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熟知的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范仲淹、曾巩等闪耀在北宋思想天空的名人，无不受欧阳修的荫庇。正如秦观的评价：“惟我文忠，一世之师……如天有斗，如岁有春，四方以正，万物以新。”也就是说，欧阳修对于士人群体如星空之北斗。
较为发达的农业采掘业赋予了宋朝基本国力，使宋朝经济免于崩溃。宋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宋朝的农业蓬勃发展，在其南部与西南边境，不断开垦出来新的土地并进行耕种，逐一克服了山地与土地贫瘠的问题。在人口密集区域，旧土地得以重新开垦，一些边角土地被重新加以利用。引进了更优良的种子，尤其是引进了早熟稻（即占城稻。——译者注）的种子；水利灌溉和许多农耕先进技术逐渐从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经济落后地区。粮食、丝绸、茶叶与棉花的产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加工业产品（盐、铜、金、银、铅、锡、铝等）产量也显著上升，为整个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此外，煤炭与冶铁业的技术进步尤其引人注目。虽然不合理的税收以及一定的国家禁榷给产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宋朝经济仍在持续地蓬勃增长。加工业与制造业贸易繁荣，生产出大量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印刷品、漆器等。宋代的艺术品，尤其是瓷器非常有名，加之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以至于当时的中国逐渐发展出地区专业化的商业模式。

无论在集市、地方市场还是在地区与长途贸易中，商贸都在蓬勃发展。商品主要通过水路运往海岸线和海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信贷与银行系统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纸币的广泛应用，都促进了商贸繁荣。对农业社会来说，宋朝经济多元化与货币使用的广泛程度令人惊叹，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富足的社会（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变得日益繁华。整个北宋的人口大约不足6000万，都城开封与其他几座大城市均大约有100万居民。人口较少的城市居民在10万人以上。一幅优美的宋时画卷《清明上河图》（今天看到的主要是后世的复制品）生动展现了开封当时的面貌，画中河运繁忙，穿过虹桥可见店铺林立，艺人们给大人和孩子们表演各种技艺，小商小贩则在兜售杂货。街道旁边矗立着精英阶层雕梁画栋的宅院。在这幅画卷的背景中，可看到被隔离起来的规模宏伟的皇宫大内。可以说，这幅画卷从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都城生活。后来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大都市，蒙古的入侵并未给这座城市带来太多破坏。繁华的临安给马可·波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马克·波罗游记》中对这段旅程的描述，让临安惊艳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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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必然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它使得精英与普通民众更加接近，丰富了这两个阶层的生活。精英阶层对他们享受到的多元高雅文化倍感自豪，这些元素包括古典文学，以及吸收了大量流行元素的其他复杂的文学形式，如文学评论、创造性哲学、绘画以及其他精美艺术，此外，精英们在城市中还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和珍馐美味。
接触到精致生活的较低阶层的百姓被其深深吸引，许多人开始模仿精英的品味。而上层精英则认为城市中的大众娱乐生活充满趣味，尤其是戏剧和说书表演。通过这种融合，旧的阶层壁垒逐渐瓦解。因此，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统治精英中的士大夫便合情合理。此外，商人数量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他城市团体也逐步走向繁荣。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逐渐向小城市扩散。官员履新让宋帝国的偏远地区也可以接触到印刷书籍，甚至在偏僻的小城镇，贸易网络也在不断扩大，集市、市场、饭馆、酒肆以及茶馆的兴盛，各色艺人的游走等因素促进了这种扩散。简而言之，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文化在整个宋代社会的传播。
士大夫矗立在宋朝社会的顶点。在政治上，他们手握大权；在社会上，他们是不容挑战的精英；在文化上，他们还是领袖，沉浸在自身的文化中，以之为荣，也乐于不断努力使其尽善尽美。从经济角度看，大多数士大夫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很多人也是从相对卑微的阶层中通过不断奋斗才崛起。一旦入仕，他们将获得丰厚的俸禄与优待，在国家节日这样的特殊日子里，他们还会获得来自政府馈赠的礼物与各种奖赏。官员自身享受到的各种优待与补贴，除了封赠和价值不菲的致仕赏赐，还有惠及其家庭成员的其他优待。他们可将盈余的收入用于购置土地，而官员拥有的土地是免税的，当然也有一定限制。还有一些人入股亲戚朋友经营的生意。只有少数商人能够和最有钱的士大夫一样富有，但经商带不来声望。在宋代，身份地位主要来自官职，其次才源于财富。富商想要提高其声望的唯一办法就是结交士大夫，更好的办法是让儿子加入士大夫的行列。
【摘自：《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 刘子健/著 刘云军 李思 王金焕/译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