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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六种贡献
 “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由一名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晚清对中国多次考察后，首先在其《中国》一书中提出，原仅指中西陆上通道。此名出现于学界后，一些学者以为古代丝绸不仅经由陆路运行西方，也通过海上航路。法国汉学家沙畹因此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绸有海陆两道”。之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以此为名，于1967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亦以“海上丝绸之路”之名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学界遂相沿成习，乃有此称。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辟与拓展，非由一朝一代完成，亦非由一地一方所主导。其航道的开辟及海上网络的不断扩展，获益于古代东西方人民的共同开拓。
秦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拓
   大约在战国时期，岭南地区与南海诸地已有海上间的往来。秦一统中国，于岭南设番禺、桂林、象郡三郡，辖地直达南海沿岸。汉代岭南或已通过越南中北部港口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建立了海上联系。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实物中的波斯银盒、中东玻璃器，表明其时岭南与中东间经印度为中转地的海上贸易航道已经开通。《汉书。地理志》即载录这时由雷州半岛或汉朝控制下的日南，经由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海岸黄支（今马德拉斯一带）的航路，并指出其时船舶往返一次需20余月。此时马来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航运中亦颇为活跃，他们的船舶向北驶达汉朝辖属诸港口，向西或已进至印度洋西岸。而印度人也在这时向东航行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其西向的船舶则已达红海港口和东非海岸。此前及与此同时，西方的埃及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波斯人在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水域已有规模性的航海活动。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拓
   西代末，陆上丝绸贸易的开展，使得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商人基本操纵了这一商业活动。为了能与中国直接进行丝绸交易，地处西方的罗马帝国寻求绕过帕提亚的海上通道。《后汉书。西域传》就此载道：“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约在1世纪中期，罗马人希帕罗斯于阿拉伯人处掌握了利用印度洋季风航行的方法。于是，经红海东航印度的罗马船只开始逐渐增多，他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成书于1世纪80年代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遂已谈到秦尼城出产的丝及丝织品经由陆路运至印度南部，再被海运至西方的史实。至2世纪中叶，托勒密《地理志》又讲到自中国都城秦尼，有一西南行的道路可通海港喀底格拉，李希霍芬以为该港即汉属的交趾。
两晋南北朝时的佛教传播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于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中、印两国僧侣往来频繁，当时来广州和建康（南京）的国外高僧、似乎都由海道入华。东晋时，高僧法显前往印度取经，后由海上回国。据其《佛国记》载，时印度恒河口的狮子国（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印度尼西亚爪哇），再至广州均有商人大舶。这些船舶除运输货物外，尚可载客200多人，乘客多为商人。商船一般“赍五十日粮”，因“常行时正五十日便到广州”。这时由波斯湾及红海诸港口出发的船舶，其东航停泊之地主要在南印度的泰帕洛班等港口。印度人仍在东西方航道上发挥着中介作用，他们于东南亚建立商业据点，航程通达交趾与广州。而自6世纪起，地处南海的室利佛逝，亦已建有颇具规模的海上军事力量，控扼了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他们改进港口，征收船舶过境税，一度控制着东南亚地区的航运。至唐初，印度人虽依然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但这一时期由海上来华通好的国家，较之以前增加不少。除南海诸国及印度外，尚有西亚、东非海岸地区的商旅。《通志》卷一九八载：“旧时所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拓
   唐代中期，地处欧洲与东方之间的阿拉伯（大食）帝国兴起。其时西域交通自“安史之乱”后，渐趋萧条，甚或衰败。故这一时期东西海上交通日益进步，西方商旅在与东方的交往中，多舍陆路而取海道。大食帝国所属波斯湾、红海沿岸港口遂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且由中东地区至中国的海上交通较之以往大为扩展，自红海、波斯湾直接航行到中国的路线亦已彻底开通。由巴格达，经波期湾东出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马来半岛，由南海而至交州，或广州、福建、泉州、或北上杨州的航线已成为海上繁忙的贸易路线。且随着大食帝国国势鼎盛，阿拉伯人将罗马人、希腊人、印度人排斥在东来的航运之外，而与波斯人共同垄断，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一海上通道。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5一912年）所著《道里邦国志》，详细记载了自波期湾的巴士拉航行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的航线、里程与时间。而《新唐书。地理志》则载录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路线、停泊港及日程，亦即由广州往南海，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到波斯湾的西向航路。唐代以前，中国船舶虽多有驶往印度，但进一步向西航行者，较为少见。自唐中叶后，中国船舶驶往波斯湾及红海沿岸的日渐增多，直至宋元不衰。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开拓
   宋朝承袭唐朝与五代时吴越、闽、南汉、南唐等政权的海上活动，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往来甚密。宋船与唐舶一样，远航至波斯湾港口，或已抵达红海。元朝也高度重视对海外的经略，并极力开拓东西海上交通。这时西向航行的中国船只多直接驶往波斯湾诸港口，并进入红海水域及东非诸港。可以说，元人基本控制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各国间的海上交通。大德四年（1300年），东非印度洋海岸的蘸八（今蒙巴萨桑给巴尔）和北非刁吉儿（今摩洛哥丹吉尔）使者泛舟远航来朝。据《经世大典》载，次年，元朝命答术丁由海道出使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等地，征取狮、豹等 物。同时又遣爱祖丁等为使，由印度洋入红海，继而前往刁吉儿购取豹子等稀奇之物。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世界影响
   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从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率庞大船队通使西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七下西洋，历经30余国。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沿印度南部海岸西行入阿拉伯海、进而到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岸；或由斯里兰卡南端，经马尔代夫群岛，直航于东非沿岸。郑和船队大规模的远航，虽使明朝与亚、非两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对中国的海上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航行未能超越前人船舶所至。
   由于穆斯林数百年间长期控制着自印度洋西端至东方的航路，致使欧洲诸国难以顺利通过传统的海道获得与东方的贸易，亦迫使其开始寻求新的通往东方的航路。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经加那利群岛，绕非洲南端好望角，由莫桑比克等地进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1511年葡萄牙人进古马六甲、乃对南海地区的海上活动产生影响，东西方海上贸易关系遂出现变局。1553年，葡萄牙人“借地”澳门。此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相继来华，中国与西方产的海上通道乃逐步由印度洋延伸至大西洋沿岸的欧洲诸国。
 
 
 
 
“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物质文明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亦称之为“陶瓷之路”
   中国古代海上输出物品，以丝绸、陶瓷为大宗。《汉书。地理志》所载海舶载运出境的“杂缯”，即各种丝绸。后因陶瓷易碎，陆路运输颇多困难。故其在海上输出物品中占据主要位置。自唐代始，陶瓷已是外来蕃商采购的重要物品，从长沙窑、龙泉青瓷窑、德化窑、到景德镇青花窑、漳州窑、潮州窑等，都有外销瓷生产。宋代中国制瓷技术业已成熟，精美的瓷器成为与丝绸并驾齐驱的代表性商品，亦成为中国的文化象征之一。近数十年来，发现于东南亚苏门腊海域的唐代大食“黑石”号沉船。中国闽粤一带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阳江“南海1”号、潮汕“南澳1”号，其装载货物无不以瓷器为主。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沿线所在国家交易的主要物品也是瓷器，故“海上丝绸之路”亦称之为“陶瓷之路”。
   中国陶瓷源源不断输往海外，也促进了沿线各地陶瓷制造业的发展。古代东南亚、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就因中国瓷器的大量引入促进了本国制瓷业的进步。同样，元明时期来自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青花色料、掐丝珐琅技术，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辉煌及景泰蓝工艺的产生。而17世纪的欧洲亦因受到中国影响，陶瓷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技术回流又影响了“广彩”新瓷器种类的产生。
古代海上输入中国的物品，则以香料为主
   香料是热带芬芳类植物和动物分泌的香胶，有止痒杀菌、祛腥除臭、清洁环境的作用。入于药用，则功效更多。其产地主要在东南亚、东非及阿拉伯地区。唐宋时期蕃商输入中国的香料，又称“南路货”。其中主要有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龙脑香、丁香、血碣、阿魏、没石子等，它们多被纳入中国的本草、方剂中。熙宁十年（1077年），仅广州、杭州、明州三地市舶输入价值30万缗的乳香。由于香料在海外输入商品中位列大宗，学者遂亦将“海上丝绸之路”名日“香料之路”。
   大帆船航运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欧洲崛起后国际贸易的重要特点，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金属制品等，经由新开辟的海上通道运向欧洲、美洲、同时美洲的重要作物如番薯、玉米、烟草、马铃薯、花生及白银等经由欧洲人输入到东南亚和中国，大大丰富并改变了东方的社会物质生活。显然，在古代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商品的互补性始终是这一通道活跃的重要动力与支点，而且这一贸易往来也始终处于互利、和平的氛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