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报刊标题：朱可夫元帅在战争的头几天，约瑟夫斯大林和胜利的代价
发布于2020年5月8日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前一天。
（本人独家翻译并配图）
时间是代价。胜利后的75年意味着那场战争几乎没有赢家，这是那场可怕战争的见证人。为什么这么血腥？难道红军还没准备好进攻吗？胜利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发表了对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采访，该采访由俄罗斯地理学会瓦西里·佩斯科夫，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于1970年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前夕的采访记录。在《共青团真理报》出版社的许可下，我们再次刊登这位传奇记者（瓦西里·佩斯科夫）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材料。

原文标题：关于我们的胜利，与苏联元帅G. K. 朱可夫的对话 6park.com
1970年4月27日晚，我们约见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
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Georgy Konstantinovich）现在住在那里，我和APN出版社的负责人瓦季姆·科莫洛夫一起去了。他不得不就出版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反思》一书的问题进行磋商，该书由“Novosti”新闻机构以俄语和外语发表。我正准备为《共青团真理报》的读者进行一次与元帅的对话。
一条森林小路把我们带到了一座乡间别墅，周围环绕着云杉和白桦树。我承认，我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跨过了门槛，大堂的角落里设有衣架和摆放了一辆自行车，枝形吊灯的明亮光线透过略显敞开的门照入大厅。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热情地迎接我们：“来吧，请坐下...” 这位像当地农夫一样的男人看起来很期待，同时也很鼓舞人心。
在我们采访的开始，这是一个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在一旁的瓦季姆，带来了朱可夫的法文版书籍，这是他刚从巴黎收到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展示了一份关于卡卢加地区的小报纸。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战争和卡鲁赞斯一位高贵同胞的故事。人们认为，他家乡的报纸和朱可夫的法文版书籍都令人同样感动。
我们关于出版这次访谈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会面之前，我们以书面形式提前将一些问题转交给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然而他在现场对答中还回答了另外一些问题。
他非常细心。他听着，头微微倾斜，动作不紧不慢，平静，声音不大。他用右手一个几乎不明显的手势似乎来结束每一个回答。
在谈话间，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妻子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走进客厅，然后她的女儿玛莎也出现了。加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带来了邮件，把鲜花放在花瓶里。
在访谈开始前，我们谈论了新闻，闲聊了即将到来的假期。“我告诉过你最近去梅什切尔斯克地区的一次旅行......”
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已是深夜。 6park.com
（原文无图，译者选用1966年的上一次采访图）
采访记者：瓦西里·佩斯科夫 - 1970年4月27日 6park.com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自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对于我们的胜利，对今天的年轻人的意义，你有什么看法？ 
朱可夫：要理解我们胜利的意义，我们必须对威胁我们的是什么，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一切都受到威胁，我们生活的土地，法西斯主义者想要夺走它，我们的社会制度 - 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来说，这是实现他们统治世界的主要障碍; 我国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根据法西斯主义者的计划，被占领土的人口将被摧毁或变成纳粹帝国的劳动力。
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那时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它打败了，我们是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希望。1941年，世界屏住了呼吸：我们是能生存下来吗？还是法西斯主义者会在这里占了上风？对我们来说，这场战斗是最大的考验，是我们社会制度的生命力，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我们的经济实力，各国的团结。简而言之，1917年后（苏维埃）建立的一切都受到了考验。 
我们赢了。我军不仅把侵略者从我们的土地上扫了出去，而且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国家的威望在世界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地球上数以百千万计的人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胜利的意义。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每当我们回忆起战争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回到战争的开始。你是总参谋长。你对当时即将到来的战争了解多少？（1941年）6月22日早上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朱可夫：到6月中旬，关于德国准备与我们开战的情报已经积累了很多。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向斯大林报告的，但他对这些情报的态度却过于谨慎。 6park.com

6月21日，我接到基辅地区的电话：“一名叛逃者，一名德国长老，来到边防警卫面前。他们声称，德军正在进入这个的地区准备发动攻势，战争将于6月22日上午开始。铁木辛哥元帅和N.F.瓦图京中将和我立即去找斯大林，想要说服他有必要让部队处于战备状态。斯大林很担心：或者也许，德国人把叛逃者扔给我们，引诱我们主动挑起冲突?
6月22日晚，将军们发出的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已转交给部队。当晚，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会的雇员被命令留在他们的岗位上。一直以来，他们与地区指挥官进行着不间断的电话交流。晚上12点，从基辅地区传来，据报告，另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我们的部队中。他游过河，报告说：“4点钟，德军将发动攻势......” 
凌晨3点17分，黑海舰队司令员打来电话：“大量不明国籍飞机正从海上接近......”
战争！我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并要求允许开始报复性敌对行动。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答。最后他说：“来克里姆林宫......”
凌晨4点30分，铁木辛哥和我进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政治局的所有成员都已经在那里了。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一张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根烟斗。他说：“你打电话给德国大使馆......”，大使馆回答说，大使冯·舒伦伯格伯爵要求会面，要向他传达一条紧急通告......
问：所以，人们感受到了战争的临近。拖延使我国进入战备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朱可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确信战争不可能是现在，德军有可能在进行军队和装备的重组。他担心我们的行动会成为攻击的借口。要考虑到在当时困难的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对战前发展的动态作出判断，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英格兰和法国联合作战，他们全力以赴地将希特勒推向东方，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忧各种挑衅。但是，当然，谨慎是过分的。而我们，我们的军队，可能没有尽一切努力让斯大林相信这是一场近距离冲突的必然性。总的说来，有很复杂的客观原因预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巨大的精神压力。
问：这些原因是什么？
朱可夫：你不能用两个词来回答...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种局势的历史必然性来解释。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权衡一切，我可以坚定地说：国家国防工作的重点和主要任务都得到了正确的执行。多年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一切或几乎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人民和党特别努力加强防御，这需要一切力量和手段。
回顾那些年，我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惊讶。发达的工业，集体农庄制度，全民素养，民族团结，人民高昂的爱国主义，准备交接前后的党的领导干部......
这是一个大国防御能力的宏伟基础。但是，历史给我们和平的时间太少，无法让一切都按部就班。我们开始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完成。
在军事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内战结束后，我们没有生产坦克，飞机和通信设备的工厂。战争始于军队彻底重组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武器。然而著名的喀秋莎，T-34坦克，攻击机等等才刚刚掌握技术。希特勒知道这一点，并且很焦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对手。在那个时候，德国军队的装备要好得多，动员得更好，有军事经验，并且陶醉于胜利。德军的作战能力、各军种和士兵的教育和训练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的坦克和航空部队为战争做好了特别充分的准备。为了了解我军面临的敌人，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攻击的突然性也非常重要。一旦战略主动权瞬间落入了法西斯军队的手中，再夺取它非常非常困难。
然而，尽管（德军）取得了所有可见的胜利，但成熟的法西斯战争机器却停滞不前，希特勒的总部立即感受到了这一点。例如，以下是德国库尔特·冯·提佩尔史哥赫将军写道：
“俄罗斯人以意想不到的坚定意志与视死如归的斗志坚持了下来，就是这样，他们争取了时间，并从该国内地集结了新的反击储备，这些储备也比预期的要强大。敌人表现出了绝对不可思议的抵抗能力，即使他们被绕过并被包围了......” （他是）清醒地说？清晰而准确！
问：最高统帅部将你调动至战争中最紧张和最重要的地区。你能说出这方面有哪些战斗？
朱可夫：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之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1944年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战役，当然，还有柏林之战。我既要监督这些行动，也要代表总参谋部与前线指挥官一起参与准备工作。
问：你最记得这些战斗中的哪一场？
朱可夫：这个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莫斯科之战。这是战争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几乎每天都在莫斯科郊区指挥前线的战斗。从克里姆林宫到佩尔库什科沃的前线总部，我们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很难想象它有多近。战斗发生在年轻的莫斯科人现在冬天去滑雪的地方，秋天去摘蘑菇的地方......
这些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的日子。笼罩在首都的危险是空前的，有必要撤离最重要的工厂，一些国家机构和伏尔加河后面的外交使团。但党的领导依然在城里，国家防务委员会，最高统帅的总部依然在城里。（所有）能拿着步枪、铁锹、能站在生产弹药的机器前的人，都站起来保卫莫斯科。
我不记得哪一天在前线司令部，斯大林问道：
“你确定我们会保住莫斯科吗？我心里带着痛苦问这个问题。请诚实地回答，像共产主义者一样”。
我回答说：“我们将保住莫斯科...”。
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的每一个捍卫者都负有历史责任。
（发生在）莫斯科附近这一壮举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的武器弹药远远不如德国人。法西斯分子将主要的打击目标对准首都，（把他们）装备最精良的，经过挑选的部队投放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生存下来，直到预备队从东部匆匆赶来增援前线，我们当时承担了风险。在东方，我們还有一个危险的邻国——日本。但是没有其他出路。我们知道坦克和弹药的短缺尤其严重。现在很难相信，但是在莫斯科附近的战斗接近结束时，枪弹的使用规范已经制定下来：每天每枪一到两发子弹......
问：我们知道战争有多艰难。告诉我，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作为莫斯科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你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多困难？
朱可夫：我会用和1945年回答艾森豪威尔的回答一样。莫斯科之战对士兵和指挥官来说都同样艰难。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从11月16日到12月8日），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为了以某种方式保持精力和工作能力，有必要做短暂又频繁的体育锻炼，喝浓咖啡，有时在滑雪板上跑十五到二十分钟。当战斗开始的时候，我睡得很香，以至于我无法被吵醒。斯大林打了两次电话，（当知道我睡着了）他要求：“朱可夫睡着了，我们不能叫醒他......”

问：战争的转折点 - 斯大林格勒。这项重要行动的想法是如何诞生的？
朱可夫：包围保卢斯军队的计划是根据当时局势预判的结果。42年秋天，斯大林格勒成为一场激烈战斗的地点。在我看来，这只能与莫斯科之战相提并论。我军英勇地固守在那里，使得将后方的预备队调到伏尔加河成为可能，早就该攻击德军在该地区的集结了。这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已经通过了严酷的战争历练，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才华的人出现在他们中间，“大包围”的想法很可能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事实上，情况确实如此。在讨论在Stavka（总参谋部）的反攻计划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和我提请最高领导人审核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德国人的可能性，这将极大地转变成对我们有利的战略环境。斯大林认真听着，问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吗？”
评估了几天后，证明这是结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佳方式。该计划立即开始实施：侦察收集了有关敌人部署的最重要信息，抽调预备队，三条战线的庞大部队迅速形成包围攻势。所有这些工作都由总参谋部监督。

问：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你是否必须访问这些地方？
朱可夫：随着德军在伏尔加河上的突破，我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并立即（42年8月29日）接到命令，飞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总部。作为Stavka的代表，我参与了反攻的准备工作。这需要在斯大林格勒的我们军队总部驻扎，然后在莫斯科的斯塔夫卡驻扎。
（译者注：Stavka 在翻译中是“总参谋部”的意思，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从沙皇指挥部中恢复过来的称号。）
问：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军队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
朱可夫：当然。斯大林格勒之后，我们的军队变得像一把坚硬的刀刃，能够粉碎任何敌对的力量。库尔斯克战役精彩地证实了这一点。 
问：您能解释一下“库尔斯克弧”这两个词的含义吗？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朱可夫：这些话是在43年夏天开始使用的，当时前线稳定下来，我们的战线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之间形成了一个弧形突出部，类似于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向伏尔加河形成突出部的方式......
（译者添加上图，突出部深入到德军防线的腹地，很容易被德军（蓝色箭头）分进合击。）
问：库尔斯克战役和以前的战役有什么区别？
朱可夫：我会这么说：我们是有计划的。双方都提前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而且准备了很长时间。德国人认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显然他们错了。我们根据战略形势以及前线敌方布阵和人数的情报后进行全面分析，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库尔斯克弧线，德国人想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复仇。但是，在破解了德军司令部的计划之后，我们并没有逃避他选择的决战地点。我们当时只在一点上存在一些分歧：选择固守阵地守株待兔，还是提前先发制人对德军发起进攻？在仔细讨论了一切之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强大的深纵防御（长达300公里）更有利可图。让敌人在我们的阵地前流血，然后全力以赴地进行反攻。
战斗持续了五十天。在整个战争史上，这无疑是最大的战役。在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的田野上，有堆积如山的烧焦的扭曲金属。德国人在这里损失了大约1500辆坦克。我们的损失也相当严重，但我们赢了。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请告诉我们最高统帅部和Stavka（总参谋部）的工作氛围。
朱可夫：Stavka（总参谋部）它是战争的智囊团。士兵只看到了前线的一小部分，并在上面进行了他的军事工作。斯大林看到了战况的全局，在总参谋部所说的话激励了庞大的军队。不难看出，在总参谋部做出的任何决定所需要的智慧有多大。
根据需要，前线的指挥官都被召唤到总参谋部。所有主要军事行动都是在他们参与下制定的。反过来，总参谋部派遣其代表，拥有战时最高的权力，前往战争的决定性地区。因此，总参谋部让其代表尽可能地接近前线。 
当然，总参谋部代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根据“最高统帅指令”。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指令通常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制定和颁布。隔壁的房间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挂着世界地图。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与前线及时通讯的设备。
国家国防委员会成员，总参谋长，后勤部长经常去总部开会。通常，飞机，坦克和火炮的设计者，前线的指挥官都被邀请到总参谋部。
Stavka（总参谋部）中对每个人的报告都抱着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斯大林不能容忍不精确的汇报，特别是夸大的数据，他要求最清晰的，他对每个人都同样严格。但是，如果有人能有理据地跟他解说时，他知道如何去仔细倾听。

我总是看到斯大林的冷静和明智，但有时他会生气，在这样的时刻，客观性背叛了他。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抵挡住斯大林的愤怒，并当场反驳他。然而，经历了多年相处，我开始相信斯大林不是一个不可以接受当面争论，甚至表达自己坚定立场的人。


问：斯大林有没有和你谈过希特勒？
朱可夫：我记得有一次谈话。那是1945年5月1日的夜晚。我从柏林附近打电话给最高领导层，说希特勒自杀了。斯大林回答说：那完了，恶棍！太可惜了，我不能把他活生生地带走...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你如何看待党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
朱可夫：如果没有巩固的力量——党，我们祖国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我们祖国的命运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中所有最困难、最需要负责任的事首先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肩上。（共产党人）同时要兼顾在后方的工作，并组织生产！我不能不钦佩那些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所做这些繁重工作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1941年的6月到11月，来自受占领威胁的领土的1050多家企业被及时转移到东部并恢复生产。
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是建筑工地和大型工厂吗？来想象一下，飞机零件和工厂在一两个月后被运输，并开始在一个新的地方生产成品。然后从我国东部出发，不间断有携带武器和部队的火车（开到前线）。所有这些庞大的往返运输都是在极大的压力下运行着，一堆麻烦，混乱和冲突，但它是日夜不停地进行着，依靠的是服从领导和组织的力量。
这只是苏共肩负起的无数军事行动中的一个环节。我很自豪我能在这个团体中成长。
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是思想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对你的对手德国总部有什么看法？在计划行动时，你是否考虑到了任何特定人员的军事思想的性质？ 
朱可夫：德国人是否知道我们指挥官的战术特征，我不知道。至于我们，在战争初期，这种微妙之处是无法讨论的。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敌对双方的军事艺术水平的对比开始相等。当我军获得适当的经验，苏军指挥部获得必要的部队和手段时，它远远超过了德军指挥部，特别是在解决战略问题方面。
在计划下一次行动时，我们是否考虑到了敌人的具体身份（谁在指挥）？这很难考虑，因为任何战术都是由一个以上的人准备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例如，曼施坦因是一个勇敢而果断的人。模型也在计算，凯特尔是一个冒险家等等。但到了战争接近尾声时，德军的整体战略技能水平已经下降。它经常开始发生：你判断对手做出一个强有力的，有利可图的反击，而他却做出了最弱的举动。
如果我们笼统地谈论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的敌人，那么我不能同意那些认为德国武装部队的作战战略和战斗艺术不完整的人。我们当时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一个非军事问题。在你看来，战争中最能唤醒人们的人类情感中的哪一种？
朱可夫：战争中人类的感受都没有褪色。
我特别想谈谈在战争期间非常刻骨铭心的对祖国的爱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深深植根于我们各国人民的历史中。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一个严酷的时刻，我们记住了祖国和可以理所当然地引以为豪的一切。我们缅怀了俄罗斯伟大人民的名字，过去的伟大事迹和军事壮举。
问：在您看来，激励人民心灵的国家行为是否特别重要？
朱可夫：我想列举三点，在我看来，它们已经成为战争三个阶段的象征：
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的讲话中，当时他将我们国家迫在眉睫的危险真相告知了人民;
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游行激发了民族信心：尽管有各种困难和失败，但我们将站起来了;
1943年8月5日，莫斯科首次向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战区）致敬。（打到）柏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些激励下，最终的胜利已经显现出来。
问：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当我们的士兵将敌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并进入他们的领土时，如何能够抑制愤怒和报复仍然是一个谜？
朱可夫：老实说，当战争进行时，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决心对纳粹彻底清算他们在我们土地上的残暴行为。我们有神圣复仇的权利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克制住了愤怒。我们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国际感情不允许我们屈服于盲目的报复。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开展的教育工作和我国人民固有的慷慨，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问：你对盟国的帮助有什么看法？
朱可夫：这种帮助不应该被忽视。它当然发挥了作用。从英国和美国，我们收到了火药，高辛烷值汽油，一些高质量的钢材，蒸汽机车，飞机，汽车，食品。但这只是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小部分。 
问：你最看重士兵的哪些品质？
朱可夫：勇气！献身祖国！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重要的是要听听你作为一个父亲对年轻人说的话......
朱可夫：我相信年轻人在战争中做出了主要的牺牲。我们失去了多少美丽的年轻人！自战争以来，有多少母亲没有等到孩子的归来！从指挥所，我多次看到年轻士兵冲上去攻击。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当致命的金属味道渗透到空气中时，他们忘我地向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才刚刚体会了生活的味道。十九到二十岁是普通人生活中最好的年龄。一切都留在了前方...对他们来说，前方往往只有一个德军的地堡，喷出机枪的扫射。
在维斯瓦河上，我记得看到一个士兵在哭泣。原来，这名士兵说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刚刚死去的年轻中尉......以高昂的代价，我们得到了一个和平的宁静，有机会学习，去工作，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老一辈人，不会忘记这一点。重要的是，年轻人不要忘记。
我希望看到今天的祖国的年轻捍卫者吗？知识渊博而又刻苦。军队现在配备了最先进的装备。当然，学习这些，比我年轻时学习如何控制一匹马和挥动一把剑更难。但部队每次都为士兵设定了自己的训练任务。到了下一次战争时，你的同龄人已经掌握了操控坦克和飞机，现代的技术已经在年轻人顽强的大脑内化为力量。学习！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会袖手旁观。
我还想说，有了所有的知识，一个士兵还必需要有坚韧的精神和健康的力量，训练自己的耐力，学习游泳，跑步，野外训练。请记住，在任何战斗中，当前技术上的所有困难都将被健壮和坚强的人征服。 
问：你家里有没有珍贵的物品作为战争年代的记忆？
朱可夫：有很多东西。我把它送给了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最近拿走了我的三副跳棋和一件军袍。我刚刚给了武装部队博物馆一把手枪...
问：战争持续了1417天。那些日子中哪一天最焦虑，最难，最快乐？ 
朱可夫：也许最令人不安的一天是战前一天，1941年6月21日。1941年11月在莫斯科附近的几天非常困难。当然，最快乐的那一天，我代表柏林郊区卡尔肖斯特的军队和人民接受了纳粹德国的投降。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现在谈谈战争中最光辉，最难忘的时刻......
朱可夫：这大概是炮击柏林的开始......
战争的最后一击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奥得河岸边，我们集中了一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在攻击的第一天就发射了一些炮弹，估计有一百万发炮弹。为了立即击垮德军的防御工事，决定使用强大的照明弹，因此将攻击时间安排在夜间。
然后是4月16日这个著名的夜晚，没有人睡觉。我不耐烦地看着时钟，时间似乎已经冻结了。在开火开始前三分钟，我们离开了地堡，前往观察哨。在我余下的日子里，我会记得被春雾覆盖的土地。正好在5点钟，一切都开始了...喀秋莎发动攻击，两万多门大炮响起，数百架轰炸机的轰鸣声传来。三十分钟后，一阵猛烈的轰击，每200米就要向敌方发射140发防空照明弹。一片光明的海洋如雨点般落在敌人身上，使他失明，不让他们从黑暗中偷袭和攻击我们的步兵和坦克。这场战斗的画面极具震撼力。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
还有一刻，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上方，在烟雾中，我看到红旗飘扬。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一股激动涌上了我的喉咙......
问：你写《回忆与反思》这本书多久了？
朱可夫：差不多十年了。
问：你的书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你对此了解多少？
朱可夫：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友好的来信。有来自前部队的士兵，和那些从我们的故事中了解到战争的人的非常好的信件。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回复每个人。如果可以的话，在报纸上请写下我对所有来信者的衷心感谢......
问：你喜欢在度假时做什么？
朱可夫：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猎人和渔夫。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也许现在是向你们转达我的同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送给你的礼物的最恰当时机。这些是记录，在一个卡式录音带里有莫斯科地区鸟类声音的录音。在另一个，录有战时的歌曲。在这里你能说出几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吗？
朱可夫：我想，我的品味与很多人的品味没有什么不同：“起来，国家很大......”，“道路......”，“夜莺......”。这些都是不朽的歌曲！为什么？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的伟大灵魂...
问：在你看来，哪些人在战争中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朱可夫：世界各国人民在战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很高兴我生来就是俄罗斯人。在上一场战争中，世界各国与他的人民承受了许多损失的痛苦和分享了胜利的幸福。
问：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我们在胜利日前夕与你交谈......
朱可夫：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5月9日永远是神圣的日子，人们在精神上回到1945年5月。在那些春天的日子里，一个以许多牺牲者为标志的伟大旅程已经完成。我们人类的职责：在节日里互相祝贺，永远记住那些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那些在战争中倒下的人。
庆祝胜利，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人民的哪些品质有助于打败敌人。耐心，勇气，最大的奉献，对祖国的热爱。愿这些经受战争之火考验的品质永远伴随着我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恭喜你，亲爱的朋友们！
瓦西里·佩斯科夫 
1970年4月27日
（译者注：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佩斯科夫是一位俄罗斯作家，记者，摄影师，旅行者和生态学家。195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64年，他被授予列宁奖。在1990年，他进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500荣誉榜。在2013年， 沃罗涅什自然保护区，俄罗斯最古老的保护区之一，为了纪念他而正式更名。）
 
本文是1970年4月27日的采访记录。推荐读者观看B站上一个更早期的1966年的采访视频
朱可夫讲述莫斯科保卫战的初期的艰难状况，共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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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duangduang820于2022_07_17 8:18:5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