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太平军两万余人，在大渡河畔紫打地陷入绝境，全军覆没，主将被杀，三军将士壮烈牺牲。文武兼备的石达开本来擅长军事，在出走天京之前，能征善战，屡战屡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天京事变后带领着太平军的精锐远征西南，又不受任何人的牵制，独立作战，又加上黔境遍地农民起义配合，太平军却始终没有走出低谷，最终还是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其原因，大概可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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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寇思想，缺乏稳固后方
与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的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石达开远征军也陷入流寇思想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最后，终因缺乏稳固的后方而遭灭顶之灾。他出走后，军事上已经变成流窜。当他自赣江沿岸南下时，大军直抵吉水，这显然不是去浙江的计划。在吉水遇阻后，被迫东进浙江。在浙江由于衢州久攻不下而奔福建，后经江西走湖南，似乎要进四川，在宝庆失利后又回广西。
曾国藩已经看出石达开这个弱点，说：“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弹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已经是“流贼之象了”。流动作战愈往后愈严重，到后来连石达开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到哪里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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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十二年四月初二日，石达开在给赖裕新的一封信中说：“缘昨连攻两城不克，虽未挫锐，而军威甚不振。若待整饬，必须会合各官兵，方可妥为铺排。为此，特仰贤弟时常侦探李宰辅、李柱国、除天燕外五队及中旗等队官兵，现今究在何行扎。一俟已查询某队确实，贤弟即要行文与彼。如该等在于必由之路者，务属其札候兄临；如在兄之左右行，则嘱其跟踪而来，听兄铺派，或取某处。总要互相联络，可以接应，方能言及”。
行军如此分散的情况，在“假道黔省”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从石达开进入贵州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几进贵州多属被迫，并非要立足贵州，他只是为了“假道窥蜀”，去四川立足谋事。在以后入黔的太平军也基本上是按石达开“谋四川为业”的主导思想，根本没有想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和打算，只是想借贵州之路而已。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从未把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作为太平军的组成部分而共同经营进行斗争。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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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太平军采取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在军事上没有牢固的根据地，这不仅给了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而且通过几进几出贵州，对本身力量消耗也很大。石达开出走后的这种流寇主义思想，使远征军东奔西走，长途跋涉，疲于奔命。
这样一支既无后方根据地，又无前哨据点，战斗力已疲，兵饷来源都成问题的图蜀孤军，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不顾当时客观实际，其失败是必然的。也正如罗尔纲先生所指出的：“石达开转战于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他的军队成为一支没有基地的孤军，作战上就处处陷在不利的地位。”这是作战方式的一大失误。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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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道黔省的战略失误
石达开远征军之所以最后败亡，与其“假道黔省”战略思想的失误也是有紧密联系的。事实上，石达开远征军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当时的西南，尤其是贵州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逐渐坐大，进而实现最终目的。也就是说，石达开当时正确的策略应该是“据黔图蜀”，而非“弃黔图蜀”。
其一，太平军进入贵州时，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已进入持续高涨阶段，出现了“全黔遍地皆贼”的革命形势。随着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进入贵州，也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并肩战斗，互相配合。太平军也给各族义军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太平军在撤出毕节时，留下了部分队伍协助陶新春镇守猪拱菁根据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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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猷还赠给义军不少枪炮，帮助义军修筑工事，训练攻击，防御战术，设置小型兵工厂，制造“石火轮”，建立守哨制度。1863年，李福猷部将李文彩转战到黔东，便与各族义军团结战斗，直到1872年牺牲为止。太平洋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互相支援，联合作战，这充分说明太平军与贵州各族人民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一致的政治要求。这是石达开在贵州建立革命据点的绝好条件。
人心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战争胜负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有了广大群众热情饱满的革命精神，有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军队就能克服一切困难，进而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惜当时的石达开始终没有重视和利用这一点。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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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困难与压力不亚于石达开远征军，他们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奇迹般地渡过大渡河，就是因为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才不致于成为石达开第二，取得了胜利。
其二，太平军进入贵州时，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已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面临着“饷兵单”的巨大困难。据史料记载，贵州到“咸丰初年，设防筹响，库帑已虚”，“库中存银似仅八十金，历任皆以八十金作移交，以其太少，未经动用”，“粮赋只十余万，故各省向例例年协贵州七十余万两”，“黔省赋税岁入不过十余万两，而岁出之数约百余万两”。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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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兴，各省协饷即停，贵州军饷捉襟见肘。贵州统治者连篇累牍地向清政府上奏，恳请各省协拨军饷，以系危局。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年至1870年，贵州奏请清廷催饷就有五十余次。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该省地瘠民贫，兵单饷乏，力诚非易……”，凸显了清朝封建地方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
贵州不仅饷缺难支，而且兵力亦单薄。同时，清军中广大士兵又不愿为统治阶级卖命，官兵时有反叛。当时的胡林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同治四年，张亮基也上奏说：“统计省中文武各员所部兵练仅二万余人，其间又将不尽良，兵不尽劲，加以资储两阙，冲锋冒刃之下，几于谋一饱而不能。以此二万饥疲之师，驱而分御数十处凶悍之寇，强弱异势，众寡异形，此诚不可措手。”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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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贵州地方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比远征军小，这正是他们借此图谋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却没有利用起来。其三，贵州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以贵州为据点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贵州地处山区，崇高峻岭，道路崎岖，义军的根据地几乎都建在山峦叠嶂，深沟陡壁之地，统治者鞭长莫及。如果石达开以贵州为据点，那将处于“出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
贵州虽然陆路交通不便，但水路交通却较为便利。黔东有清水江、锦江等流入湖南、黔北有乌江、赤水河注入四川，黔南有北盘江并与南盘江汇合注入广西。在水路为主要交通的历史条件下，以贵州为据点，“再图四川”，无论东出湖南，北图四川，南下广西，均为便利。东出湖南，扰湖南腹地，与天京太平军夹击湘军，使其腹背受敌。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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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太平军进可以攻，力所能及地可以占领湖南之一部分；退亦可守，且又有强大的苗、侗义军和黄号军相互支援；黔北是号军控制的地方，力量强大，是太平军北图四川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兵力所及，可以突破长江天堑，进窥“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太平军与号军联合，形成守势，川军亦难轻举妄动；与贵州西北接壤的云南地区大都受过李、兰起义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境内又有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可保黔西北无虞。
黔西南有张凌翔等领导的回族义军，足可御滇军袭入。黔省向来贫困，在部队给养上会存在一定困难，这可能是石达开不愿在贵州立脚的一个重要原因。四川虽富有，但那里的封建统治却饷足兵强，万难插足，并且当时影响极大的李永和、兰朝鼎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已趋入衰败，这就使远征军在四川失去了最有利的生存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贫困之局是可以改变的。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咽菜，九死一生，最终还是柳暗花明。如果组织、领导正确得当，太平军也可以克服困难的，渡过难关。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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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太平军的广大战士都来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求温饱而已，这就具备了战胜困难的主要条件；其次，贵州各族人民直接受到太平军的影响，人民群众基础好，这也有利于太平军克服给养上的困难；再者，太平军可以就食川楚。东出湖南，可取湘军粮草，北上四川，骆秉章可代为运输，这些都可以弥补军饷之不足。另外，贵州的木材、销、铅矿丰富，是清政府出口、制钱和造子弹的重要来源之一。
占据了贵州，既可切断清军这部分来源，又可供太平军之军需。事实上，石达开也曾在贵州办过兵工厂。贵州虽然土地较贫瘠，经济基础差，但亦可“且耕且战”，通过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来战胜困难。由上可知，石达开弃黔图蜀的前后，贵州有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天时、地利、人和均沾。封建统治阶级已朝不保夕。石达开本应先以贵州为据点，“再图四扰”。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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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整个形势将有利于太平天国革命，石达开的个人军事政治才能也将会得到更多更好的发挥，其本人及远征军也将为中国的农民战争史写下更加辉煌的一页。可惜，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石达开不能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订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也不能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更改制订的战略方案，以便主动、灵活的制敌取胜。探讨石达开入川的战略思想，可以使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三、革命趋于低潮，分裂难成功
石达开远征军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既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共同性，又有阶级的和个人的特殊性。但是，偶然性又不过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补充，阶级的和个人的特殊性终究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共同性制约。从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全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总对比来看，都不利于农民起义军，再加上农民阶级的弱点充分暴露，石达开终究无法和无力克服这些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而创造出奇迹来。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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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尽管当时的清王朝从鸦片战争后已进入江河日下的衰世，但还没有迹像表明清政府的统治已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其统治尚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尽管外战外行，但对全国的整体把握与有效控制还是力不从心的。关于这一点，从《咸同贵州军事史》中的有关评述可明显看出。对此，该书曾评述说：“贵州远在西南，建置较晚，地瘠而民贫。元明以来，因昧于地理知识，不知贵州所处地位之重要，不甚为朝野所注意。
有清中叶，对于贵州开拓建设较力，官吏之任用虽与各省无甚轩轾，然人与地实经考虑。其时，区宇混一，办公程序集历代之大成。虽咸同之际，幼帝尸位，全国鼎沸，各省军事，中央仍得例总其成，迄无偏废，曾不以其偏远而少之，此则当时之特点也，且对各省之批答与谕令，率能得其旨归，少隔靴搔痒之弊，而奖惩操纵具大受用，吾人于此不得不深致服于当时掌事者之明达矣！”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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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咸同期间，通过清政府镇压整个西南农民起义，尤其在镇压黔川境内的农民大起义来看，《咸同贵州军事史》中对清政府的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其间，西南各省虽偏远，且交通不便，信息难达，但清政府却能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使黔、川、湘、滇等省有限的人力、财力、军力得到较好的运用和配合，并最终各个击破，稳固了时局。第二、石达开1857年远征以后，全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总对比已逐渐发生了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性变化，不利因素在增长，有利因素逐渐消失。
从清政府方面来看，一方面，1860年秋清朝正式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不久便总揽江南军务，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勾结起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淮军势力进一步扩张，成为太平天国凶恶的敌人，予太平天国以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西方侵略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经过1861年北京宫廷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联合起来镇压革命。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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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无论在军事、经济方面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上都大大有利于中外反革命势力而不利于太平天国革命势力，主动权已握在清政府手里。从农民起义军方面看，1858年至1860年，洪秀全虽整顿、加强了中央领导，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等一批杰出人才，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通过1860年至1861年合攻武昌的战略计划失败，安庆亦失守。
尤其是1862年陈玉成牺牲，皖北战场瓦解，1863年进北攻南的战略行动又告失败，天京危急，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完全失去了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此时，农民的狭隘、保守、散漫、自私等阶级局限性，以及表现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享乐主义、迷信思想、纪律松弛和个人争权夺利等现象及战略上的死守天京等，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失败已成定局。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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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既造成黔川各族农民起义的孤立处境，也给清王朝集结大量军队和外国侵略势力来共同镇压黔川的农民军提供了条件，这就决定了此次农民革命失败的必然性。从全国的局势来看，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后，西南边远地区各族起义继续发展，这也是清政府绝对不能允许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得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又调集了大批的湘、川、滇、桂清军配合贵州清军和地主武装，向贵州各族农民义军和太平军发起疯狂的进攻。
四川方面，在湘军干将骆秉章为总督之后，四川的军政力量较前大为增强，可谓饷足兵壮。可见，石达开的失败，正是当时全国形势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根本变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下，众寡悬殊，敌强我弱。石达开个人尽管有天大本领，也无回天之力。况且，自石达开出走后，屡战屡败，其分裂行为也渐为将士不满，其失败的命运势所必然。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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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尽管我们可以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是事出有因而无可厚非，但也必须承认，石达开的出走与分裂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使太平天国革命又一次走入低谷，并加速了其走向灭亡。从石达开出走远征到其迅速惨败，再一次证明了团结就是力量，分裂主义难以成功的道理。首先，石达开的出走与分裂使他走向背离农民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时势造英雄。正是农民战争的硝烟熔铸着这位山乡知识青年，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农民军队统帅。
出走前的石达开站在时代前列，与整个群体一道呼啸前进，谱写了太平天国历史的光辉篇章。但对于只接受过低层次文化教育的石达开来说，他又无法摆脱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和自私，他不能正确处理同天王洪秀全及洪氏兄弟的个人恩怨与农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走向分裂。其实，石达开离开天京抵达安徽之后，摆在他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有回旋余地，并非只有孤军远涉险途。一种是他既安全抵达安徽，不妨等洪秀全醒悟；一种是如果他认为洪秀全及其兄弟不能和解，他个人暂不回天京也可以，甚至可以暂不同天京发生直接联系。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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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而且应该能在其队伍驻扎之地安徽施展才能，同当时正在和清军激战的其他太平军配合，打击共同的敌人。这对他来说应该不难做到，而且有利于缓和解决他和洪秀全及其兄弟之间的矛盾。然而，令后世遗憾的是他却最终选择了分裂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万劫不复。
其次，分裂行径使他处处被动，终至身陷绝境。离京出走后的石达开向全军发出布告，表白自己的冤屈与无奈，但却起到了动摇军心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公开宣称分裂。结果，跟随其出走者约有六、七万人，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整体实力。既然石达开走向了分裂的道路，那么他率领的军队实际上就成了孤立、没有后方的流寇队伍，也就难免陷入被动和处处失败的境地，其军事天才也因此黯然失色了。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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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由分裂主义思想和分裂行径引起各种矛盾产生和不断激化的结果。石达开出走后，情绪消沉，不时有隐居山林的想法。随着军事形势向不利方面发展，这种消极思想与日俱增，只是由于清政府到处悬赏严拿无处藏身才作罢。从此，石达开便由过去的积极主动的斗争变成了消极被动的活动，结果是理所当然得每战必败，这也势必加深了主帅与官兵之间的矛盾；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军事上几乎变成流窜。
由于盲目流窜，处境艰难，军中部分人在清政府剿抚兼用政策的引诱下，越来越动摇，甚至率部投敌。这使军中动摇、叛敌分子和坚强的抗清战士的矛盾尖锐化；由于石达开分裂出走后屡遭挫折，士气大受影响，个人威望日益低落，远征军离心离德倾向也日趋严重。于是，军中便出现了主张重返天京的呼声和行动。这样，主张继续分裂者与主张重反天京的将士之间的矛盾亦趋激化。以上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石达开的分裂主义和分裂行径导致的，也是酿成石达开悲剧的直接原因。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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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既然不能在分裂道路上悬崖勒马，这些矛盾就不能解决，其后果必然导致其内部分崩离析，终致全军覆灭。石达开个人的才能也无助于这一结局的改变，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抵销了他过去赖以依靠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使得他多次表现过的耀眼才华，在分裂出走之后完全黯淡无光。作为一位杰出农民领袖的石达开，在血与火的阶级博击中，他勇往直前，屡拯危局，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为时代的骄子，天国军民的希望。
然而，由于分裂主义导致了他在天京事变后走向分裂的道路，由于走向了分裂道路，使他丧失了赖以依靠战胜敌人的种种条件，最终酿成覆军丧身的悲剧。分裂行径不仅贻害了太平天国，也毁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分裂者。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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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石达开远征军有足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条件，但他没有抓住有利时机为已所用，只重视单纯军事斗争，不注意发展群众，组织群众，不顾主客观条件变化，一味地死板教条地执行已确立的策略。结果，盲动主义与流寇思想驱使着他们一步步走向绝境。
历史与现实的对应昭示我们：任何时代的个人与组织如果没有根据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变化来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战略决策；没有以民为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没有求同存异，以大局为重的整体观念，就不会在历史与现实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