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防卫厅战史对方先觉的评价很有意思……
大概就是说……
方先觉如果再支撑一下，将是日军大败的局面……
类似于英帕尔战役的局面……
衡阳外围的日军也够苦，弹药打光了，士兵不多了，用石头砸冲上来的中国援军……
2、
8月6日，日本第11军重炮队终于抵达衡阳前线，也不多，带来了5门重炮……
当天用2门炮试射，很快就停止了……美国飞机过来轰炸了……
8月7日拂晓，5门重炮开始射击。美国飞机又过来轰炸，被日军战斗机驱散。
3、
日军炮击开始的几乎同时，方先觉发出愿意投降的信息；日军没有理睬，一定要方先觉本人出来投降；黄昏时分，日军看到面前白旗飞扬……1面白旗、2面白旗、5面白旗……白旗越来越多……日军没有理会白旗，继续炮击和进攻……21时，方先觉的参谋长举着白旗过来了；
8月8日凌晨时分，方先觉本人来到日军师团指挥所……胜负就在这一刻决定。所以，谢谢方将军……
4、
日军师团参谋长对方先觉说：
“中国有句成语，‘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又说:“人的肉体不过是个‘臭皮囊’，人生应有更高的意义。这些话，日本军人都认为是至理名言。”
方先觉没回应……
5、
衡阳之战，蒋介石将其定位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最后成了日本的斯大林格勒，方先觉扮演了保卢斯的角色……
6、
衡阳第三期作战最后阶段，与整个日本第11军（56个大队）交战的中国军队，约为45个师。
此时，第11军也不是全部在衡阳，而是分在湖南和江西的三个方向：
衡阳方面；耒阳安仁茶陵方面；萍乡莲花方面
总之，没理由把衡阳之战，看成方先觉的孤军作战。蒋介石为了救他，投入了13个师。还不算大量的空军支援和坦克部队。
7、
方先觉给蒋介石的电报：
张司令转呈委员长蒋。密。敬未空军投掷钧座电谕一，曾嘱令派队出西门搜索，侦察，相机恢复旧阵地等因。查本军自衡阳作战以来，因保于机密，对于人员伤亡，械弹消耗，未敢明晰呈报，兹以任务迫近，力不敷用，不得不沥陈于钧座之前。
甲，本军及配属部队参战官兵（军佐属、杂役兵除外）共计16275员名，截至午晧止，校官伤亡22员，尉官594员。士兵因伤、被炸、火烧、无药治疗而死及阵亡者共7898名，负伤5564名，现在实有战斗官兵二千余员名。因之阵地现有守兵，均为全部杂兵编成者。各司令部只准留传令兵十名秉办，伙夫、卫生队、担架余【？】均已加入作战。负伤官兵仅能放置于第一线附近。因无人输送，更无药治疗，除第一线守兵外，绝无控置部队。
乙，弹药除步机弹尚有少数外，炮弹、手榴弹已尽。号马二日虽空运一部，但为数寥寥。以上确系实在情形，其困难与危机可想知矣。
丙，围攻衡阳之敌距我咫尺，历历可数，敌对我之围攻监视并未稍懈。我曾几次派队搜索与侦察，均被击回。总之援军若不彻底击溃衡阳近郊之敌，本军绝无夹击该敌之力量。
衡，方先觉午敬未亲印。
（芷江空军第一路司令部代转。有0940印）
日本战史记载：
一部分敌军仍在城内进行抵抗，广部队正在扫荡中。
 企图使衡阳解围的敌军，仍在继续顽强反攻。同时配有坦克和高射炮的汽车载运的部队经祁阳—衡阳道路东进，今晨其先头部队已到达二塘（衡阳以西8公里）。
此外，截至8月10日已判明攻克衡阳的战果，以电报报告如下：
（注：该电报为第11军打给中国派遣军的，再由派遣军转电参谋次长）
总参2电第516号（8月11日）
致电：次长 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发出 转发旭参电第798号（部分补充订正）
在攻克衡州（指衡阳——笔者注）的战果中，截至10日已判明的情况如下：
1. 遗尸：约4100具，另有多数尸体已在作战期间掩埋。
2. 俘虏：军长1名，师长4名，军参谋长以下计有13300（包括伤病员）。
3. 主要缴获品：重炮，高射炮各1门，山炮6门，迫击炮62门，速射炮，机关炮各12门，重机机91挺，轻机枪429挺，自动炮7门，步枪3393只，中型坦克1辆（破坏），马61匹，其它尚有大量武器弹药，目前正在调查中，估计数字可能增加。此外，“卜”号作战开始以来的综合战果和我方损伤，另电报告。【来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湖南作战》，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第54-57页。】
8、
由于上述日本战史未公开当时双方的谈判条件，故出现了“光荣投降”说。
且由于国内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广为人知，国内影视剧均按此版本演义，甚至影响至今。
该说法来源于白天霖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白天霖实际是受方先觉之请，为自己“清白”。
关于衡阳城内最后发生的情况，白天霖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76-77页记载：“城陷之后，方先觉军长感公（指蒋介石）激励，犹复率部与敌剧烈巷战，直至力尽，自戕不及，为敌所俘。”
关于方自戕还有较详细的记载：8月8日晨，“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绝望关头，乃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敌兵已适时掩至。方军长及几位师长、参谋长与高级将领均被劫持，求死不得”。
白天霖一再强调方先觉自戕不及、为敌所俘，实际只是白天霖为方先觉等人甩锅手法。
就算方先觉真自戕，也不能否认他真投敌，将重点放在自戕，自戕不及，是不能成为方推卸真投敌的借口。
而且日本战史说的很清楚，早在8月7日黄昏，方先觉等人就派人主动与日本洽降，且在当天晚21时就先投降后谈判。
1944年8月8日降敌之后，第二天（8月9日），方先觉就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现在心境如何？”
方答：“过去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而恃巩固之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但结果终为日本军队神力所挫。”采访中方先觉再次提出飞往南京与汪精卫见面。
【史料来源于《方先觉将军投诚披沥对和运信念》，《申报》1944年8月17日，第2版。
9、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会战敌我伤亡判断表》《湖面会战国军伤亡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记载“被俘后遭杀者甚多”。
10、
既然提到方先觉，不妨再聊一个敏感问题：
方先觉是日本人的代理人吗？
其实这个说法一直存在。
郭汝瑰以及方先觉一些老部下的回忆文章，都提到过这个说法：日本人是故意释放方先觉，向蒋介石传达一些东西。
这类回忆文章，大都出自大陆的文史资料。所以常被视为“大陆对国民党的污蔑”……
我也不会说文史资料全都是事实。但方先觉这个事情，真的有可能。
要知道，日本发动一号会战，首要目标是歼灭美军在中国的机场，以阻止美军利用中国机场来轰炸日本本土。
但在攻占衡阳前后，这个目标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可以从群岛起飞去轰炸日本。
1944年底到1945年初，日本改变了对华战略。基本来说，日本希望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以腾出兵力来对付美国和苏联。
在中国战场，日本的长远计划是：放弃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山西、内蒙等地。将兵力逐渐收缩到京沪杭；山东；北京。
在京沪杭和山东，日军将抵抗美军登陆；在北京，日军将集中部队，去支援关东军。
但要实现这个计划，就要和蒋介石达成妥协。否则日军撤退，而蒋介石还要追击的话，就会搞得很麻烦。最佳状态下，日军希望蒋介石保持“事实上的中立”。
所以在这个时期，日本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传达：日军会把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山西、内蒙等地交还给你。但你也不能发起追击，否则日军就要回头打你。
日本也分析了蒋介石政权的内部关系。何应钦被视为亲日派，会支持与日军的妥协；宋子文是亲美派，会反对妥协；陈诚也差不多。即使蒋介石想和日军妥协，肯定也要避开美国的耳目。
所以，与蒋介石的联系，不能只依靠常规渠道（上海的商人和双面间谍）；最好是有蒋介石所信赖的黄埔系军人参与。
日本把方先觉看成黄埔系将军，视为蒋介石的嫡系。而方先觉刚刚投降不久，他在日伪当局的地位还没有完全确定，正处于一个定位模糊状态。由方先觉来充当日蒋之间的军事联络人，最合适不过。
从现有资料看（解密的蒋介石档案和蒋介石幕僚日记），日本和蒋介石进行此类接触，情况明显化就是1944年底到1945年3月。蒋介石档案甚至有明确记载：日军愿意将地盘交给我方，但我方不得展开追击。
而日军预定的计划，首先就要放弃广西和湖南。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就曾代理日本，向蒋介石传达了愿意交还湖南的意图（唐生明本人所证实的）。
更具体的军事细节，通过刚刚在湖南被俘的方先觉来传达，就更合适不过了。
综上所述，方先觉充当日本使者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结合这个阶段蒋介石和日本的私下联系，可能性很大。
蒋介石没有惩罚方先觉，也就不奇怪了。
11、
方先觉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成功“脱险”，蒋介石立刻接见，并留他吃饭，蒋纬国作陪，再颁布给他青天白日勋章，敲锣打鼓宣传一番。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是反对的，他认为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率残部突围，蒋介石却要枪毙他（后判两年），方先觉率部投降，怎么能算是有功呢？
12、
方先觉逃脱后，曾往谒蒋，当日蒋之日记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1944年12月 12日）
方先觉列在日后向古屋奎二提出当时情景：“委员长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回来啦，好，好，我每天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
三天之后他更邀方及其参谋长孙鸣玉和同守衡阳的第三师师长周庆祥晚餐。至此他己完全忘却他自己曾电嘱诸人不成功即成仁；他们也曾回电“来生再见”之誓言，更顾不得日军曾发表第十军悬白旗投降的消息。
在蒋看来，与他们相见既是悲喜交集、隔世重逢，他没有责成他们死事两次之理由。这种人本主义之作风诚为可佩……”
13、
史学界均认可其抗战功绩及投降，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真变节投敌。对此，中国台湾及日本的史学界及相关著作基本承认；而大陆方面则否认，国内影视剧，网络及媒体常常将方先觉等人投降，归结于吸取了常德保卫战教训，为保数千伤兵不被屠杀而“光荣”投降。
以上摘自朱世巍、后沙月光、牛戈、抗战史记等网络文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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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央日报》刊登方先觉的叛国谈话，全文如下:
日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今后之目的如何?
方先觉答:过去醉心于抗战,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更恃巩固的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结果终被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所挫折。余曾全力而应战，虽然败北,亦无遗憾。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今日目睹汪主席治下的实况，正适合余抗战之目标，今后决定参加和平内容，而尽力于新中国的建设。
问:对过去的抗战生活有何感想?
答:本人自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始为军人，为国效力。但鉴于八年来之抗战，节节后退,毫无进展,民众牺牲过大,尤其最近对“抗战救国”四字，到处发生疑问，不合本人之主旨处太多。人必择其主而事，今后必将本人之一切,献于英明之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
问:投降和运是否军长之意见?
答: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旣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问:今后之方针如何?
答:余乃一介武夫，虽不能充分表白个人之意念，然日军对于敌将，如此厚待,大义凛然，大恩不当言报，苟能得到日方谅解，则将携带避难桂林之家属及部下全体，誓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问:现在重庆将校对抗战将来的观察如何?
答:因事变之长期化,故重庆将校之间,鉴于抗战之矛盾,对抗战前途,亦多具同感，此须不可明言,而举动之轻忽，则可测其八九。因抗战而生活日趋苦恼,深信已无人相信抗战救国者,只是权威监视甚严，不得不胡乱从之而听凭天命了。
问:对于汪主席之信仰如何?
答:汪主席乃我等军校时之教官，故对其事迹知之甚详,如蒙允许,欲赴南京恭谒,借以面聆和平建国方策,并负荆请罪。
问:欲睹和平地区之实况否?
答:颇欲领会和平地区之现实，更欲作汉口及南京之行，如蒙许可，而有机会时，尙欲访问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