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在我国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分别成立了一个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而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对“四人帮”以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提起公诉以及做出审判。
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特殊情况众所周知,特别是自从1976年10月对“四人帮”主要骨干进行逮捕后,中央就着手安排调查组对他们进行隔离审问,经过数年的准备,其罪行、证据都已经掌握清楚,终于进行到了最后环节。
为此,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审判指导委员会,由时任政法委书记的彭真亲自挂帅,汇集了政法委、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的主要领导,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就是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
在伍修权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江青等人在受审判前后的身体、精神状态,其中江青依然“穷讲究”、张春桥是“心虚又故作姿态”、姚文元则是“刁”,只有王洪文在他看来是“精神完全垮了”。
实际上在对四人进行抓捕的过程中,王洪文是反抗最激烈的一人。当时是华国锋和叶剑英亲自坐镇行动现场,在怀仁堂实施抓捕。张春桥第一个被抓,随后就是王洪文,考虑到王洪文当过兵,又才41岁(当时张春桥59岁、姚文元45岁、江青62岁),身体健壮,于是警卫们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就动手将他架住了,以防他伤及中央领导。
当时王洪文十分震惊,不断挣扎,大声质问警卫们意欲何为,但当他被压入会议室看到华国锋和叶剑英时,就明白了一切。
6park.com王洪文顿时愤怒地挣脱了警卫员,竟然猛地冲向叶剑英叶帅,不过当时叶帅虽然已经79岁高龄,但多年戎马生涯让他处惊不变,仍然端坐不动,而反应迅速的警卫们也很快将王洪文扑倒在地,并将他甩手反铐。
因此再后来,王洪文受到的监管措施是最严格的。不过在4人之中,王洪文也确实有他的特殊性,因此从待遇上来看,中央还是给他了很大的优待,不止伙食费是机关的两倍,而且关押地周围的环境很好,也允许他的妻子定期探望。
从职务上来看,王洪文是“四人帮”中最高的,官至中央副主席,但江青才是他们几个中的核心,甚至可以说王洪文就是江青和张春桥一手抬起来的,因此王洪文对他们是言听计从,指哪打哪,实际上是四人中地位最低的。
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提醒他不要和江青等人搅在一起,但王洪文不听,直到被捕后才追悔莫及,心中对江青是带有怨恨的。因此在心情平复后,王洪文对工作组的审问十分配合,不过在交代问题时大多都推到江青身上,表示一切都是江青做主。
当然,审讯组也确实从王洪文这里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可以说王洪文交代的所有问题中,其中两个对收集“四人帮”骨干成员犯罪证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1974年时,“四人帮”将矛头对准周总理、叶帅和刚刚复出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同志,意图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于得知中央决定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的如意算盘落空,她恼羞成怒大闹政治局会议,与邓小平发生了争吵。
经过四人连夜密谋,王洪文乘飞机赶往长沙,向毛主席告状,歪曲事实,结果受到毛主席批评,当时主席为了再拉一把王洪文,要求他留在长沙住几天。结果烂泥扶不上墙的王洪文还是连夜赶回北京,与江青等人在一起大发牢骚。
再一个就是“四人帮”在上海组织反动武装的事情,据王洪文交代,在毛主席去世后,经江青、张春桥安排,王洪文亲自赶赴上海组织民兵武装,发放了7万多支枪、数百门炮和上千万的子弹,企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昭然若揭。
这两个问题的揭露成为收集“四人帮”罪证的重要节点,让审讯工作前进了一大步。不过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还是刻意淡化了自己的主观作用,把一切决定都推给江青等人,将自己摆在一个“工具”和傀儡的位置。
或许王洪文内心真的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将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也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参加最高法的审判时,王洪文拒绝了组织为他请律师,自己亲自上场陈述。
1981年初,经过最高法审理,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继续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个在文革中趁势而起,一飞冲天的“时代产物”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王洪文此后一直在监狱服刑,直到1986年因肝功能衰竭转到医院治疗,6年后病死在北京复兴医院,为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