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重工业部从全国抽调数十名专家，成立了一个新机构：汽车筹备组。它的任务是勘查选址，筹建中国一个汽车制造厂。3个月前，斯大林在莫斯科对来访的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建设自己的汽车制造厂，规模要和斯大林汽车厂一样。斯大林汽车厂是苏联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拥有年产近9万辆的生产规模。
于是，中苏在莫斯科商定：由苏联来帮助中国建设一座以制造载重卡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厂。
三个月后，重工业部汽车筹备组在北京成立，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筹备组过一段时间的勘察，选出四个城市列入厂址所在地的备选名单，它们是：北京、石家庄、西安和太原。但苏联汽车专家沃洛涅茨基看到这个名单后却说：你们的选址是完全错误的，汽车制造厂应该设在东北。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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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汽车早在1901年就已经进入中国，但50年后我们依然不能制造整车，全国仅在上海，天津，山东和湖北有一些小型汽车配件厂。解放前，中国路面上行驶的汽车来自世界各地，品牌多达130多个。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被列入苏联首批援华的50个项目中。为保证引进技术和设备时有中国有足够的资金，苏联提供了数额为5亿卢布和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要求中国用大米、羊毛、猪肉、黄麻、茶叶等农产品和锑、钼精矿、钨精矿、锡、橡胶作为偿还，双方约定，9年内还清。
关于苏联对华援助的态度，早在1948年斯大林就曾这样说：“我们要尽我们所能为中国提供援助。如果中国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我们也会减少很多威胁。因此，对中国的援助，我们不能吝啬金钱。”
可见，苏联的对华援助政策是很早就定好基调的，1950年缓缓拉开序幕。代号为652的汽车制造厂，是规模仅次于鞍钢的第二大苏联援建项目，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非常重视。
当时为了确定把工厂建在哪个城市，还经历了一番周折。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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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自己勘察后确定的备选城市是北京、石家庄、西安和太原，但这个名单却遭到苏联技术专家沃洛涅茨基的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如果你们的汽车厂要具备年产3万辆的规模，那么每年至少需要20万吨钢、24,000千瓦电，以及2万立方米木材，所在城市还要具备100万吨级的运输能力。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方选出的四个城市没有一个达标——北京缺钢，西安缺电而且铁路运力不足，石家庄和太原木材匮乏。
沃洛涅茨基认为，只有中国东北能满足上述要求。东北不但矿产和木材储量丰富，还有日据时期留下的基础设施，铁路运力也不是问题。经考虑，中方采纳了苏联的建议，决定在东北选址。
经中苏专家联合勘察，从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和地下水、有无地震史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后，筛选出四平、公主岭和长春三个城市。最终，长春孟家屯车站附近的大片开阔地被苏联专家看中。这里距城市较近、紧挨铁路，还有日伪时期留下的房屋和水电设备；开阔的地势也为把产量扩充到年产7万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苏联设计
1951年3月，652厂的选址方案获批。8个月后，重工业部和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订了一份编号为00831的设计合同。
合同约定，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将为中国设计一个年产30000台“吉斯150”卡车的工厂；苏联承诺为汽车厂提供全套技术设备，并派专家来华指导生产并组织管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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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150于1947年投产，是50年代苏联的主力3.5吨中型卡车。由于美国曾于30年代向苏联输出过汽车技术，所以吉斯150和美国万国拖拉机厂生产的KR11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它的性能已经稍显落后，但其结构简单、坚固耐用和便于维修的优势，却非常适合中国的汽车维修水平和路况。
设计汽车厂的合同签订后，苏联组织了26个设计机构，动员了数千名设计师，耗时四个月完成了全部设计，共向中方交付设计资料750本、工艺资料899本、图纸近十万份，中国为此支付了315万卢布的设计费。
1952年3月，重工业部批准了设计方案，将工厂正式命名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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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汽车厂很贴心地提出，希望中国能为国产的“吉斯150“起个名字。一汽向上级请示并提交了“解放”、“前进”、“胜利”等几个方案，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圈定“解放”为国产新车的品牌。一汽用CA10做为国产吉斯150的代号，其中字母“C”代表长春和中国，“A”代表第一。
名称确定后，一汽给苏联寄去了毛泽东手书的“解放”二字，由斯大林汽车厂正式绘入设计图纸。
“教”和“学”
一汽的建立，本质上是苏联汽车制造技术向中国的移植，建厂期间先后有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接受了苏联的培训。当时培养中国技术人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来”，也就是苏联派专家到中国来指导；二是“去”，指中国派实习生到苏联去学习。
咱们先来聊聊 “来”。
关于苏联专家来华，两国早有共识，还在合同中约定了具体的条款。比如：按职务不同，中方要支付给苏联专家每人每月300-500卢布的工资和补贴，还要负责他们在中国的全部食宿；苏联专家及其家属来华时，在苏联境内产生的路费、伙食费和旅馆费也由中国买单。除此之外，由于苏联企业会因向中国派遣专家而承受一定的损失，所以中方还需按每位专家1500-3000卢布不等的金额，向苏联支付赔偿金。
据统计，从一汽筹备到投产，先后有188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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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为苏联专家支付了比国内工资高得多的劳动报酬，但当时的苏联并没有要求我们单独支付技术转让费。
来自苏联的专家在一汽建设期间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没有他们，一汽不但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投产，还很可能会因为经验不足而走弯路，造成浪费。
当年这些苏联专家的付出，得到了中方从上到下的一致认可，很多关键性的决策都来自苏联专家的建议。
比如量产车型的选择，就来自苏联专家希格乔夫的建议。他从中国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在苏联两种产量最大的载重汽车中，应该选择吉斯150。此后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车型是非常适合中国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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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苏联动力专家基列夫，是一汽基建的关键人物。
1954年因为长春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导致电站工程延误，无法按期为冬季施工供热，工程进度面临巨大困难。这时基列夫极富创意地采用火车蒸汽来临时供暖，保证了施工关键时期的采暖。如果没有基列夫，一汽的工期将严重滞后。
老职工们回忆，一汽的电缆全部是在基列夫手把手的指导下，铺设完成的。当时他不但在工地示范，接电缆头时还会亲自上阵，经常一连十几个小时不休息，午饭都经常顾不上吃。车间的几十个暖风都是他亲自安装调试完成的。直临回国，在沈阳办手续时，他还在给一汽热电厂提施工建议。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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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汽档案馆记载，到1956年建设完成时，苏联专家一共提建议19,903条，除极少数因条件不足没有采纳之外，其余全部接受。这些建议的背后，是苏联汽车工业的长期积累、是对我们像金子一样非常宝贵的经验。
接下来咱们聊聊“去”。
1952年，斯大林汽车厂向一汽提议，应该派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厂长克雷罗说：“你们第一次建设这么大的厂，为了保证投产后的生产和管理，现在就要考虑派实习生来莫斯科跟班学习，否则将来会掌握不了设备和工艺，也无法管理。”
刚开始一汽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数较少，这让斯大林汽车厂的领导很不满，他们说：“你们让大好的时光白白流去，不派人来学习。将来要发生多少困难？！毁坏多少设备？！到那时哭也没有用！我们要向毛主席告你们的官僚主义。”
苏联提意见后，一汽开始积极派人赴莫斯科。从1953年2月到1956年，一共派出539名实习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一汽”创业阶段的骨干人才。
据当年的实习生回忆，他们在苏联时和师傅的关系非常好，一些苏联老工人会在吃完晚饭后再给中国实习生开小灶，告诉他们白天实习时，应该特别留意观察的地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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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实习生在苏联不但学到了制造技术，还学到了开发产品的思路。据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一汽工程师吴廷松回忆，他后来能为一汽自主开发越野车的部件，和在苏联学习时两位老师的精心教导是分不开的。”
四年内，来自中国的学生们把斯大林汽车厂从厂长到会计的所有岗位都实习了一遍。
这次大规模派遣实习生，对此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实习生中还有两人后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建设
1953年7月15日上午9点，“一汽”正式在长春孟家屯车站破土动工。
这时朝鲜战局已趋于稳定，中国的参战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因此1953年的对华援助力度更大。苏联表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助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水平，援助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水平。
苏联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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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质量，斯大林汽车厂专门建了一个验收工段，发往中国的机器设备都必须在这里经过额外的检测后才能发货，要保证设备到中国后可以高质量运转；一些苏联无法生产的设备，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英国制造的机床，全部由苏联政府出面采购，再转口到中国。
据统计，一汽使用的设备有48.1%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22.8%是苏联提供图纸由我国生产；其余29.1%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主要是起重运输设备和电气设备。
一汽退休职工回忆说：“苏联供应的机器是分批到的。我们厂当时可以直接和苏联大使馆通电话，查询机器的到货时间和数量。他们发来的设备到货很快，质量也很好。”
在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全国20多个省的积极保障下，仅用三年，一汽就建成了38万平方米的工业建筑和30万平方米的生活建筑；安装调试机器设备7800台、工艺设备2万多套。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CA10，缓缓驶下装配线。在刚刚打完朝鲜战争，百废待兴的中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设奇迹。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全厂所有设备运行良好，整个建设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浪费和返工的现象。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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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这样评价说：“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能做到这样，确实是尽到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表示对苏联的感谢，一汽将下线的第二辆解放牌汽车赠送给了参加开工典礼的苏联代表团。
苏联援华的动机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苏联援建项目的典型代表，50年代他们对中国的援助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50-1953年，以军事援助为主；1953年后因为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斯大林投桃报李，开始调整对华援助政策，大规模提供经济援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获得中国对他的支持，不但大幅提高援助的规模，有些还超过了苏联的承受能力，而且赫鲁晓夫还主动废除了一些斯大林时期中苏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把两国关系推向高峰；1958年之后，还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中苏在短短两年内关系破裂，对华援助戛然而止。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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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作为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完整经历了上述整个过程：据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记载，1953年奠基后，仅用3年就建成投产创造工程奇迹、1956年当年生产汽1654辆，1958年产量提高到14922辆并掌握解放ca30军用越野车的生产技术、1960年产量增至17,407辆，利润一亿一千万元，创造了建厂以来的第1个高峰。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1961年，一汽产量锐减至1146辆，甚至低于刚建厂时的1956年，这一年，一汽亏损2,108万元。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的对外援助，呈现出了一种“国际主义”和“苏联利益高于一切”，兼而有之的特点。
一方面，就其规模和无私程度来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国际关系史上都非常罕见。截止1957年，苏联一共向社会主义国家贷款280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四十给了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
十年蜜月期内，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全套重工业基础：我们掌握了机床、量具刃具、精密机械加工、大型冶金、大型矿山、大功率动力等技术，初步具备了大量生产钢铁、有色金属和玻璃的能力；中国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新型塑料的研究，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不但进口了大量科研仪器和教学设备，还获得技术资料和样品5000多项，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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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中国就极大地缩短了和世界强国的差距。
另一方面，苏联的援助带有浓厚的推行对外战略、保持对外影响力的色彩。当需要合作时，它就扩大经济援助的规模；当他要压制你时，就立刻变脸、撕毁合同，毫无信义可言。而且在贷款的使用和偿还上，苏联也经常会附加条件，其中一些甚至有损主权。比如，苏联就曾经要求中国，14年内中国的钨、锡、铅等金属如果要出口，只能卖给苏联。
总之，苏联在起起伏伏的十年中，通过援助对中国施加了极大影响，几十年后依然随处可见：时至今日，从我们工矿企业的布局到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甚至大型重工业的运行模式，到处都可以发现苏联的基因。


参考资料
《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模式研究》 杨骐铭
《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苏联专家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