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间谍的故事（下）
文：穆玉敏
九、翻供企图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李克被捕也已经整两年了，他认为自己马上就会被释放。
 　　一个月后，李克发现监狱里的其他外国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他日夜揣摩，为什么不释放自己和妻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和海军情报部的关系。他开始后悔坦白西雅图那次召见了。
 　　这时的李克，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最初打定主意，被释放出境后就推翻供词。然而后来他决定说实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能像我一度狂妄地打算的那样，一口推翻我坦白的事实，要不然我会问心有愧的。”然而想到释放后的境遇，李克又信心不足了。他要是说实话，拒绝与海军情报部合作，回国后恐怕会被扣上颠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来，回到美国教书的愿望就会破灭。
 　　这期间，李克也得知了那些被“洗脑”的美国战俘回国后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事。李克担心，自己的口供连累了海军情报部，他们会不会用同样的办法对待自己呢？如果那样的话，他即使离开中国监狱，后半生也要消磨在美国精神病院里了。
 　　李克想，最初他和妻子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来中国的，自从他被捕后，梦的一半破灭了，不能再眼看着梦的另一半毁灭。为了不得罪海军情报部，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与海军情报部的关系从他的口供里一笔勾销。如果能洗清与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关系，同时甩掉蓄意犯罪的帽子，回国后，自己的日子就会好过些。
 　　李克的小算盘一下子就被汲潮看出来了。那是1953年11月底的一天，李克站在汲潮面前忐忑地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以前交代有误，关于西雅图海军情报部的那次召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搜集中国社会信息，是我自发的，我从未存心进行间谍活动，要不是朝鲜战争和美国对华政策……”
　　关于汲潮的反应，李克在他的书里写道：“审讯员用力咬着烟袋，瞪着我，目光中带着敌意。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以为他要把烟嘴咬掉。他冷冷地说：‘既然你以前说的是假话，你又怎能让我相信你现在的话是真的呢？回监房去！’”
　　李克心惊肉跳，他能感到来自汲潮的厌恶与蔑视，他羞愧得整个身子发烧。回到监房，狱友们批评李克思想品德差，翻供不仅是原则问题，也是品质问题。有犯人还讽刺道：“看来美国人的道德也不怎么样啊！”
　　入狱三年多来，李克第一次认同狱友对他的批判，第一次挖掘自己品质的根源。并不是别人要他这样，而是因为他感到，不弄清楚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将对自己失去信心。
 　　这是李克踏进草岚子监狱后，首次道出他卑微的出身及对他成长的影响。李克的家庭可以说是贫苦的，别人家的孩子有玩具，他的父母却不能给孩子提供。因此，李克总感到不如别人，因而与别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幼年的李克常想，家里要是有一辆汽车，父亲常带着他们去钓鱼，并给他们买很多玩具的话，那他就能博得小伙伴们的尊敬了——可那只是幻想而已。于是，自卑的他就吹牛，捏造一些虚幻的故事，说他家有钱，有权势显赫的亲戚，甚至，为了能吸引小伙伴和他一起玩，他还从廉价商店偷过玩具汽车。
 　　在经济危机严重的那几年，李克失业的父亲依靠做七巧板之类的玩具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李克拿着父亲做的玩具挨门去兜售。李克记得，当他走近一户人家的大门时，那户人家厌恶地关上了门，令他感到羞辱。
 　　长大后的李克，最大的顾虑就是像父母那样长期失业。父亲常说：“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不过是个奴隶罢了。”这句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他发誓要逃避这个命运。进大学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个步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家里唯一在军事机关任军官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想做教授，除了教授，其他行业都不能既有高收入又有高声望。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奖学金，到中国后却赶上政权更迭，学业中断，他将来做一名教授的希望变得渺茫了。李克在监房深挖思想时说：“这正是我痛恨共产党的部分原因。混乱的局势中，我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也显得很重要。领事馆是国家的象征，领事馆能帮助我回国后当教授，就算当不成教授，有领事馆的这层关系，至少回国后我不会失业。”
　　一连几天，李克都在思考汲潮的话，他想：“我的间谍活动是为我的祖国服务的理由，是多么荒谬，实际上，我加深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给双方造成很大伤害。现在我认清了，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去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只能引起愤怒、仇恨和战争。”
　　李克要求被提审。他在汲潮面前说：“我强调自己搜集情报不伤害任何人，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李克诚恳地说，“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既违反了新中国的法律，也对中国人民犯了罪。”
　　  李克在书里写道：“中国人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品质的永久改造，这一点只有通过和他讲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监狱里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经过讲道理的过程而得到的，例如：检查思想，用客观的事实和道德原则来加以衡量，最后得出新的结论，到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错了。”
十、又安获释
 　　1954年3月，李又安被换到另一个大监房，与也在服刑的杨妙荣做了监友。几个月后，因为表现好，李又安被换到行动更自由的教育队。在这里，她可以经常参加乒乓球、排球、象棋、桥牌、克郎球等娱乐活动。监房的门也不上锁了，大家可以随时去厕所。
 　　这个夏天，教育队还多了一项劳动内容——拆洗缝制男犯人的棉衣棉被。李又安心灵手巧，还会裁剪制作衣服，这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她还争着干重活。在拆洗、缝补、做棉衣棉被的集体劳动中，李又安与监友们增进了了解，也增进了友谊。
 　　这是李又安服刑期间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是集体劳动，李又安甚至爱上了集体活动。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有益处的一段经历。过去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团体劳动，从大家的协作和友爱中得到精神满足。”
　　1954年国庆节，是李又安很难忘的日子。节前，她和监友们做了很多纸花装点监狱。10月1日一整天都是娱乐时间，收听了国庆庆典实况广播后，大家拉着李又安一起学跳民族舞。李又安还和大家一起轮流讲故事，一起玩纸牌等。玩累了，大家坐下来一起说笑。李又安突然觉得，到中国来，她们是和她最亲近的中国人。记得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在草地上跳舞，她想参加，却觉得和学生们有距离。在监狱里，她才和中国人真正亲近起来。
 　　李又安觉得与大家的关系越来越好，一起聊天的时候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杨妙荣也在变化着，以前她是看不起自己的祖国的，此时她骄傲地说：“过去中国只有上海才有高大的楼房，可是现在，北京就要有很多高大建筑了。”
　　一个女犯得意地说：“有一次，我上过一幢七层高的楼房呢！”李又安说起美国的帝国大厦。女犯们满怀信心地说：“是的，美国现在领了先。可是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再过二十年，你瞧瞧我们的摩天大楼吧！”
　　此时的李又安，已经心悦诚服地认为她与丈夫李克一样犯了罪，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李克在各大学里所搜集的情报，从学生伙食的恶化到中国军队的调动等，都被美国政府用在进一步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上了。想到这些活动就是导致两国的敌对甚至是挑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决心今后绝不犯罪，再也不提供作为这种目的用的情报了。”
　　1955年2月22日晚饭后，服刑三年半的李又安被叫到一个大房间里。她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果然，穿制服的人开始对她宣读手里的文件。她从翻译那里知道，那是判决书。军事法庭确认她犯了协助李克为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判处她有期徒刑三年半，刑满后立即驱逐出境。
 　　当天夜里，李又安在一位监狱管理干部和两个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然后又转往广东。27日下午，当她的脚迈出中国边界前，她转过头去看了一眼中国的土地。自由了的李又安，内心莫名地涌出一丝留恋之情，她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教员、监友、战士。除了李克之外，恐怕她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帮助她睁开眼睛认识中国，这是她在大学三年期间始终没有办到的，所以她对他们非常感激。她感到她好像丢了过去最宝贵的一部分，这使她非常难过。
 　　李又安在美国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转车到了九龙车站，这时有记者坚持让她发表一次谈话。她告诉他们，她曾向美国领事馆提供情报，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她深深愧悔过去的所作所为，希望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的错误。
 　　从李又安口里听到“共产党的口头禅”，加上李又安一路风尘仆仆，毫无修饰，报纸上硬把她描绘成一个精神恍惚，被洗过脑的可怜虫。
 　　进入香港后，记者又开始对她进攻了：“你昨天的谈话内容使我们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问你几个问题。”李又安与这个记者谈了将近一个上午。后来，李又安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这个记者在报道中说：“李又安的心完全变了。”记者们希望从她嘴里听到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个红头发的女记者委婉地对李又安说：“真怪，你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啊！”
　　中午，一个记者给李又安送来一份美国报纸发表的电讯。电讯引用她母亲的话，说她一定病得很厉害！到家后一定要住院治疗。
 　　第二天早晨，一个精神病学家来见李又安，她感到厌恶和愤怒，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把一个意识形态与他们不同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呢？她拒绝和这位医生会面，并且，坚决不再见记者了。
 　　李又安搭乘一艘货轮回国。货轮在釜山停泊了一个星期，一个美联社记者死缠烂打，要采访李又安，李又安坚决回绝。
 　　结束漫长的旅途，李又安终于回到了祖国。可是还没登岸，她就被要求填写一份复杂的表格。接着，两名海军军官要求给她体检。然而李又安却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她身上寻找在监狱受拷打的伤痕。
　　 李又安说：“我根本没有伤疤。”其中一名海军军官面无表情地问道：“你在香港发表的那些言论中，曾说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幸福。你打算怎么去实现呢？你准备参加什么组织呢？”
十一、释放李克
 　　在李又安被释放两个月后，李克得到通知，他的妻子已经回国，李克的案子不久也会结案。李克就像患了忧郁症一样，白天晚上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回国后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海军方面会怎么对待我呢？我能找到工作吗？
 　　1955年8月底的一天，李克被带去接受宣判。等候在那里的人客气地对李克说：“我们是检察长办公室的检察官，公安局已经把你的案子移交给我们，我们希望你把你的罪行谈一谈，你应该毫无拘束地谈，可以与过去交代的不一致。”
　　李克理解“与过去交代的不一致”是指翻供改口，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后一次写的坦白材料是真实的，我与海军情报部、美国领事馆和英国谈判代表团之间都存在关系，我为前者提供情报，通过两个后者转交情报。”
　　检察官又问李克：“有什么需要申诉或请求的吗？”李克说：“我认为监狱给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惩罚也是公正的。”
　　9月11日，管教员把一份盖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章的起诉书交给李克过目。李克仔细读了一遍，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向美国领事馆和英国谈判代表团提供情报，以及进行反革命活动。李克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接着，李克被带到法院。
 　　李克在法庭上见到了他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教授。李克说：“我并不需要律师，我确实犯了被控的罪行。”王教授说：“让我给你解释解释：第一，这里不是军事法庭，依法你有请律师的权利，如果你不同意我担任你的律师，可以另外选择别人为你辩护，费用由政府负担；第二，你可能服罪，也可能不服罪。即使你服罪，你还有减刑的希望。你的案子里有的地方是可以为你辩护的。你已经彻底坦白了你的罪行，并且被捕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另外，也许有些罪行存在情有可原的情况。所有这些因素，法院都应该加以考虑。”
　　开庭后，李克表示服罪。李克明白，有时候，说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就算彻底放弃美梦，也不能说违心话。
 　　律师要求宽大处理李克。李克被当庭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逮捕之日算起。李克先是感到意外，但很快又自我安慰，六年并不算多，而且离刑满只剩两年了，法庭本可以多判他几年的。
 　　李克盘算着怎么度过以后的两年，甚至拟好了让妻子给他邮寄图书的书目。然而二十分钟后，他获得了一个惊喜。李克被告知，因为他在狱中表现好，决定予以减刑，立即释放，驱逐出境。
 　　李克当即被送到一个旅馆，洗澡、刮胡子、理发，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出狱后的第一夜，躺在奢华的弹簧床上，想着很快就和亲人团聚了，同时又顾虑到出境后会发生什么，李克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李克急切地翻看当天的报纸，有关他提前获释只有一条短讯，更吸引他眼球的是头条新闻：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1955年8月1日，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会谈内容之一是商讨双方平民遣返问题。双方就此反反复复进行了一系列谈判，终于在1955年9月10日达成《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
 　　李克知道，自己被提前释放，显然是受到日内瓦谈判的影响。而此时，李克卷入的“第三势力”，也被美国中情局宣布解散。中情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的“第三势力”昙花一现。历经近三年的扶植后，中情局发现毫无收效，许多骨干力量已经失去影响力，空降到大陆的特务也迅速被大陆抓获。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蒋介石逐渐在台湾站稳脚跟，美方开始重新支持他，1954年，台美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当晚十点，李克跟着两名警察上了开往汉口的火车。第三天到达广州，赶乘去边境的火车。与押解的两名警察告别后，李克走向边境——多少次梦想过这个时刻的到来啊，可是现在，他一面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一面感到，他正在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他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世界。
 　　恢复了自由身的李克，并没有如他在监狱里设想的那样，被释放后就立刻翻供不认账，在蜂拥而至的记者面前，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坐牢前的自己了。他在狱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认识到，中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实验，是有着正确之处和具有一定价值的。他对记者们承认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并对当时美国政府中某些人推行的反华政策进行批评。由此，他被看成被洗了脑的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克在他的书中描述道：“我刚走出警车，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机、伸过来的麦克风以及许多叫喊的人包围。他们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被逮捕？’‘你认为自己是个间谍吗？’‘你受过严刑拷打吗？’”
　　当李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间谍”时，记者们脸上的表情立刻从热情欢迎转变为不信任，接着就是露骨的敌视。记者们纷纷说李克是“脑子受过清洗，已经到达没有希望的程度了”，提出的问题也锋芒毕露。一个记者说道：“你太太在出来的时候曾说过，她还没有足够作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点。你对于你太太说的话有什么感想？”
　　李克气坏了，他在书中写道：“我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已经好长时间了，但现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气得直颤抖。后来报纸竟把我这种自然的动作，说成是我脑筋受过清洗的明证。我愤怒地转过脸去对他说：‘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说的话。我刚从中国出来，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产党员！’”
　　显然，大多数记者感兴趣的只是搜集可以用来在美国进一步制造仇恨的材料，来反对中国大陆，以证明华盛顿支持台湾的政策是合理的。一个记者嘲讽地问：“既然你这样喜欢中国，那你为什么不待在那儿呢？”李克答道：“因为我是美国人。中国有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东西，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美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在那里。”
　　另一个怀有敌意的记者问：“如果美国受到侵犯，你会捍卫它吗？”李克回答：“没问题，我会像过去一样为祖国而战。但是我感到我没有权利去干涉别国内政。我只希望和平，我深信我们两国可以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一名记者小声对李克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大傻瓜，如果你愿意说出中国的真实情况，每演讲一次，至少可以得到八百美元。”也有记者为李克的前途担忧：“老弟，你知道我们国内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吗？如果你不改变论调，等你回国后，就连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第二天，李克看到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他的消息：“北京释放亲共学者。”李克思考后认为，不应该保持缄默，以免被他们利用。于是他连续四天对记者们谈他被捕后的真实经历。大多数记者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李克。当然，也有个别记者愿意与李克通宵座谈，努力了解李克为什么会让大家失望。
　　1955年9月24日晚，李克乘坐的飞机到达西雅图，他的母亲在机场迎接他。一些记者也等候在机场。李克和妻子事先商定，不共同面对记者们的相机。李又安乘坐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西雅图，躲开追踪的记者，悄悄到了李克的母亲家。李克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当他看见她走进家门的时候，他感到他们好像根本就没分离过。
十二、回国遭遇
 　　李又安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丈夫离开中国的消息。是合众社一个新闻记者把电话打到她家里：“你的丈夫已经到了香港。”
　　依照自己的经历，李又安猜测丈夫在香港会被记者追问。虽然李克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过，他坦诚认罪，真诚悔过，绝不改口。但经历过香港那个场面的李又安，还是担心丈夫顶不住压力。她忧虑，如果他真的软下去，那他们能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呢？
 　　李又安守在收音机前一夜未睡。早晨六点多钟，收音机里传出李克与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为什么被逮捕？”李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间谍。”李又安放了心。
 　　李克回国后发现，美国的民主传统很深，许多人对于他们坚持立场的态度公开表示尊重，尽管他们对李克夫妇言论的大部分并不认同。加上麦卡锡已经被迫退出舞台，这使他们舒了一口气。
 　　然而他们的就业还是遇到了麻烦。李又安在一个学术机关申请工作，一开始，这家机关很欢迎像李又安这样资历的人，可是有人认出了李又安——她就是那个在香港发表那些谈话的女人。
 　　一周后，李又安再去时，有人拿出刊有李又安在香港接受采访的报纸，要求她写一份声明，收回在香港发表的全部言论，然后才可以考虑给她一个工作。李又安说：“我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之后，李又安在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这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型和平组织之一，在全球二十二个国家和全美四十三个地区开展扶贫、促进农业发展、和平教育等项目。抗日战争时期，该组织曾在中国上海建立公益中心，为中国人民提供交通、医疗、赈灾等服务，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直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至于李克的工作问题，大学非常欢迎他回去上学，但是校方称：“在可能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中，要想找一个教学位置的机会还是很渺茫的。”
　　尽管在中国做了四年阶下囚，李克夫妇却没放弃对汉语的热爱。通过十年的努力，他们分别取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并随即开始了在该校的中国语言及文学教学工作。至此，他们的梦想算是圆了。
 　　李克夫妇的中国经历，被媒体认为是一个“困扰着美国人的问题”。由于他们在中国监狱时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态度，特别是他们拒绝否认自己曾经坦白的问题，被很多美国人说成是“仇视美国和向敌国表示亲善的行为”，他们合著的那本被称为“惊人的故事”的书，使他们一直被视为左派教授。对于当时的很多美国人来说，李克夫妇以及他们的书的确是“惊人的故事”。美国人不明白，如果这两个人既不是反美分子，又不是怪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坦白呢？
 　　就连当时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也弄不清个中缘由，只是说，需要“充分地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世界”。因为“这个惊人的故事中所牵涉的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远远地超出了任何一种专门学问的范围。李克和李又安所遇到和提出的问题牵涉到历史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法律学、间谍研究、刑罚学等各方面，还牵涉到丑恶的政治手腕问题”。
 　　而困扰我们的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克夫妇究竟是不是间谍？这需要先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克搜集的东西属不属于情报？也就是说，李克搜集的情报是不是配合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果是，哪怕是公开渠道获取的，李克充当的也是一个间谍角色。如果不是，那么李克夫妇就是政治牺牲品。
 　　大多数人认为间谍活动指的是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情报。李克夫妇搜集的情报基本属于国情研究资料，大体没越过学术范围。但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很重视各国经济和政治分析情报，而最核心的情报就是他国的政治动向和政治领导人物的思想。李克搜集的情报当然被包含其中，特别是关于“第三势力”的情报，更与美国政府培植与中共抗衡的“自由主义者”势力的企图相一致。
 　　李克当然明白他的情报对美国判断中美关系是有帮助的，所以他才认罪。当然，狱中改造使他的政治与社会观点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是他认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因为媒体和民众只注意到政治因素，没意识到李克的行为具有间谍意义，就否认这起间谍案。
　　 当时也有一些公正的美国学者理解李克夫妇，认为他们“对我国的批评，显然是出于热爱祖国，并对这里所进行的一切感到痛心疾首而提出的道义上的批评。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假定他们一回来马上就指责中国政府的话，对他们倒是很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题目上本来可以从访问、专题论文和著作上赚许多钱。而作为一个反中共专家，也有许多出头的机会在等着他们。但他们没有要这些，反而选择了一条艰苦的生活道路，这种作风和他们高尚的道德原则是符合的”。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赞扬他们“在诚实、勇敢、慈爱和人道主义精神中，体现了最精华的美国传统，美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当年也有一些美国人肯定李克夫妇身上的道德力量：“中国政府的道德论点之所以对李克具有这种影响，正是因为他有良心，他关怀人类的福祉。”
十三、汉学情怀
 　　李克和李又安本是一对怀揣单纯梦想，来中国求学的普通美国夫妇，只因西雅图的一次召见，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使得他们在中国身陷囹圄。
 　　他们实现梦想的路坎坷不平，却终成正果。李克成为誉满汉学界的权威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荣誉教授。李又安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译成英语，深得学界的好评。她牵头编写的《高级汉语阅读》，至今仍是美国汉语教学的重要教材。
 　　回国后的李克夫妇，继续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李克专攻《管子》一书，李又安钻研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管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全书十六万言，分为八类，每篇文章都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同时也糅合了儒家思想。《管子》内容庞杂，甚至相互冲突，一向以古奥难懂著称，是战国时代到汉代所有文献中最难译注的一种，前人研究成果匮乏，李克却知难而进。
 　　李克研究《管子》始于1948年他来到管仲故乡之时，当时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啃晦涩难懂的古文。获释后的十年内，他发表了十二篇研究《管子》的文章。1965年，他的《管子：中国古代之思想宝库》一书，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以《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之《管子》为底本，用英文翻译并注解了《管子》全书二十四卷八十六篇，于1985年至2001年分两卷（三本）在美国出版发行。李克翻译并注释的《管子》，已成为国内外特别是西方研究《管子》思想文化的权威版本和重要文献。李克本人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西方研究《管子》的学术权威。
 　　李又安的成就也不逊色于丈夫。钱钟书夫妇、周汝昌和吴兴华教授都曾花大量时间通读她的《人间词话》译稿。很多中国学生读过李又安的《人间词话》，有的读后写道：“读她的译文，如沐春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字，居然也只用八个英文单词：westwind，eveningglowontombsofHan.在这字斟句酌的八个单词后面，一位皓首穷经的美国老太太，抬起了一双温暖的眼睛。”
　　作为美国的汉学家，李又安还毕生致力于汉语在美国的推广工作，为此多次来北京。李克有时也随行。
 　　1979年，在李又安担任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希伯来及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席职务时，发现美国的汉语教材十分陈旧，课文多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甚至更早，反映的是落后的旧中国的面貌。她主张编写一部反映当前中国面貌的新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这个主张得到了中方支持。
 　　1983年夏，李又安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与北京的汉语教师举行学术交流研讨会。研讨会确定了中美教师合作完成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的项目，李又安认为，凭借自己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担任美方编写组负责人责无旁贷。的确，李又安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十四年里，她每年都会带领旅游团来中国一次。她对人说是为了多挣些钱将来好养老，而另一个原因，只有她和她的亲朋知道：她与中国非常亲近。
 　　1986年，李又安退休了，她全身心投入《高级汉语阅读》的编写，并于当年夏天带着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些问题来到北京。这次，李克随同。夫妇俩去他们住过的清华园北院故地重游，还特意看望了汲潮，李克与坐在轮椅上的汲潮紧紧地拥抱。
 　　李克夫妇告诉汲潮，因为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他们收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国孩子，如今他们早已长大。告别时，李克夫妇对汲潮说：“其实在心底，我们早已把北京作为第二故乡。”李又安还说：“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来北京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
　　可是这次回国不久，李又安被查出患了肺癌。化疗期间，李又安仍然与中方教科书负责人联系，商讨有关事宜。1988年春天，教科书基本定稿，李又安与李克又一次来到北京。
 　　这次的任务是联系出版事宜。大病初愈的李又安虽然虚弱，却很是乐观。《高级汉语阅读》于1992年正式出版。李又安与李克非常高兴，李又安写信告诉编写教科书的北京朋友，教科书参加美国的书展，受到广泛好评。李又安还说，该教科书的出版，终于了却了她与丈夫努力在美国推广汉语的一桩心愿！
 　　两年后的1994年，李又安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倾注她大量心血的教科书《高级汉语阅读》，已成为大洋两岸学子的重要教材。
 　　李克现仍健在，继续用一贯的口径，向媒体讲述他和妻子六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经历。九十四岁的他记忆力惊人，思路清晰，心态平和，见解深邃，不使用任何激烈词汇，似乎是在介绍别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