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禹而有夏，有夏而有中国。夏是中华民族的根，华夏文明的源头，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即便是商周、秦汉、唐宋加在一起也难以与之颉颃。因此，郑樵在《通志上宰相书》中才会极力言之：“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水不会于海则为滥水，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不知夏禹不可言文明，不知文明不可言历史，不知历史不可言文化，不知文化不可言治世。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夏是否存在，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无夏无根矣，文明传承进入了真空期。
不知何时，大禹故事成了“神话传说”。一提到“传说”，人们会立刻持怀疑态度，“神话传说”的真实性更要大打折扣。于是，“夏”也莫名其妙的成了传说，一个美丽的神话。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言：“今天已经没有人想要完全排除下面这一可能性，即有关夏朝王室的传说并不仅仅是杜撰，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确切的结论。”

我们可以找到无数条有关夏的存在，疑古者却始终未能拿出一个能真正否定夏的证据。顾颉刚是疑古派的核心人物，他在1923年起就坚持大禹为战国后古书“伪造”，1926年在《古史辨》中又提出“禹是一条虫”。鲁迅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到1943年他却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陈寅恪讽刺说：“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九鼎传于三代，至秦，道亡鼎藏。
《禹王碑》碑文既不是商周及秦汉文字，更非天外来客，其结果只能是夏文字。《墨薮》说：“夏后氏（禹）象钟鼎形为篆，作钟鼎书。” 《息园存稿》也有记载：“禹精于治水，今篆体皆有流水形。”中国文字形成于夏，这一点可以从众多史料中得以肯定（详细内容见《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神龟授《洛书》于禹，禹是传说，《洛书》也自然是传说，又怎会现世而流传到今。大禹由《洛书》推演出《洪范》九畴，九畴归一而成《太极》。九鼎、禹王碑、大禹文化，是夏钉在历史上的铁证。



禹王碑

2900年前的遂公盨轰动史学界，其文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好，益干（？）懿干德，康亡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铭文之内容与《尚书》、《诗经》、《史记》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高度吻合，成为斩除疑古之论的又一利器。这些已彻底否定了顾颉刚“大禹为战国后古书伪造”之谬论，足以能证明夏的存在了。
周到秦汉，夏禹一直存在于史料与文物中。历时千年，全国各地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共同伪造了一个夏，且从未出现一个打假者，这样的概率亿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会有。一边极力鼓吹诸子百家之文是何等金贵，一边又说诸子对上古史之论是伪造，这种自打嘴巴之异象怪事也只有中国的学术界才能制造出来。
河南禹州有禹王锁蛟井、古钧台、禹妃庙，三门峡有禹凿：人、鬼、神三门，开封有禹王台；山东禹城有禹王亭；陕西韩城有禹门；宁夏有青铜禹迹；安徽怀远有禹虚；湖北武汉龟山有禹功矶；山西河津有禹门口。山西夏县禹王村有禹王城；河南许昌桂村小岗杨村有禹王城；湖南衡阳衡山广寺有禹王城。
湖北黄冈城区有禹王城；山东临沂市区有禹王城。以夏禹名字命名就有禹州、禹城。以禹命名的山则更多，河南禹州禹山、邓州禹山、汝州禹王山；江苏邳州禹王山、东海禹山；湖南华容县禹山；安徽淮南禹王山；山东淄博禹王山；陕西韩城禹山等等。以夏禹命名城市、村镇、山名、地名，所表达的是人民对大禹的爱与念。
历史上的禹庙有上万座，大禹成为了人们最信奉的神。这些同世代相传的大禹故事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融为了一体。疑古者对这些群山之铁证视而不见，仅以挂一漏万之举而疑古、否古，实乃管中窥豹之观。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不约而同的杜撰了一个夏，谁又能在全国人民的心里伪造这么热的爱与敬、信与思，种下那么多的真与善、大与美？很显然：“杜撰”与“伪造”都不成立。
质疑夏的根本原因是至今为止还没发现有关夏的文字。考古者梦想有朝一日若能挖掘出一个“夏”字，就可确定夏的真实存在了。始称夏为春秋战国造伪，周文有禹而改周造伪，若从不认识的2900个甲骨文中发现夏，他们同样会说商造伪。甲骨文没发现之前，质疑商朝的存在，甲骨文证实了《史记》关于商的记载，《史记》对夏的记载又岂能是造假。可以说，即便是挖出一个夏字或夏文字，也没人认识。《禹王碑》77个字，疑古者在它面前都是瞪眼瞎。疑古者几乎把所有古人当成骗子，其结果只有一个，疑古者才是真正的骗子。
考古是为了建设历史，中国的考古却成了疑古、否古者的帮凶，在找不到物证的情况下，上古史料“不足为凭”一概不信，这是在自断根脉，破坏历史。考古同用瓢量海，一瓢之水，不可言海，一物之证，岂可成史。中国是一个从未断代的国家，虽然上古史料由于历史原因而残缺不全，但史料是不会断代的。在中国历史这个大舞台上，考古只能是小配角，史料才是真正的主角。70年的考古，始终没能走出“禹域”，逃脱《尚书》《史记》。夏早已烙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如此等等，即便是坏了脑子的人，也不会说夏是杜撰的。至于春秋战国的个别人提出的与历史相反的观点，应与今之疑古者一样：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吸引人的眼球。而疑古者还有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迎合外国，搞乱中国的历史，搞乱中国的文化，搞乱中国的人心。这二点，他们做到了，并且很成功。疑古者成了名人、教授，各种名利纷至沓来，风光无限。大多数人、尤其是政府干部不假思索地认可了他们的观点，并坚定地认为，只有经过考古认证的才能相信，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搞乱历史文化的帮凶。当然，今人若此，并不奇怪，二千多年来的历史一直都是惑言者得天下，中国人民太善良了。


      人类最大的悲哀不是无知，而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而不知。龚自珍有句名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历史文化乃国之根脉，事关生死存亡！为历史拨乱反正，为文化拨乱反正，为文明拨乱反正，应摆在当前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这一点才是重点。只有驱散疑古之迷雾，走出考古之死胡同，才能走进历史的大观园，寻到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所有的问题，一目了然矣！
《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时，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共工治水四十年未果，鲧治水九年被殛于羽山。禹是鲧的儿子，并未抱怨尧舜对父亲的不公。面对生者寄之于丘阜，死者葬之于鱼腹，日月无色，山岳俱震的历史局面，他毅然决然的承担起了拯救整个人类的重担。“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孟子》）
劳身焦思，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史记》），“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吕氏春秋》），“烧不暇櫃，濡不给扢”（《淮南子》），开龙门，凿人鬼神三门，“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庄子》），“平水土，定千八百国”（《淮南子》）
晒得面目黧黑，累得腰腿成疾，手上结满了老茧，腿上脱光了汗毛，忍辱负重，三过家门而不入，十三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治水工程的巨大成功。这一伟大的胜利，弘扬并加强了中华民族自省、自侓，从集体、团结、协作本位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社会责任观。舜赞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尚书》）。司马迁曰：“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韩非子》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虎之劳，不苦于此矣”。大禹治水是在前人失败中取得的成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壮举，赢得百姓敬仰，成为中华民族人人钦佩的英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灵。这一伟大的胜利，弘扬并加强了中华民族自省、自侓，从集体、团结、协作本位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社会责任观。增强了人类依照自然规律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信心。大禹把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人类身上唤醒了所有的那些正义、勇敢、无我和仁慈。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大禹的遗迹遗址及流传的故事，这说明大禹的影响广泛。大禹不仅是涉禹城市的大禹，也是中华民族的大禹，甚至是世界的。大禹所留传下来的言行、理念、法制、文化等等，皆需要我们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想法，以大禹的精神来研究大禹，正确定位夏禹文明体系，应用好已知夏禹文化资源，拓展广度和深度，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体系，以达到文化回归、文化融合、文化发展、文化享受、文化消费和服务的各项指标，这都是需要我们潜心研究的，并且任重而道远。
但是除了“夏、商、周三代”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提法，古代中国，还有“虞、夏、商、周四代”的提法，所以古代存在虞朝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按照西方史学界的标准，只要有传说或孤证（例如当代土耳其祖先是中亚西突厥乌古斯人后裔的说法），基本可以列入历史的话，那么虞朝也是可以列入历史的。
据《韩非子·显学》：“虞夏二千馀岁。”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虞朝在中原大地存续很久，而不是只有一代50年。但是虞朝留下的痕迹不多，记载也很少，所以后世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夏朝之前明确被承认只有五帝，其余历史没有被司马迁选中；而秦始皇统一天下，焚烧或毁坏了很多历史书，所以很多虞朝的事似乎不可靠。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者都在十人以上，可见那时候还是很讲“政治道德”，尊重“天道”，不会轻易推翻一个朝代，不像后世曹魏开始，随便谁都可以称王称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政治道德”损毁惨重，帝王朝代像走马灯一样快速轮换。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如果这种记载正确的话，幕、禹、契、弃都是本族中最有地位的人。只是虞幕很少被人提及，所以鲜为人知。而禹、契、弃常被人称道。《国语·鲁语上》记载着春秋中期展禽的话：“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而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如果这种记载正确的话，那么虞幕还不是虞朝的始祖，其地位只和杼、上甲微、高圉、太王相当。《左传》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晋国的史赵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按照这种说法，虞朝的世系很长，其中最著名的是舜与遂。而瞽瞍也不是后人所认为的那样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