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阎宝航，对现在的人来说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然而，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历史上，玉衡先生，在东北乃至全中国却是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出身贫寒，在美国传教士在东北开办的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的阎宝老，作为“反日巨头”在东北救亡运动中与高崇民等人齐名，曾将张学良花重金从日本购得的《田中奏折》公诸于世，成为当时日本人必欲除之的心头大患，这在九一八事变中他逃离奉天的惊险经历中可以得到佐证。作为张学良的基本干部，1933年被蒋中央任命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主持当时这个也是唯一的全国社会运动的全面工作。如果他当时想在国民政府当官，是不愁蒋不给高官做的。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东北群众救亡运动的主将，他对支持李杜、马占山和关外其他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救助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策动当时在锦州的东北军黄显声部（事变前的沈阳市警察局长）和其他一些部队积极抗战、组织领导华北学生南下去南京请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举世公认的杰出贡献。
在少师被扣失去人身自由后，他始终都在为之呼吁。在随后的重庆时期，继续领导东北救亡总会（“东总”）的工作。
在此过程中，他也深刻认清了蒋记国民政府根本不把东北人当同胞的卖国本质，这也是他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其实，同一时代的那些进步青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参加革命的。国民党假革命真卖国，我们就去找真革命！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和共产国际的高级情报人员，阎宝航成功打入国民党上层，在南京、重庆等地，他于“党国”众多派系、重要权力机关的头面人物之间纵横捭阖，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居功至伟的统战和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获取了1941年希特勒向苏联开战的具体时间、1942年日军究竟是“北进”而还是“南下”并最终确定进攻南洋、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详尽布防情况等战略情报，通过南方局送到延安并经中央转交给斯大林。
在1968年阎宝航被迫害致死27年之后，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他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同时还有他的长女阎明诗和李正文。俄驻华大使罗高寿曾说过，“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1）。李克农称赞阎宝航，“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2）！
而抗战时期，重庆“阎家老店”在救济当时落难的东北人、文化人与进步人上的仁爱传说，更是一直流传至今。
内战爆发后，1946年8月，在东北享有崇高声望的阎宝航被任命为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即随后的行政委员会的行政委员。随后他运用上海海关朋友的关系，自上海乘船，经天津塘沽在当时苏联人控制的大连登岸——在外流亡十四年后，阎宝航重返东北故土！
同年12月，担任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政府主席。
光复后，南京政府将东北划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同时还设有沈阳、大连和哈尔滨三个行政院直辖市（即院辖市）。
建国时，阎宝航调中央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遵从本人意愿调外交部，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级别正处级）。1959年，调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直至在那个特殊时期被造反派非法拘押，作为67100“反革命罪犯”在审讯时被这些文革打手从板凳上踢倒在地，送去医院后无人理睬而溘然长逝，并且骨灰也没有保存下来。
当国门重新打开后，阎宝航三女儿阎明光去探望已从台湾重获自由去纽约暂住的张学良时，少帅第一句话就是，“你告诉我，玉衡是怎么死的？”可见阎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其实，在张离开台湾后，周恩来的遗孀、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先后派出一生只做了“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三件事的吕正操、杨虎城将军长子杨拯民，盛情邀请少帅回故乡和大陆祭祀观光，但张一直没有动。除年事已高之外，这位到“36岁生命就结束了”的前东北军统帅，周总理的第一统战对象，对于阎宝航如此悲惨的结局，不可能不无动于衷！
发生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主题就是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即人民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而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在其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当时中国，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翻天覆地的全面性人民革命。因此，在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样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交通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向中央苏区提供的物资，对于反“围剿”斗争的成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解放战争，地下党在提供战略物资、为建国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北渡、获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与军事情报，尤其是在促成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徐向前元帅曾经提到过，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前提是，包括当时部队的战地情报侦察、技术侦察部门和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大意）。
其中，国民党军起义或投诚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一）由经过长期甚至长达二十多年深度“潜伏”的中共特别党员直接掌握的国民党部队，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在战争的关键节点对国军发起致命一击的起义。
建国后成为毛泽东儿女亲家的孔从洲领导的原杨虎城西北军系统第第38军第55师的巩县起义，廖运周的中央军系统第85军第110师的战场起义，“佩剑将军”张克侠、何基沣策动第三绥靖区源自原冯玉详西北军的第59、第77两个军三个半师战场起义，都是这样。
这些起义，大都在其所在战略区改善战争进程发辉了关键作用！
1946年5月15日，孔从洲领导的巩县起义，代表了国军中坚决反对内战的正义力量鲜明的政治立场，同高树勋起义一样，这是对执意发动内战的蒋政权又一次严重的政治冲击。廖运周带着两个团和师直属队的战场起义，直接打乱了当时兵团司令黄维组织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的突围部署，致使包含国民党军“五大主力”、陈诚起家部队第十八军（整11师）在内的国民党第12兵团四个军（第10、第14、第18和第85军）被刘邓中野合围在双堆集。而张何领导的枣庄起义，直接促使国民党统帅部将黄百韬经运河西撤至徐州集结的作战计划破产，成败就在这关键的两个小时！由此第7兵团的五个军，除粤系第63军在渡河时已被击溃、军长陈章战死外，其他四个军（第25、第44、第64和第100军）被华野粟裕合围在碾庄圩，半个月后被全歼在此，是谓提前打响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二）在战争后期由地下党策动的起义。
尤其是在渡江战役前后，1958年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的王晏清率师长南京卫戍区“御林军”第45军第97师、刘农畯团长率空军伞兵三团、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轰炸机）飞行员俞渤的起义等。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委员会，这对解放军渡江后，打碎蒋介石军队建立的江南防御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战略决战前后，在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部队处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历史背景下的无奈之举。
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曾泽生第60军发动的长春起义，迫使郑洞国和新7军投诚，东北解放军最终兵不血刃解放了围困良久的长春。随后整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在朝鲜汉江阻击战中打出了威名，成为我军起义部队建设的标杆。
在平津战役初期，傅作义的基本部队第35军被歼，随后天津陈长捷部两个军（第62、第86军）在29小时内被解放军消灭，北归绥远和南撤海上出口被彻底封闭。这样，在北平城内外的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所属中央军系统和傅系军队25余万人接受和平改编，包括两个兵团8个军共24个师，即李文第4兵团的第16、第94军，石觉第9兵团第13、第31（青年军）、第92军和傅系第35（重建）、第101、第104 军。这些国军部队被统一整编为24个独立师并编入解放军。其中有22个独立师被编入野战部队：7个师划入华北野战军，15个师划入东北野战军。其中，东野的第38、第44、第45、第46、第47军各两个，第39、第41、第42、第48、第49军各一个（4）。
是谓“北平方式”，此外还有“绥远方式”。
在成都战役期间，在极短的时间内，国民党军胡宗兰部在川西平原先后起义投诚的部队，居然多达包括第16、第15、第20、第7（重建）、第3、第18（重建）和第5兵团（重建）在内的七个兵团。除随后叛逃的外，二野60万解放军居然需要改造90万国军！除少量补充解放军外，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外运出川去了浙江等地。
在平津战役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甚至对华北“剿总”统帅傅作义每日所思所想、情绪状态了如指掌，并都有详尽的情报逐日提供给西柏坡，当时地下党员傅冬就在他父亲身边开展工作。对此，这在《聂荣臻回忆录》有过清楚的记载。
与巨大的成绩相对应的是地下党组织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同战场上官兵的英勇牺牲一样，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地下党组织也曾付出过众多的惨重代价。南京雨花台、上海龙华监狱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就之地。我们所熟悉的辣椒水、老虎凳、竹签桩，都是这些被捕地下党员司空见惯并曾亲身经历过的。而一旦被捕一般很难重获自由，脱险之后也难以重新获得组织的信任。
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保密局就曾破获了多起“共谍”案，毛人凤的反共成绩超过了前老板戴笠。中央社会部直属北平地下电台被北平站破坏，由此波及到保定、沈阳、西安、兰州多地的中共情报小姐，西安情报组织领导人也被捕；孙连仲的保定绥署被撤销，作战处长谢世炎等五人被捕后牺牲。四川重庆市委《挺进报》被破坏并由此牵连到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由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小说《红岩》中传颂的“江姐”（江竹筠）故事就源自于此。中共台湾省工委系统因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后，在岛内“白色恐怖”中各地党组织派去台湾的情报人员有1100多人被枪杀。
我记得，三中全会后，曾任华东局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对地下党在革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核心观点就是要纠正长期以来对地下党历史贡献的偏见并为建国后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同志恢复名誉。
我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福建省委对中央候补委员、原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的“内奸嫌疑”案、原闽西南党的白区组织“红旗反革命”案的处理过程中能够有所体会。在胡耀邦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3）的支持下，时任福建省委项南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在全国范围内对类似积案如此彻底的清理，实属不多。
在1955年高岗事件后，党内曾经发生过潘汉年“内奸“一案。
由此中央对于地下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纯洁性产生了严重怀疑，涉案被审查的人员高达数千人。宋庆龄称之为“肃反都受到了我们的内部来了”。颇有一些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康生搞“拯救运动”时，被国民党高级情报官员唐纵在日报中称之为，我们派不进去一个人，但他们自己现在却乱的不行（大意）情形重演的意味！
根据曾经拿到向忠发叛变第一手资料、被陈赓大将称为“党的百科全书”的黄定慧回忆，这件事发生之后，长期领导黄在国民党上层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周总理，当时对此已经失去了发言权。随后在五七年的反冒进运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曾有过是否更换总理的议题。当然，他和邓颖超以及其他党内老同志当时就此所做的证词，对黄定慧的后期处理也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潘汉年“内奸”事件的起因是，当时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中央号召高级干部要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于是，潘汉年将长期积压在自己内心，四三年被李士群胁迫到南京会晤汪精卫一事写成书面材料，经陈毅转交给中央办公厅。
引发龙颜大怒，并批示“此人不可信用”，由此开始了内部肃反。
但经康生靠边儿站去任山东任分局书记后，时任解放军总情报部部长兼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龙，根据社会部历史档案整理提交给中央的“五条反证”，并未找出潘汉年涉嫌内奸行为的任何证据。在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这个问题长期被搁置，本人也在1963年假释出狱，被安置在京郊团城农场休养，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与另外两个副部长还曾到此探望。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被重新收监，重病后下放到湖南一座边远的茶陵县洣江茶场，1977年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并以萧叔安的名义下葬。这也印证了潘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搞情报工作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因为，“潘汉年冤案不仅是潘汉年个人的，而是关系到隐蔽战线工作的全局”（4）。
1976年，潘汉年夫人董慧的病情已经很重并坐轮椅了。她的二弟从香港来到长沙，准备将大姐接回香港治病，但她坚持拒绝了弟弟的好意。这位参加革命前香港银行家的大小姐说，为了寻求民族解放，我16岁参加革命。我要在这里等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当年董慧的表态，其实最真实地代表了中共地下党人对于自己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哪有什么没有一点其他色彩的纯洁性？毛泽东就曾讲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曾经在旧川军当过旅长的刘伯承元帅，就曾概括自己的一生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朱德元帅在滇军当旅长时还曾抽过大烟并在昆明购置个房产。因此，当年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狂潮中杀掉段德昌的理由，就是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太复杂，怀疑他会投蒋叛变。这纯粹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复杂人生经历的年轻人，非常幼稚然而破坏性极大的无稽之谈！这种人做到了蒋校长在战场上都无法做成的事！而贺龙元帅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大致如此！
阎宝航后半生经历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由此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
建国初期，在1952年实行干部定级后，领导干部包括军队干部的职务等级与现行体制大致相同，即省军级、专师级（地师级）和县团级在政府序列中分别对应部级、厅级和处级。每个等级一般分为正副两个级别，但军队干部还曾实行过正副准三级制。不过，在1965年取消军衔并实行干部降薪政策之前，军队干部较之同级地方干部的工资要高出20%。
建国前后，阎宝航在党内任职的起点就是辽西省政府主席即省长，同时还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至少是正部级干部。但在调中央担任正部级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却逐渐降级使用。这恰好发生在有关地下党出身的党员干部使用政策期间。这就不奇怪了！
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时期，曾经有过建国初期对使用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的“16字原则”的传言，其核心内容是降级使用、逐步消化。无论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干部政策，但随后的实践多少证明，应该是存在这个客观现象的。
                                   初稿写于2024年6月11日,第二稿完成于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