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特案组之卅号密裁令（8）
十四、“蝙蝠”落网
　　1950年1月1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加上十八名外援便衣，同时对上述六个方面展开调查。
　　这一查，整整两天。到1月20日傍晚汇总，对五名警员遇害那天活动情况的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调查未能获得线索，倒是由专案组长亓舞牧单枪匹马调查的那一路有收获。这路调查，即向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了解被害五名警员中是否有我方特情人员，或者虽然不是特情，但曾经起到过特情的作用。
　　之所以单枪匹马进行这项调查，并非亓舞牧想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人手短缺之故，而是纪律 规定。向市委社会部外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需要华南分局社会部分管领导亲自跟对方联系，亲笔签发外调专函。尽管被调查人员已经死亡，但调查内容涉及机密，只能专案组长一人前往。而且，这种调查不能记录，只能凭专案组长的脑子记。
　　对于广州市委社会部来说，这样的外调折腾颇大。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这五名遇害警员跟社会 部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关系（并非党组织，而是指业务），由专管领导单人负责（单人并不一定是一人，也可能是具有专管职权的数名领导分别负责，但互不知晓），使用的都是化名，与化名对应的真名就记在专管领导的脑子里，没有书面档案；二是工作关系，那就由具体跟对方联系的“上线”单人掌握，以信函、电话或者直接约见的方式进行联络。这种工作也没有书面记录，全凭“上线”的脑子记忆。“上线”跟相应专管领导有联系，但只是汇报其“下家”所 提供的情报内容，使用的都是代号或者化名。
　　专案组要调查的这五名遇害警员，属于三个专管领导、五个“上线”负责。所以，亓舞牧去外调，得跟那五个“上线”分别面谈。这样，广州市委社会部那边就得预先安排好这五个“上线”的接待时间。人家的工作繁忙程度不亚于专案组长，料想这番安排必是费了一番工夫。
　　或许有读者不解，通常不是说初解放时的社会部就是公安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被暗杀的五名 警员是广州公安系统的，社会部难道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们为何不作出反应呢？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说明，确切地说，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跟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是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政保处的人当然每天也看《敌情通报》，五警员系列命案是连续上了三天《敌情通 报》的，他们当然知道。所谓“他们”，自然包括上面所说的“上线”，其震惊程度可想而知。但情报工作自有其特殊性，情报部门也自有其特殊的规矩，这些规矩并非明文规定，而是行业中心照不宣的，说是潜规则也可以。正是这些潜规则，保证了情报部门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这件事上，“上线”们的想法是，既然上上下下都知道发生了这等大案，那就等专管领导发话了。
　　被害五警员共有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不可能再“等领导发话”，而是马上向社会部主要领导汇报。社会部领导还没考虑好应该由政保处直接出面侦查，还是先让刑侦部门调查起来，华南分局社会部已经决定组建“55小组”负责该案。如此，社会部就只能袖手旁观，如需配合，上级自会下达指令。
　　“只听不说”，这是秘密工作的规矩。现在华南分局的专案组找上门来了解情况，那就必须积极 配合了。亓舞牧的调查所获大致情况如下—— 遇害五警员中，黄瘦竹系中共地下党员，其组织关系在解放前属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遇害前三 天刚转到广州市委社会部。黄在广州有帮会关系，抗战中期，“军统”地下人员和中共地下党都请其利用帮会关系收集日伪情报，不过，黄为“军统”提供情报是有偿服务，对中共不但无偿，有时还要倒贴。
　　抗战胜利后，黄因帮助过“军统”，得以晋升为高级警务督察官，拥有较大的权力，其督察意见可以影响到人事任免，自然是各级警官争相巴结的对象。稍后，黄被中共吸收为党员，组织上指示其利用工作便利收集敌方情报、帮助我地下人员打入警察局。广州解放前夕，黄收集了大量潜伏敌特的情报，广州解放后，根据黄提供的情报，我方破获了多个“保密局”潜伏组织，抓捕特务六十七人。
　　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三人早在 1940年就已被“军统”广州站发展为特务。抗战胜利后，“军统”搞“裁员”，三人自此与“军统”脱离。但是，他们在“军统”期间结识的一些特务仍旧跟他们保持着关系，经常找他们办事，其中很多是特务一行里的“公事”。
　　到了1948年春，已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由于局势“恶化”，经费大增，“保密局”广州站就开始给他们发津贴，作为他们帮忙办事的酬劳。 转眼进入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保密局”开始部署在广州的潜伏特务组织。“保密局”的特工专家根据已经“沦陷”的大中城市中共接管警察局后所采取的政策判断，像郭、陈、郑这样业务突出、一贯低调（三人都未加入国民党、平时向无欺凌百姓行为）的刑警，肯定会被共党政权留用。尽管“留用不重用”，但是，作为警察，还是可以利用其身份为党国效力的。此时他们并非“保密局”正式特务（在“军统”时期他们就已经退出），所以要求三人立刻办理加入“保密局”的手续。
　　“保密局”方面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他们打这三个刑警的主意之前，中共地下党已经开始跟郭、 陈、郑接触了。几次谈话后，这三位不无震惊地意识到，自己以前曾参加“军统”、如今又为“保密局”效力的情况人家竟都掌握，一旦中共掌握政权，他们恐怕没好果子吃。中共地下党方面的代表反复给他们讲明形势，动员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三人都表示愿意戴罪立功，投奔革命阵营。于是，郭、陈、郑都成为中共情报组织的特情。
　　广州解放前夕，郭、陈、郑分别接到中共“上线”的指令，要求他们设法收集相关情报。三人表 现积极，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广州解放后，他们不但秘密检举潜伏特务，还利用自己从事刑警工作多年的经验，通过跟踪可疑人员，发现了两处敌特潜伏点、三处敌特藏匿特工物资的库房。
　　刑侦专家洪秋笙跟中共方面的特情关系建立于1948年12月。其时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国民政 府已决定从南京迁往广州。洪秋笙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知了这个重要机密，他为人一向正派耿直，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反感透顶。在获得上述消息后的次日，他就化装拜访了中共广州市委一位负责情报的“唐老板”——天知道他是怎么知晓“唐老板”的真实身份的。此举实际上是洪专家向中共递交的一份表白书，表明他并非中共的敌人，也不是贪图金钱地位之辈，否则只要他打一个电话，“唐老板”就会被捕。自此，他就成为我方的特情。洪秋笙接受的使命，含金量不是一般的高，组织上要求他利用其社会关系和工作便利，秘密收集国民党情报机关向已解放的区域安插潜伏特务的情况。这种情报是直接由洪秋笙根据密电码翻译后交给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的，我方收到情报，即拍发北平中央社会部。因此，可以说洪秋笙同时也是中央直接掌握的特情。
　　这些情况摆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众侦查员一致认为，系列案件确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 策划的暗杀行动无疑，而“30小组”的上司，也即主持该项暗杀行动的潜伏特务级别不低，从其指挥“30小组”的手法来看，应该是个老牌特工。那么，怎么才能揪出这个老牌特工呢？大家议来议去，一时没有头绪。这时，最年轻的侦查员尹小白开腔了：“报告组长，小白有话要讲。”亓舞牧白他一眼：“研究案情时最欢迎的就是积极发言，我从来没定过发言之前先喊报告的规矩。既然你整出这么个开场白，那发言内容应该有亮点吧？”
　　尹小白的发言果然亮得晃眼：“其实呢，这老狐狸跟朱益庆联系时采用的什么暗语密函之类的路数，兄弟我在香港活动时经常使用，甚至有一次当着一个鬼子中佐的面用暗语打电话，那鬼子据说是中国通，连粤语都会说，可愣是没发现我在传递情报……”
　　眼看着尹小白越扯越远，亓舞牧咳嗽一声，脸色又沉下来了，尹小白赶紧言归正传：“话说小白多年接触暗语、密函，发现这玩意儿有一个特点。先说打电话吧，凡是使用暗语的电话，时间都很短，一分钟就该挂断了，就像发电报一样；用这种方式交代一些简单命令是可以的，可是据朱老板说，他那位上司至少三次通过电话告知他具体行动方案，甚至详细到作案的细节。这么复杂的行凶计划，用三言两语的暗语交代清楚可不容易。再说使用密写药水，密写药水可以写长信，用来交代刚才说的那种具体行动指令最合适不过。可朱老板说他收到的几次密函指令都是广告，我觉得这厮没准儿是在蒙咱们呢！广告招贴就是信纸那么大一张，有的还只有一半大小，凡是发这种小广告的主儿，都是生意做得不大、舍不得花钱的小老板，广告上文字、商品图画尽量印得满天满地，能留多少空白给那老狐狸用密写药水写信？一般的指令、通知什么的，这点儿空白是够写了，可那么一套连续暗杀五人的计划，广告纸的那点儿空白能容得下吗？所以我想，要么朱老板隐瞒了他曾收到过一封比较长的密函的事实，要么他就跟那个上司见过面，并详谈过作案计划！”
　　尹小白一口气说完，亓舞牧一掌击在桌上，震得玻璃杯都跳了起来：“说得好！看来要给小白记 一功了！
　　众侦查员也频频点头，的确如尹小白所说，敌特上司不可能用暗语向朱益庆交代这么大且复杂的 一桩行动方案，否则那就不是暗语，而应是密电码了。看来，朱益庆隐瞒了关于其上司的重要情况，专案组决定再次提审朱老板。
　　接下来就是研究讯问方案。像朱益庆这样的老江湖+花岗岩，骗不了也吓不倒。之前讯问他时，一开始侦查员想祭出“政策攻心”的法宝，但还没开口就被朱益庆怼回来了。他说他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不过，他的罪行太严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跟他没有关系，若想求生路，要么做梦，要么越狱——但这都不可能，所以等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朱益庆隐瞒上司线索之举应该是故意的。
　　那么，此举目的何在？他一个必死无疑的囚犯，还图什么呢？侦查员分析下来，那就只剩下保全家属这个念头了。人民政府不搞株连这一套，再罪大恶极的死囚，也不会动其家属，而且有“给出路”的政策，让家属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但“保密局”就不一样了，朱益庆大概是担心一旦彻底坦白，“保密局”会对其家属采取措施，制造一个灭门血案对其他“变节分子”杀鸡儆猴不是没有可能。
　　议到这里，亓舞牧说：“看来要作好朱老板提出交易条件的准备了。当然，这事得请示上级批准 方可实施。如果上级准许，我们干脆在他还没有提出条件时，主动向其宣传我党的政策，再跟市局联系一下，选择几个案例给他介绍介绍，让他吃定心丸。大伙儿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必须有备才能无患嘛。”
　　麦善谋说了他的想法。前两次提审朱益庆，他都参加了，他感觉，朱的性格中有爱面子的成分。 要降服这种人，除了让他有个念想，还必须用证据把他的谎言戳穿。什么证据呢？麦善谋想到了两点，一是朱犯的供词中有广告纸作为密函载体的说法，生怕专案组不相信，还交代得比较详细，说是照相社和礼品推销的广告。麦善谋建议去找那两家商店，把广告纸要一份过来，让朱益庆把上司交代的内容写在广告空白处，看他是否写得下——肯定写不下，那就是戳穿他谎言的证据。
　　还有一点，抓捕“30小组”当天，把朱益庆送医院急救时亓舞牧曾对麦善谋悄声交代了几句话。 什么内容呢？是让麦善谋跟市局联系，借一台钢丝录音机即送医院。原来的想法是，如果朱益庆恢复得快，那就在其苏醒后立即讯问，这种重大案件，自然是要录音的。没想到，这家伙没有马上苏醒，还发高烧说起了胡话。亓舞牧当即下令进行录音，听听他的呓语之中会不会透露出什么可疑内容。当时是录音了，但录音内容还未来得及整理，麦善谋建议把录音放一遍，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亓舞牧说善谋这两个主意都不错，可以一试。当下兵分两路，一路去找那两个商家的广告，一路 轮流听录音。之后一切顺利，等到亓舞牧找到那两份广告回驻地的时候，分工第一轮听录音的尹小白也撞上了好运，他分辨出朱益庆在高烧昏迷期间反复念叨着的一个词汇：蝙蝠！
　　亓舞牧一听这两个字便暗忖，难道这就是敌特上司的代号？让尹小白重新放一遍录音，听下来确 实像是“蝙蝠”二字的发音。但专案组长于自己的粤语听力不敢自信——他是南下途中开始学习粤语的，进展虽被称为“神速”，但那是日常用语，像“蝙蝠”这样的词汇就属于冷僻货了。于是，把粤籍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两个唤来一起听，最终证实无误。
　　再分别听其他时段的录音，偶尔还有几处和“蝙蝠”联系在一起的“卑职”之类的词汇，那就不必怀疑了，“蝙蝠”果真是“30小组”的上司！ 第二天，专案组全体出动，赴看守所提审朱益庆。
　　果不其然，在证据面前，朱益庆无言以对，不久，就提出了招供的交换条件——允许其家眷离开 广州去阳江投奔亲戚。亓舞牧马上表示同意，接着提醒对方，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家人的安全，那我想可能不太牢靠，“保密局”肯定能查到他们的下落——你是干这一行的，应该比我清楚。朱益庆无语，只有一声叹息。亓舞牧趁热打铁：“共产党、人民政府不搞株连，你是人民的敌人，你的家属不是，而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政府肯定会给予保护。我这里提个建议，政府可以设法把你的家人转移到外地定居，听说你妻子是个不错的裁缝，自食其力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双胞胎子女在上小学，去外地也可以继续读书。当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都要改名换姓。至于具体去哪里，我们可以征求你妻子的意愿，也会提供几处合适的地方供她参考。总之，我们会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了这样的保证，朱益庆终于把去年12月2日晚在六榕路“抵家旅馆”206房间与“蝙蝠”见面的一应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后来，朱益庆被判处死刑。执行当天，已是华南特案组组长兼指导员的亓舞牧特地赶到看守所， 将其妻子儿女的跨省户口迁移资料照片、抵达湖北恩施落户后写给派出所的信函（内附全家照片、其妻在做缝纫工的照片以及子女在上学的照片）给朱益庆过目。朱益庆泪流满面，连连道谢，说自己死到临头，终于了却了心愿。
　　随即就该调查“抵家旅馆”了。侦查员在六榕路派出所了解到，抵家旅馆”是一家私营旅馆，老板谢天云是个老实本分又胆小的小老头儿，向无劣迹，也不跟任何党派帮会或者恶霸流氓来往。约见谢老板之前，侦查员心里还犯嘀咕，寻思据派出所说，这家旅馆在同行业中生意一向位列中上，此刻距“蝙蝠”约谈朱益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不知谢老板能否回忆得起12月2日曾有这么一个主顾光顾过？
　　开口一问，谢老板却马上点头，说他还记得这个旅客，因为该旅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把 其下榻的206房间的钥匙放在楼下前台，让一会儿登门的访客自己开门入内，并吩咐访客抵达之后，茶房伙计不要打扰。这种要求，谢老板经营旅店三十多年还从未碰到过，所以记得很清楚。该旅客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有点儿驼背，目测身高不超过一米六五，穿得比较阔绰，上下装都是藏青色毛葛制作，外罩一件浅灰色麦尔登薄花呢风衣，足蹬半高黑色皮靴，头戴一顶与风衣同色同料的鸭舌帽，看似配套产品；手里拎着一口看似分量不甚沉重的褐色牛皮箱；帽子扣得很低，鼻梁上架着深色宽框架的眼镜，脸上还戴着大口罩，根本没法儿看清其面容。
　　住宿登记时，该旅客出示的是肇庆“顺成百货批发行”的介绍信，名叫刘端财，系“顺成行”襄 理，外出前往广州、武汉、上海采购百货商品。他是那天下午五点多入住的，办理登记手续后上楼进房间看了看就出去了，估计是去晚餐。大约一小时后返回，打开房门后特地下楼把钥匙放在前台，说一会儿有访客过来，把钥匙给他即可。当晚，唯一的访客离开后，这个姓刘的旅客住了一宿，次日早晨六点退房，说要赶火车去。
　　得知上述情况，亓舞牧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向肇庆公安局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收到后立 刻调查该地是否有“顺成百货批发行”，该行去年12月初是否派襄理刘端财前往广州等地出差？
　　三小时后，专案组收到肇庆回电：查无“顺成百货批发行”，当地百货行业也无“刘端财”其人。
　　这是专案组意料之中的事。结合之前“蝙蝠”对“30小组”下达的电话、密函指令的时间节点， 侦查员判断“蝙蝠”肯定隐藏在广州，而且，鉴于此人能获得五位受害警员如此详尽的行踪，这老狐狸极有可能隐藏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分析到此，一干侦查员都略微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调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当然，这种调查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亓舞牧随即向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直接汇报案情和下一步的调查方案。
　　1月23日晚上，专案组接到通知，经华南分局党委批准，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秘密查摸潜伏特务“蝙蝠”。
　　1 月 24 日凌晨，市局看守所传出消息，因拒捕时服毒及枪伤影响，在押人犯朱益庆再次昏迷，已送解放军野战医院抢救。上午八点多，又有消息在警方内部流传，说朱益庆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当天晚上，市局编印的《敌情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
　　与此同时，专案组侦查员轮番出马，日夜提审“30小组”的另外两名案犯臧柳川、蔡少仙，追问敌特上司（未说“蝙蝠”）的下落。看守所长出面布置对臧、蔡的“所内侦查”，相关看守人员都接到了随时注意两犯动向的指令。 第三天上午，专案组长亓舞牧突然率领一干侦查员进入市公安局，拘捕了一个男子。该男子并非警员，而是四十四岁的清扫工汤金伯，即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广东省会警察局，解放后又继续潜伏于广州市公安局的“保密局”上校特务“蝙蝠”。
　　专案组是怎样识破汤犯真面目的呢？之前，在作出“蝙蝠”隐藏于广州市公安系统的判断后，专 案组精心制订侦查方案：首先是要使“蝙蝠”放松警惕，就以“中毒复发”之由把朱益庆送往野战医院严密关押；然后放出风声称“抢救无效，业已身亡”。接着，日夜轮番提审臧柳川、蔡少 仙两犯，给外界造成“朱益庆死了，只有盯着另外两个特务追查其上司线索”的印象。既然“蝙蝠”如此“神通广大”，能打听到被害五警员的详细行踪以及专案组去市局调阅刑案卷宗的情况，上述由专案组故意制造的“内部新闻”他必定也会迅速获悉，从而相信朱益庆确实把秘密带进棺材里了。
　　心理战进行到这当儿，败的肯定是汤金伯了。这厮落网后，果然供称他因此疏于防范了，否则， 他是可以逃港的。在进行上述心理战的同时，亓舞牧和麦善谋两个则在市局政保处特别指派的八名精干侦查员的协助下，悄然进行着内部调查，调查的范围不大，仅仅局限于专案组侦查员两次前往市局查阅刑案卷宗、物证时的知情人。共有十一名警员接受了秘密询问，全部排除。最后，亓舞牧终于注意到接受询问的警员中至少有四位曾经提及的一个情况——查阅卷宗的侦查员进出库房的场面，可能还曾进入第十二人的眼帘。这个人，就是清扫工汤金伯。
　　马上查汤金伯的历史，让侦查员吃惊的是，这人竟然是没有档案的！人事处一名分管科长解释说，早先，城市清道夫队是属于警察局下面的一个部门，汤金伯是日伪省会警察局时期经人介绍进入清道夫队的。没多久，人们发现这人不但勤快，而且会修汽车。于是，日伪警察局就想把他调做汽车修理工，没想到遭到其拒绝，说他不想干修车工，还是做清道夫扫扫马路省事。此人平时乐于助人，手脚又勤快利索，口碑不错，人缘也好，也就没人盯着硬要他改行。
　　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日伪省会警察局后，对警察和清道夫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头头 儿听说汤金伯会修车，却只喜欢扫地，说那就来个双管齐下两不误吧，从清道夫队调到市局做清扫工，如果有修车工来不及完成的活儿，就请其出马。如此，汤金伯成了国民党省会警察局一名特殊的工勤人员。那年头儿，会开车是一桩了不起的技术，如果既会开车又能修车，那就是技术尖子了，绝对受人青睐。警察局为此对汤金伯特别优待，知道他是单身，而且据说不想成家，那就给他在警察局后院腾出一间空房，不收房租，用以拴住这个没有修车工身份的技术尖子。
　　中共接管省会警察局后，把清道夫队剥离出去交给民政局（当时尚未建立环卫机构），汤金伯则 作为工勤人员留了下来。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工勤人员被称为“杂役”、“工役”，是没有编制不建立档案的。解放后，百废待兴，人事处重建警员档案还来不及，工勤人员的档案根本没在议事日程上。
　　专案组对于汤金伯的经历感到怀疑，决定先将其控制了再说。汤金伯被拿下后，侦查员随即对其 住处进行搜查，无甚发现；又搜查了作为工具间兼休息室的那间小屋，也没有发现跟特工活儿有关系的物品。专案组五人都是搞秘密工作的，自有路数，再查！结果在后院距其住处十几米外的井台一侧发现了秘密——
　　井台前有一张自制的小木桌，上面放着些洗衣用品，桌子下面的石板是活动的。揭开石板，则是 一个类似地窖的小空间。汤金伯会修车，自是能工巧匠，小地窖设计完美，还具有防水功能，即使把整桶的水泼在井台上，也流不到下面去。地窖里藏匿着三支手枪、百多发子弹、十来颗手榴弹，以及毒药、密写药水、化装道具、空白假证件等特工器材和大量经费，此外还有一个铜盒，装有密电本及一纸密令。这纸手写密令是一份名单，共有二十六个姓名，已经被暗杀的黄瘦竹、郭振堂、陈明贵、郑应 富、洪秋笙名列最前，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为国民党政权效过力的官员、特务、特殊行业高级专家之类。密令的抬头是“国防部保密局卅号密裁令”，落款是毛人凤的亲笔签名，并盖着“毛以炎”的私章。该案侦破后，此份密裁令送京鉴定，结论确系毛人凤亲笔。
　　汤金伯系湖南长沙人氏，早年到汉口谋生，当过汽车修理工，因会武术，被警察局招为刑警。抗 战爆发后，他投身入伍，新兵训练尚未结束，就被去新兵营招收特工的“军统”人员看中。“军统”也属于军界，所以他算是“奉调转岗”。经特训班训练后，汤被分配到广州，在日伪省会警察局当了一名清道夫。这份工作很适合作为特工的掩护，情报、行动兼做都行，而且因为穿着号衣，戒严时照样可以通行，一般情况下日伪巡逻队不会拦住搜身，至于警察，更是不会理会跟他们同一系统的这些人。
　　抗战胜利后，汤金伯以为可以解脱了，当时他已是少校军衔，却没穿过一天军装。可是，上峰命 令他继续待在警察局，收集汉奸跟接收官员互相勾结贪污舞弊的情报。稍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收集情报的方向也转而针对中共和民主人士。另外，他也参加过行动，比如利用修车的机会做手脚，把拒绝接受“保密局”的要求在省会警察局安插特工的人事处副处长送去见了阎王。广州解放前夕，汤金伯受命继续潜伏。 执行“卅号密裁令”，是广州解放后汤金伯的第一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该计划由“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订，局长毛人凤亲拟暗杀名单。“保密局”台北总部特地派遣一名特工专家携密裁令由香港潜入广州，当面向汤金伯下达指令。按照“保密局”总部拟定的方案，“30小组”作为首 批五名对象的杀手人选，任务执行完毕后，由第二拨杀手接力。如此安排，一共会动用四到五个潜伏小组。汤金伯被指定为总负责，主持执行“卅号密裁令”。
　　汤金伯手下有三名特务单超俊、冯承志、钱鸣，都是旧刑警，解放后未被新政权留用，以做小买 卖、掮客和开出租车谋生。汤金伯正好让他们协助跟踪，给西药房朱老板传递情报和指令。至于 被害五警员的行踪信息，则是汤金伯亲自出马——他的修车技术在广州警察系统有点儿小名气， 跟市局分局的那些留用司机（当时几乎所有司机都被留用）关系甚好，通过当面闲聊、打个电话 托办什么事情顺便瞎扯一阵，就把需要了解的情况套出来了。
　　至于专案组查刑案卷宗之事，倒是汤金伯本人查摸到的。侦查员第一次来市局查阅档案时，刚一 下车就被正在附近扫地的汤金伯注意到了，根据汽车牌照，他判断出那是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人，但不知他们来查什么。不久这些人又来了，走的时候抱着“山田俊郎绑架案”的那个白铜物证箱，汤金伯于是“顿悟”。库房里的那些物证本来就是当初由汤带着另外两个花匠和清扫工协助摆放的，侦查员离开后，管库房的警员又请汤金伯等人进库房，把里面被弄乱的物证重新归置一下。汤金伯进去一看，原先放“福婴堂”一案物证的位置空了，由此，他就明白专案组的调查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这是当初制订方案的“保密局”特工专家始料未及的情况，往下应该怎么办？汤金伯考虑下来， 决定暂停下达第二拨暗杀指令。至于“30小组”应该怎样料理，是让他们转移，还是灭口，汤金伯是没有决定权的，得请示台北。“保密局”未给汤金伯配备电台，他只能先向香港邮寄密函，再转交台北。同时，必须稳住朱老板，所以他就向“益庆西药房”送去密函提醒。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系列命案终于成功侦破。是日，是1950年1月27日。2月9日，“55 小 组”在完成该案收尾工作后谢幕解散。同日，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宴请原专案组侦查员和十八名外援便衣，当场宣布华南特案组成立，其成员共有七人，除原专案组的五名侦查员外，另外增加两位同志。
1950年6月16日，系列命案四名主犯汤金伯、朱益庆、臧柳川、蔡少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汤金伯发展的三名特务单超俊、洪承志、钱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二十年和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