马处长派员调查邱宁静的身份情况。3月9日上午，马处长回电称，身份及出差事宜查实无误。但焦允俊还是不放心，凭直觉他总觉得这人身上有戏，遂决定跟尹菊中进行一次秘密谈话。 
　　焦允俊、郝真儒跟行政股长谈下来，发现这个小邱确实有疑点：第一，据尹菊中回忆，每天晚餐喝酒聊天时，小邱总喜欢把话题往她的工作即招待所方面引，还曾直接打听过苏联专家的情况，当然是以好奇以及“出于对宁波防空情况的关心”为由。尹菊中是否透露过什么，她记不清了，因为小邱总是在她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说及此类话题。第二，尹润君曾两次前往招待所给堂姐送茶叶和点心，招待所长知道她是尹菊中的妹妹，每次警卫向其请示时都同意放行。堂妹闲着没事，看得出是想坐一会儿喝杯茶跟堂姐聊聊天的，但尹菊中事情多，两次都是收下东西后就匆匆将其打发走了。第二次时她还关照过堂妹，说这里很忙，以后不要来了——侦查员怀疑尹润君此举系邱宁静指使。第三，从2月26日邱宁静抵达宁波至今，陆续换了四家旅馆，这与寻常出差人员的习惯迥异。宁波一共四个区，他接触的客户所在地多集中在其中的一两个区；另外，他每天晚饭都是赶到尹菊中家去吃的，白天还要跟尹润君见面，按常理，应该住在一个既方便接触客户又方便去尹氏姐妹住所的位置。可他却频繁更换旅馆，这种做法特案组侦查员都比较熟悉，解放前他们在敌占区活动时就是这样做的。 
　　特案组由此作出初步判断，邱宁静很有可能就是军方破译的那份密电中所说的“K13”，他此行的目的是暗杀苏联专家！焦允俊当即下令，拘捕邱宁静和尹润君！ 
　　下午两点，尹润君到案。可邱宁静下榻的旅馆里却无其踪影，登记簿上显示，他的住宿费是付到明天的，应该还没离开。执行使命的侦查员致电特案组长请示，焦允俊马上讯问已被带至驻地的尹润君。尹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邱宁静今晨已离开宁波返沪了！ 
　　尹润君说，昨晚小邱接到上海电报，临时有事必须立刻返沪。他说自己走得早，旅馆账房可能还没上班，让尹润君今天代他去把房退了。事不宜迟，焦允俊立刻发电向马处长汇报情况，要求派员赴十六铺客运码头蹲守，客轮抵达后，即刻上船拘捕邱宁静，原船押解到甬。 
　　邱宁静既然上了船，那就跑不了了。3月10日晨，邱宁静被押解到宁波。其间，马处长已派员调查清楚邱宁静伪造简历混入纺织业公会的情节。特案组随即进行讯问，邱宁静供认其系“二厅”行动特工。 
　　邱宁静的特工生涯是从1940年开始的。其时上海滩华界已经沦陷，他住在租界“孤岛”，是法国银行的白领。想当初，邱宁静也是一名热血青年，对日伪在华界的暴行深恶痛绝。他自幼拜师学武，身手不错，而“热血＋武艺”是当时“军统”、“中统”和“军委会二厅”在沪地下组织招收特工的基本条件。“二厅”捷足先登，把邱宁静收入麾下。简单培训后，先搞情报，以测试其能力和忠诚度。一年后，密赴“二厅”在安徽的临时基地接受行动训练，待其返回上海时，已是一名合格的杀手。长话短说，一晃儿就到了上海解放前夕，邱宁静受命潜伏。上峰一直没有跟他联系，直到年初七那天突然召见，下达命令：立即赴甬暗杀苏联专家！ 
　　“二厅”总部的特工专家选择邱宁静执行此项使命，应该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邱不但是行动特工中的高手，而且是甬籍人氏，在上海有经得起查证的合法职业和户籍，最关键的一点，则是他跟招待所行政股长尹菊中的堂妹尹润君的同窗及恋爱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09”收集我方情报的效率还是蛮高的。从时间推算，台湾方面作出派遣邱宁静执行该项使命的决定，距宁波市人民政府为接待军方专家组临时组建内部招待所不过短短三天时间，“09”已弄到了招待所工作人员的名单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等情报。 
　　邱宁静奉命赴甬后，迅速评估形势，认为只要不发生意外情况，没必要跟“09”联系。这倒不是想独吞功劳，而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这种重大使命，能够少一个人知晓，那就少一个；能够晚一些让必须知晓的人知晓，那就尽可能晚一些。因此，他自始至终没有使用上线交代给他的联络方式。 
　　邱宁静虽然并非特工科班出身，只不过在抗战时期“军委会二厅”的安徽特工技能训练班待过半年，但他人很聪明，擅琢磨，会总结，他交代出的行动计划，令焦允俊等老牌情报工作者都暗暗心惊。这套计划包含了食物投毒、气体投毒、定时爆炸、自动纵火等，既可单独实施，同时环环相扣，可以保证一计不成，立即有后续。后来结案时，郝真儒把这套计划单列上报，请上级领导评议是否对于今后的政治保卫工作有防范性参考价值。不久，马处长透露说，这套计划已被送往北京。 
　　既然有这么好的一套行动计划，邱宁静为什么要放弃行动，离甬返沪呢？那是因为邱宁静竟然发现了老牌情报特工“09”也未能察觉的秘密——所谓“专家组来甬勘察防空阵地”纯属虚构，乃是特案组的“钓鱼”之计！ 
　　邱宁静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呢？抗战时期邱宁静在上海搞行动时，由于“军委会二厅”的潜伏特务人手少，而且是以搞情报为主，上级没有下达行动活儿时，行动特工有时也受命刺探情报。邱宁静自然不能例外。邱宁静脑子活络，接到任务后懒得跑东奔西，还得化装，而且当时马路上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汪伪“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务拦截搜身很频繁，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他就想出了一个刺探情报的法子——利用自己习练武术身手利索擅长攀高跳跃的特长搞电话窃听。他弄了一套电话局修理工的服装，大白天就敢爬上马路旁的电线杆监听电话线路，晚上则偷接一根隐藏在木头电线杆里的电话线（在电线杆表面用工具割出线槽，埋进电话线后涂拭柏油遮掩，不易被发现），通到地面后再埋进泥土，一直延伸到预先租下的路边房屋内，接上一部电话机偷听日伪内部的通话，内容就作为情报报上去。 
　　现在，邱宁静故技重施，而且还没那么复杂。他从上海带来了自制的窃听设备，接在自己所住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机上，形成另一条线路。尹润君去他住的旅馆时，他就让她用套房外间的电话机跟堂姐通电话，他则去里间卧室，用私接的另一部电话机窃听。尹润君不知道自己被利用，跟堂姐通话时语调正常。堂姐尹菊中当然不会跟堂妹说工作情况，那么，邱宁静的窃听有什么意义呢？有！他要窃听的是背景音，即招待所内部人员以及下榻的中外专家、保卫人员的说话内容。邱宁静希望能从窃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寻觅到有价值的情报内容。 
　　这活儿要碰运气，邱宁静的运气不错，让他碰到了。昨天下午尹菊中下班前大约半小时，接到尹润君从邱宁静所住旅馆打来的电话，堂妹请堂姐下班回家时从招待所附近的“明月斋”带些熟羊肉回家。两人正说话时，专家组的翻译来找尹股长，拿来一封已经封口并贴了邮票的信，说苏联专家别斯科夫中校请尹股长待会儿下班经过邮局时代投。尹菊中自是一口答应。邱宁静窃听到这段内容，当即决定把苏联专家的这封信弄到手。 
　　邱宁静借口留在旅馆准备一份报价单，让尹润君先去堂姐家做饭，他一会儿再过去。待尹离开旅馆，邱宁静立刻出门，前往尹菊中下班回家时经过的那家邮局。邮局斜对面是一家小酒馆，他入内在靠窗处占了个位置，让跑堂沏了一杯茶，要了两个凉菜。一会儿，尹菊中骑着自行车出现了，把一封信投进了邮局门口的那个绿色邮筒。 
　　当晚，邱宁静在尹菊中家吃过晚饭离开，又去邮局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散场已是十点多了。建国初期，像宁波这样的中等城市，普通人除了看戏看电影，几无其他夜生活。晚上这个时段，大街上鲜有路人，这给邱宁静使用特制工具从邮筒里窃取信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活儿他当年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滩经常干，驾轻就熟，不过短短数分钟，就把邮筒里所有的信件都弄了出来，一共有十四封。之所以要一网打尽，是因为他发现每个信封上写的竟然都是中文。吃不准苏联专家为什么用中文写信，而且收信人的地址也都在中国，他索性把十四封信都拿走了。 
　　回到旅馆，把十四封信一一拆开，终于发现了苏联专家别斯科夫的那封信，看了内容，邱宁静几乎崩溃！ 
　　怎么呢？这是寄往上海虹口公平路某号的一封家信，除了抬头、落款是俄文，其他都是中文。信中说他到宁波出差，一切均好，让妻子及家人不必挂念。日前组织上转告了他的幼女患麻痧的情况，让他欣慰的是，组织上说由公家负责医治事宜，费用全免，并许诺请全上海最好的儿科专家治疗，让妻子不必担心，云云。 
　　邱宁静长期居住在沪上，又是干特工的，对上海滩的街区分布、居民情况烂熟于心。他知道公平路那里居住着很多白俄侨民，都是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沙俄官员、贵族及其后人。这就是说，所谓的苏联专家别斯科夫中校，乃是一个冒牌货！而所谓的专家组，则是中共侦查人员精心设计的圈套，为的是“钓鱼”。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被侦查人员跟踪监视，那是人家生怕打草惊蛇。往下该怎么办？只有一走了之，赶紧离开宁波。邱宁静在旅馆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一早直奔码头。一路上提心吊胆，眼看抵达上海了，船刚靠岸，他就被当地警方堵在船上…… 
十四、计中之计 
　　邱宁静的供述内容对特案组的震动可想而知，而蒙在鼓里的尹氏姐妹对一应情况的陈述，旁证了那封“专家”信件泄密的真实性。 
　　接下来，特案组要了解的就是我方的“钓鱼”计划是否已经被“09”和台北“二厅”察知。邱宁静供称他并未接触过“09”及其同伙，这一点是真是假目前难能确认。即使邱宁静没说假话，也不能由此认定“钓鱼”计划未曾被其他敌特分子察知。 
　　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中，除谭弦之外，其余六人都曾是专业情报人员，对于这一行的规矩是清楚的。据邱宁静交代，上线在向他下达赴甬执行暗杀行动的使命时，曾给了他与“09”秘密接头的方式，让他抵达宁波后即与“09”取得联系，获取行动对象的情报信息，以便制订行动方案；如果需要相应的器材或人员方面的支援，也可以从“09”那里获得协助。从特工这一行的规矩来说，这当然不是单方面的通知，也必须通知到“09”。也就是说，“09”肯定知道邱宁静已经抵达本市，并着手做接头的准备。 
　　但这次的情况有点儿特殊，资深行动特工邱宁静出于安全考虑，抵达甬城后并未与“09”接头，而是自行刺探相关情报。这样，从“09”的角度来说，就会感到有些无从应付，甚至对行动的安全产生疑虑。为了能够掌控局面，在根据上峰指示刺探内部招待所情况的同时，他也会设法寻觅邱宁静的行踪。宁波不大，不过四个区，而且刚刚过年，外埠来甬出差住宿的人员不会太多，许多旅馆的入住率都不到一半，要查摸邱宁静那样一个对象还是比较容易的。由此推断，“09”很有可能已经查摸到了邱宁静的下榻信息，并掌握了其与尹氏姐妹频频接触的情况。此时邱宁静突然不辞而别，肯定会引起“09”的警觉。 
　　至于不辞而别的原因，“09”倒不必费心去琢磨。情报人员负责收集的是情报，情报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另有专人研判，他们只要把情报传递出去就可以了。“09”发现邱宁静突然不辞而别，必定会立刻向台北“二厅”总部汇报。“二厅”总部的情报专家研判之后，如果认为跟“09”相关，通常应该告知“09”，因为这关系到“09”的安全，同时对下一步如何开展秘密活动也有参考作用。 
　　分析到这儿，郝真儒向特案组长焦允俊提出了一个在场其他侦查员都想请教的问题：被邱宁静弄到手的那封信函究竟是怎么回事？ 
　　焦允俊说，实不相瞒，这个计谋还是马头儿亲自制订的—— 
　　当初制订“钓鱼”计划时，马处长考虑到军方专家组里有苏联专家，我方利用苏联专家进行“钓鱼”的做法可能不被人家所接受，况且也吃不准这种事是否需要外交部或国防部外事局批准，如果按规定逐级上报，不知几时能有结果，是否能获批就更没把握了。思来想去，与其假戏真做，倒不如假戏假做。真正的军方专家组按照他们的既定计划赴甬开展工作，我方这边呢，照葫芦画瓢，组建一个也有外籍人士、中方人员并配备翻译的仿真专家组，同时前往宁波。既然不过是借用军方专家组这么一个名义，成员都是冒牌货，此事也就不必惊动外交部或者国防部外事局了。 
　　出于保密考虑，这事除了华东局社会部领导和军方高层，下边就只有马处长和焦允俊知道，特案组其他侦查员包括郝真儒也被蒙在鼓里——多一个人知道，这场戏就多一分穿帮的可能。因此，年初三清晨，当焦允俊在“失踪”三十六小时后重新出现在战友们面前时，他心里是兜着一个重要秘密的。 
　　说完前因后果，焦允俊叹了口气：“组织上为支持特案组实施这个计划，耗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短时间里组建起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专家组，何等不易！没想到一招不慎，弄出了那么一封信，前功尽弃，太可惜啦！” 
　　支富德说：“确实可惜！马处长应该给这个专家组指派了领导吧？这位仁兄怎么这么大意呢？” 
　　正在这时，报务员在会议室门口露了露脸，焦允俊便知上级有电报发来了。按规定，特案组侦查员与报务员之间不能串岗，会议室属于侦查员的活动范围，报务员不能随便进入。当下，焦允俊离开会议室，在走廊里签收。待译出电文，竟是一个意外——电报是马处长签发的，签署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但从上海发出的时间却是下午五点，也就是几分钟前。电报内容是，马处长已经抵甬，将到特案组驻地看望侦查员。 
　　返回会议室，焦允俊把这个消息告诉众人。大伙儿都认为领导是来慰问特案组的，焦允俊却摇头，说如果是慰问，那就该在春节期间，此刻过来，肯定是为工作。当然，慰问品是少不了的，香烟、罐头、压缩饼干、巧克力，还有给老郝同志捎的奶粉和鱼肝油，没准儿还有酒，不过那该是破案后喝的了。正说着，门卫来电，说首长到了。 
　　马处长一行是搭乘华东军区海军（东海舰队前身）的军用快艇赴甬的，果然带来了慰问品，但主要还是谈工作。马处长先听取了焦允俊、郝真儒的汇报，然后通报了他掌握的最新情况—— 
　　今天一早，军方紧急约见马处长，当面递交了一份昨晚破译的“09”向台湾“二厅”拍发的密电，内容是奉命来甬执行特别使命的“K13”同志已于3月9日晨六时许在上海十六铺客运码头刚刚抵沪的客轮上被捕，随即随该轮船押解宁波。这显然表明邱宁静在甬的活动情况是受到“09”一方监视的，邱突然离甬时，肯定有特务随船跟踪。马处长立刻决定亲自赴甬，除了慰问，主要是跟特案组同志一起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当下，马处长跟焦、郝谈过话后，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接着开全体会议。
　　按照惯例，领导出场一般总得说几句开场白，马处长也不例外。不过，他的开场白很短，内容使包括焦、郝二位在内的所有特案组侦查员都感到意外。他宣布了一个消息：特案组在甬城实施“钓鱼”计划的这段日子里，军方已经悄然完成了对即将部署的防空部队阵地的勘察工作。此刻，装载我军高炮部队的运输船队，已经在华东军区海军舰艇的护卫下离开上海前往宁波，明天上午即可抵达（这次移防使用的是苏联在华高炮旅的名义）。从此，蒋匪空军进犯骚扰甬城的历史结束了！军方认为，能够顺利完成防空阵地的勘察工作，与华东特案组实施“钓鱼”计划牵制潜伏敌特的注意力不无关系，特委托马处长向特案组表示感谢。 
　　开场白过后，马处长建议马上进入分析案情阶段，长话短说，尽快结束。他还有其他工作要安排——已经跟石局长约好面谈，天亮后，他就要搭乘客轮返沪。 
　　大伙儿议下来，认为我方建立起防空网后，敌机不敢再犯甬地，“09”配合敌空军空袭这一块的使命算是完成了。但情报特工永远不会闲下来，台湾方面肯定还会指令“09”进行其他领域的情报刺探。特案组既然已驻宁波一个多月了，那就必须把活儿干下去，非得把“09”挖出来不可。至于具体怎么开展侦查，根据焦允俊提出的基本思路，一干侦查员反复讨论下来，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向码头和客轮调查，希望能够获取相关线索；二是捡起之前已被处决的恶霸单超昌的社会关系的线头，继续进行调查。 
　　上述第一个调查思路，是由那份被军方截获的“09”发往“二厅”的密电引发的。众侦查员认为，“09”方肯定是指派特务秘密跟踪邱宁静，意外发现邱竟然上了回上海的客轮，情急之下也跟踪上船，从而及时获取了邱被捕的情报，然后原船返甬。雁过留声，这个特务在跟踪过程中肯定也会留下蛛丝马迹，特别是他在情急之下登轮赴沪，以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发现邱宁静被我方拿下，急于向上峰报告这个紧急变故原船回甬之举，都不是计划内的行动，事先无法预见，那就容易露出破绽。 
　　比如坐船要买票，紧急登船，那就需要向黄牛高价购票，这就有可能留下线索；再比如来回搭乘同一条客轮，难免会与船员相遇，从而给船员留下印象（该特务很有可能是甬籍，而客轮船员中不乏宁波当地人，说不定就有人跟该特务认识）。所以，有必要对活跃于宁波、上海两地客运码头上倒腾船票的黄牛以及客轮上的船员进行调查。 
　　至于第二个调查思路，那是春节前就已经在进行的，只不过因敌特抛出的假检举信和节后针对特案组的暗杀行动暂时搁置，现在是重捡线头，继续进行调查。 
　　送走马处长，焦允俊对人员作了分工：支富德率领三名沪地便衣外援随船去沪，途中向船员进行调查，要求所有船员包括船长都必须一一接触，以免遗漏线索；抵沪后，则找十六铺客运码头上的黄牛进行调查。张宝贤率三名甬城便衣外援在宁波这边的客运码头向黄牛调查。焦允俊、沙懋麟、孙慎言、谭弦四人各率两名外援便衣，分别走访恶霸单超昌的社会关系，郝真儒留守驻地负责协调。 
十五、“九支”覆灭 
　　3月11日清晨，支富德和上海外援便衣李潇、富民众、金飞一行四人上了宁波开往上海的客轮。先去拜访了船长，亮明身份后，未透露案情，只说办案需要，要求约谈船员。船长是老江湖，这条航线不知跑过多少来回了，北洋、民国、日伪诸时期，警察上船调查案子的情况经常遇到，已经有了经验，当下先把花名册拿给侦查员，又唤来当班管事，让他安排一间空舱，按照花名册上的顺序把船员一个个召来接受询问。 
　　所有船员一个个谈过，并无收获。尽管船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宁波本地人，但宁波是个大码头，客流量大，他们回忆下来，都说9日那天没有遇到过熟悉的旅客。不过，调查之路也并没有就此断了，希望还有。有个老船员提供了一个方向：当时宁波有的市民以跑单帮为业，经常搭乘客轮往返于甬沪之间，把宁（波）绍（兴）地区的海鲜干货、笋干、茶叶、竹器等土特产和上海的布料、小百货来回倒腾，赚取差价。这类跑单帮的在甬城人头熟，经常坐船，有时还坐“回头船”（即如跟踪邱宁静的特务那样，船到沪后，把货交给接船的沪上合伙人，取了对方准备好的货物原船返甬），有可能会遇到侦查员要查找的那个家伙。那个老船员最后还说，现在这趟船上，像这样的旅客就有七八个。 
　　支富德也是老江湖，知道这就不能让管事的一个个去唤过来了，否则那几位肯定会猜到是这个老船员提供的信息。当时工商局虽然还没有打击投机倒把，法院也不会以此定罪判刑，但这种旅客所携的货物有时经不起检视，可能来路不明，甚至夹带违禁品。所以，支富德只向老船员问清了这几位旅客待在哪个舱室哪个铺位，由侦查员自己去传唤。 
　　这趟旅程大约十二个小时，侦查员有的是时间，跟八个跑单帮的旅客聊下来，其中有两个结伴做这一行的邻居提供了一个似乎符合条件的主儿。这对邻居都姓王，年纪相差二十岁，这里称老王、小王。“二王”这一阵儿运气比较好，结交了沪上一个做海鲜干货生意的二道贩子。这人要货不算多，每次一两担，货色比较杂，举凡虾干、虾皮、海带、紫菜、咸鱼、风鳗都要，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不克扣分量。春节后原本是生意淡季，但这人联系到若干家工厂食堂，需求量反而比年前还多。自年初五以来，“二王”每两天就要跑一趟上海，货送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后立刻跟对方交割，拿了钱原船返回。次晨抵甬后，立刻去进货，隔天再赴沪。 
　　据“二王”回忆，9日那天他们抵沪后也是原船返甬的，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即将到岸时，轮船被水上公安局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不准靠岸。他们以为要查货，有些紧张，却原来是抓了一名旅客。被捕者未曾被押解上岸，而是原船押回宁波。“二王”记得，不算这个原船押解的被捕者，还有三名旅客也是原船返甬的，其中两个自然是他俩，另一个也是宁波人，三十多岁，穿藏青色中式棉袄、黑色灯心绒裤子，头戴一顶有些旧的米色防水布鸭舌帽。“二王”之前并没有留意此人，从宁波上船后去餐厅吃早点时，他们三个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才对其留下了印象。虽然没有说话，但双方互相点头致意，也算认识了。 
　　当天傍晚，“二王”在十六铺码头下船交接货物，然后重新检票登轮，去餐厅吃晚餐时，再次与此人相遇。这回，老王跟他说了话，但出于跑单帮一行的职业敏感，并没有说到乘“回头船”之举，只聊了聊刚才水上公安局抓人之事。对方随口搭了两句腔，“二王”听得清楚，这人说的是一口宁波话。小王对支富德说，总觉得这人的一张国字脸曾在哪里看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侦查员就给他留了个电话，叮嘱他万一想起来，立即拨这个号码。 
　　这是支富德一行在赴沪途中调查到的情况。傍晚轮船抵达上海，四位侦查员随即跟十六铺客运码头派出所联系，通过派出所找了几个榜上有名的“老黄牛”。轮船下完客打扫过又上客，随即起锚去甬，在码头询问可能时间来不及，侦查员就让那几个黄牛享受免费旅行待遇，将他们请上船。一会儿，轮船开出吴淞口，侦查员把那几位集中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支富德心平气和跟他们一说用意，众黄牛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刚被带上轮船时，他们还以为这回折了，因为倒票是要受到警方打击的。现在听支富德这么一说，都长出一口气。票贩子的记性都比较好，而且具有职业眼光，再加上得知是虚惊一场后心绪大好，都积极配合调查，你一言他一语争相开口，一说就说到了“鸭舌帽”。 
　　作为资深黄牛，自然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旅客中那些买高价票乘“回头船”的主儿。这类旅客通常都是如“二王”那样跑单帮的，他们经常跟黄牛打交道，双方都熟识了，有的还攀上了朋友，互通有无，黄牛请他们捎带宁波海鲜，作为酬谢，除了确保他们能够获得船票，而且收平价，相当于代购船票。而像“二王”所说的“鸭舌帽”那样的旅客，黄牛们一年也遇不上几个。 
　　那年头儿，从宁波跑一趟上海，对于寻常人来说不是一桩小事儿，更别说到了十六铺下船后哪里都不去，随即花高价买一张船票立刻登轮返回的了。以黄牛的经验，这种角色通常都是神情焦灼，甚至哭哭啼啼——那是因为家中发生严重变故，诸如老人猝亡、房屋失火、小孩儿走失之类，才会刚下船还没出码头又急煎煎买票赶回去。但据向“鸭舌帽”提供高价船票的那个黄牛说，这人跟寻常乘“回头船”的旅客有明显区别：一是随身只带了一个瘪瘪的旧军用帆布挎包；二是神情与寻常人无异；三是出手比较大方，对黄牛报出的高票价没有讨价还价，掏钱时眉头都不皱一下；四是整个儿买票过程时间并不长，但他却不时朝四周张望。 
　　根据上述情况，侦查员初步断定“鸭舌帽”就是特案组要访查的对象。这主儿说一口地道的宁波话，而且小王甚至觉得此人脸熟，那么他必是甬城人氏无疑。之前支富德听小王说了“脸熟”之语后，随即跟小王聊了一阵，对这个青年的简历和日常活动作了了解，知道他在宁波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朋友不多，平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海鲜干货行。跑单帮这个职业费心劳力，但凡有点儿空闲时间，小王都是在家待着。小王对“鸭舌帽”感到“脸熟”，自然是因为以前见过。在哪里见过呢？可以排除海鲜干货批发行以及街坊邻里，这两个区域是小王最熟悉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遇见“鸭舌帽”，多半会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那么还可能在哪里遇上呢？如果是在大街上打过照面，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才会留下印象。如此，支富德推断“鸭舌帽”从事的公开职业可能是沿街叫卖的小贩之类。 
　　与此同时，宁波这边，张宝贤与甬城便衣外援穆迎冰、老钱、小林四人已完成了向当地客运码头黄牛的调查。当时宁波码头的票贩子沿袭旧时的做法，倒腾船票不像上海黄牛那样偷偷摸摸，完全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工商、警方人手有限，正事都忙不过来，也就没精力去过问这种尚未列入打击范围的行为。因此，张宝贤等侦查员跟黄牛打交道就多费了若干周折。但调查工作还算顺利，9日那天在开船前向黄牛买票的九个旅客中，有一人年龄体态口音等特征与“鸭舌帽”相符，但衣着打扮稍有区别，戴的不是鸭舌帽，而是一顶深灰色无檐绒线帽。侦查员认为这可能是那主儿的一种简易化装手法。 
　　再说焦允俊、孙慎言、沙懋麟、谭弦以及八名沪甬便衣外援对恶霸单超昌生前社会关系的调查。年前，特案组曾集中力量调查过这方面的情况，凡是被单宅门房老俞记录在登记册子上的来访者，只要还找得到的，都一一当面了解过，但未能获得线索。特案组正在考虑是否还要进行第二轮调查时，收到了假检举信，一度侦查方向走偏。之后直到现在，将近三个星期里，特案组的工作量特别大，没有时间顾及此事（即究竟是何人委托单超昌给钟表匠吉祥德设套，把他拉下水为敌特分子效命的）。现在，焦允俊这一路重启这项调查，十二名侦查员分六个小组分头奔波了两天，接触的对象有上百个，但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3月12日上午，特案组开了个短会，对“鸭舌帽”的情况作了分析。郝真儒提出，支富德、张宝贤那两拨侦查员是否合而为一，集中力量调查“鸭舌帽”。焦允俊摇头，说年前对单恶霸线索的调查因为突然收到的那封检举信而中断，敌特炮制这封检举信，为的就是转移我们的侦查视线。为什么要转移我们的侦查视线？很明显，盯着单恶霸往下查很可能查到真相，否则“09”着什么急啊？我认为这回咱们应该盯着单恶霸的线索一口气查到底。 
　　大伙儿认为焦允俊的分析不无道理，接下来就讨论怎样继续往下查。情况明摆着，单恶霸给钟表匠吉祥德设套是在宁波解放前夕，也即去年5月上旬，当时单一直在家养病，那么委托他此事的那位肯定就是在此期间登门拜访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可侦查员查遍了门房老俞那本登记册子上的几乎全部人员，还对已经病殁或离开宁波去外埠的那六人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他们的嫌疑——也就是说，册子上有名字的那些人全部与此无涉。剩下的可能就是，此人登门时老俞没有登记。 
　　门房老俞是宁波乡下人，抗战前曾在当地大地主家做过三年管家，解放后因历史问题被当地农会派人揪回家乡接受斗争，想不通自杀了。那么，登记是否有遗漏这个问题应该去向谁了解呢？首先是单超昌的家属，不过年前特案组侦查员已经向一干家眷逐个询问过，并无收获，他们因单被执行死刑，对新政权抱敌视态度，不肯提供信息是必然的。现在，侦查员认为可以找解放前曾在单家打过工帮过佣的人调查。 
　　单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共有三十二名家庭成员。解放前雇佣的厨师、保姆、佣人、花匠、车夫、管家、保镖最多时共有十一人，解放后渐渐减少，到年前单超昌被执行死刑时，一个也不留了。不过，这些人中有八人家住甬城，找起来方便。3月12日下午，特案组连同外援便衣全体出动，分头拜访住在本地的那八人。侦查员谭弦、花满山、小彭这一拨去找的是花匠叶阿公。 
　　叶阿公是在单家打工时间最长的一个下人，从1925年到1950年，他一直在单家侍弄花草兼打扫花园。据说单超昌不是那种好相处的角色，脾气很坏，特别是喝酒后，别说下人了，就是自己家人也照骂照打。但他对叶阿公倒是相对客气，最厉害也不过是骂几声而已。所以，叶阿公不但在单家待的时间最长，而且还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是在单超昌被枪毙后才被单家人辞退的。 
　　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叶阿公属于无产阶级，受压迫者。不过，这老头儿思想觉悟低，侦查员跟他聊起单家的情况时，他竟然对老东家之死表示惋惜，言语间还有埋怨政府对单氏的这种处置导致他受到了损失（估计是指少打了几年工）的意思。不过，聊了一阵，他所叙述的关于单家的内容还是令侦查员有意外之喜—— 
　　叶阿公的叙述是从他待了二十五年的工作场所——花园开始的。单家的花园在宅子后面临河那一边，围墙外即是小河，围墙上有后门，后门外建造了一个有石阶的河埠。这是旧时江南临河人家常有的建筑格局，河埠用来供以船只为交通、运输工具的访客或送货的商家使用。当然，以单超昌的那份势力，寻常对象即使是摇船来的，也不会获准从后门进入宅院，只能停了船，绕到前面大门口请门房老俞通报，获准并登记后方可入内。那么，有没有可以不必通报直接从后门进入宅院的人呢？也是有的，比如“泰昌地货行”的老板董介寿，因为董是单老东家的嫡亲妹夫。 
　　董妻是单超昌唯一的妹妹，嫁到董家后患了一场怪病，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且不能生育。董介寿对其不离不弃，相敬如宾，谢绝了包括单超昌在内所有人的劝说，拒绝纳妾，妻子不能生育，那就领养一对子女。这种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让恶霸大舅子深受感动，经常给予各种照顾。董介寿最近几年因受风寒导致腿脚不是很灵便，出门的目的地若是有水路可通的话，他都选择以舟代步。 
　　去年5月上旬的一天，有一段时间没登门的董介寿突然来了。董老板平时很注重自己的仪表，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都是收拾得清清爽爽，连胡子也是天天修剪。中年时就备了一支红木镶银手杖，走路不慌不忙，四方步踱得有板有眼。这次来却有点儿狼狈，船抵单宅后门外河埠停靠后，他是被随行的伙计搀着上岸的，挪一步皱一下眉头。原来，他的下肢发了流火（学名丹毒，系发生于皮肤和黏膜网状淋巴管的急性炎症），疼痛难熬。叶阿公当下就寻思：腿脚不便，就不要出门了，在家休养吧，一定要赶来做啥呢？ 
　　董介寿颇有眼力，眼光一扫竟然就猜中了老花匠的心思。他对下人跟贵人是一个态度，微笑着喃喃自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董某一个平头百姓，养家糊口靠的是地货行生意，生意场上的朋友有事相托，这是看得起我，别说发点儿流火，再重的毛病也要撑着过来的。阿公，我老哥在家吧？” 
　　有钱人能把自己平等对待，叶阿公自然很受用。每次董老板来，他都非常殷勤，当下连说在家，随即搬了把藤椅出来，和地货行伙计一起把董介寿抬进了内宅客堂。 
　　董介寿停留时间不长，一刻钟左右。他走后，女佣张妈到花园来了，说先生请阿公去一趟。先生就是单超昌，召老花匠去是因为平时经常被主人差出去办事的保镖今天临时有事不在，单超昌就让叶阿公当一回听差——骑车去给赵先生送一封信。那个赵先生，就是赵氏父子中的老爸赵持威了。 
　　听了谭弦的汇报，郝真儒分析，董介寿就是敌特方和单超昌之间的穿针引线人。估计董老板本人不一定是潜伏特务，而是被敌特方所利用。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把地货行老板董介寿控制起来。这会儿老焦还没回来，也就不等他了，咱们马上行动，先去拘拿董介寿。随即，郝真儒给老盖打电话，让他直接到管段派出所和特案组侦查员会合，请派出所出面约谈董介寿，将其秘密控制起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郝真儒、谭弦等人赶到派出所时，联络员老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老盖以省厅名义向派出所下达了“全力协助华东特案组开展工作”的命令，郝真儒要求所长秘密传讯董介寿。所长出主意说，是否以税务所名义约谈董老板，郝真儒认为可行，于是指派两名新参加工作的派出所民警穿便衣前往地货行。 
　　但董老板并不在地货行。账房先生说，前天傍晚，董老板说第二天一早要搭乘轮船赴沪办事，委托账房先生代管生意。昨天一天，董老板都没露面。地货行是前店后宅格局，那两个新民警随即又去后面内宅问家属，也是这个说法。进一步了解下来，董介寿在沪并无亲友，也没跟家人说起过这次去上海办啥事儿。 
  董老板就这样失踪了！ 
　 这么一折腾，已经下午三点多了。郝真儒正打算返回驻地，刚刚回到驻地的焦允俊看了老郝留下的条子，来电询问情况。老郝简单说了说，焦允俊说你们在派出所待着，我这就过来。
　　很快，焦允许匆匆赶到，在派出所找了一间屋子，先请谭弦把向花匠叶阿公调查的情况详细复述了一遍，一边听一边皱眉思索。他的思维一向敏捷，谭弦说完，他接着把派出所长和管段民警请进来，向他们打听董介寿的情况，得知董老板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跟旧政权包括日伪在内的官员也没有任何瓜葛，只是跟其大舅子单超昌的交往比较多，但没听说他参与过单的那些作恶行为，也没有利用单的势力欺压他人。
　　焦允俊说，看来我们有必要去地货行走一趟，再了解一点儿其他情况。郝真儒以为他还有下文，正等他说明，不料他已经起身往外走了，也只有跟了上去。 
　　焦允俊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刚才谭弦介绍向老花匠的调查情况时，转述过叶阿公听董老板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董某一个平头百姓，养家糊口靠的是地货行生意，生意场上的朋友有事相托，这是看得起我，别说发点儿流火，再重的毛病也要撑着过来的。”焦允俊寻思，董抱病找大舅子，显然是受人之托。是什么人托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如此，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跟董的地货行有生意来往的朋友上。 
　　“地货”一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建国初期还在正常使用。所谓地货，是对附地而生的蔬果的统称，比如白菜、萝卜、番薯、西瓜、香瓜、荸荠、茭白、慈姑、山药等。地货行业的生意伙伴比较单一，上家是农民或者菜贩子，负责提供四季蔬果，下家则是民众消费者和酱园。焦允俊之所以要到地货行去，是为了弄清楚董介寿跟哪几家酱园有业务来往。 
　　地货行账房先生告诉侦查员，该行长期跟“八池酱园”合作，每年所进的货有一半是供应“八池酱园”的。焦允俊在询问账房先生时，郝真儒等人则跟地货行几个伙计谈话。他们也说到了“八池”，侦查员当然要问到具体接触的人，地货行伙计说起去酱园送货时接触过的酱园伙计中，有一个与“鸭舌帽”外貌相似。 
　　如此，特案组终于找到了“09”特务团伙的据点。当晚，“八池酱园”被大批军警包围，“09”等特务还未来得及反抗就被擒获。 
　　连夜讯问，一直忙碌到次日中午。“九支”自为首的纪辛光、副手王复祥到往下的伙计九人，对一应罪行供认不讳。可是，董介寿被特务灭口的估测未能得到证实，所有特务都说不清楚董老板的下落。侦查员正感到奇怪时，董介寿却向市公安局自首了。 
　　原来，董老板在解放前夕应酱园账房王复祥的要求找大舅子帮忙（王佯称钟表匠吉祥德与酱园有宿怨，最近频繁威胁酱园企图勒索钱财，故想叫人教训一下），寻思不是什么大事，这在旧时常有，在得到“保证不会发生伤亡事件”的许诺后，便去向大舅子单超昌求助。这种事情有单点头，自是一锤定音。但董介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过几天流火好了，特地出门，佯装路过吉祥德的钟表摊，一看，这人还在修钟表，一切正常。不久王复祥也再次登门，送来两坛酱园自酿的黄酒表示感谢，于是也就放心了。 
　　一晃儿到了腊月下旬，忽一日，董介寿闻知钟表匠酒后猝死，不禁觉得奇怪。这时的董介寿已经失去了单超昌这棵大树的遮护，遇事就只好依靠自己了。他把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连起来想来想去，总觉得蹊跷。正好这当儿单超昌被处决，就以吊唁为名去了单家，听说公安已去调查过解放前夕的访客情况，便知自己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此后便担惊受怕，唯恐自己被卷进去。春节再去单家拜年，得知公安之后没有来过，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好景不长，前两天他派行里伙计去单家送东西，伙计回来随口说起公安又去了单家。董老板刚刚放下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左思右想，决定找个地方先避避风头再作计议。于是，就放风说要去上海办事，实则去了近郊一个农民好友章某家住了下来。 
　　章某对董老板的遭遇很上心，天天一大早就进城里的茶馆探听信息。这天喝茶时，闻听昨晚“八池酱园”出事，老板、账房、伙计一古脑儿被公安局抓捕，估计摊上大事了。章某回家跟董介寿一说，董老板感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估计公安局肯定要抓我的，倒不如自己上门投案吧。于是，就进城奔市局了。 
　　1950年10月1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委托浙江省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九支”成员纪辛光、王复祥、龚柏韬、郑富星、章翔健、游海归、钱阿大、何佩轸及参与“九支”实施反革命活动的赵持威、赵金安父子和董介寿，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七至二十年。邱宁静、尹润君另案处理，分别获刑十八年、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