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国加入冲突的时间点各不相同。几乎所有情况下，民众对于本国参战的主流情绪都是恐惧或惊骇。不过就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初的反应大有不同，就像一个立陶宛人记录得那样：“那就像一束霹雳击中了立陶宛人：战争。多么喜悦，战争。人们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眼中含着泪水。每个人都感到自由的时刻近了。”
     德国人进入立陶宛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数以千计的民众把一束束鲜花扔向他们眼中那些来拯救自己的士兵们。一位观察者注意到，花束中明显缺少红色花朵。2但许多立陶宛人进行庆贺的同时，立陶宛犹太社区的反应就非常不同：“尽管立陶宛人群用鲜花欢迎德国人，但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关上百叶窗，放下窗帘，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考虑到此前发生在波罗的海诸国的事件，这两种反应都不会特别使人惊讶。类似的情绪在拉脱维亚，以及较小范围内——主要是当地犹太人口规模很小——于爱沙尼亚也非常明显。这些反应表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社区之间对于德国入侵的反响存在根本性差异；但两类社区之间的差异在大大加深，德国人将无情地利用这一点。“巴巴罗萨”开始几周前，有人听到立陶宛城镇普伦盖（Plungė）的一位农夫评论道：“德国人只要穿过边界，当天我们就能在普伦盖趟过犹太人的鲜血。”
     在一个不稳定且逐渐极端化的环境中，德国人引入了他们的新秩序之梦，要求征服或消灭那些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犹太人便位于那份特别名单之首。
犹太人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被屠杀的速度与规模，使得德国军队之前在波兰的活动显得只不过是一场前奏。这些谋杀由许多部分组成，部分由国防军执行，其他一些是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下的手，还有许多是特别行动队负责。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些不同的执行机构依次加以考虑会较为实际，不过需要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群体都是在相互重叠的时段内活动的。


     A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弗朗茨·瓦尔特·施塔勒克曾伴随先头部队进入考纳斯，去过立陶宛国家安全部（Lithuanian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的办公室，这些建筑是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的成员占领的。施塔勒克在这里做了一次呼吁对犹太人发起迫害的演讲，但因热心于此的人看来寥寥无几而感到失望。作为替代，他诉之于阿尔吉尔达斯·克里马蒂斯（Algirdas Klimatis），后者已经组织起一支约600人的准军事队伍，并参与过同撤退苏联军队的战斗。他不向立陶宛积极分子阵线或新近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效忠，而被证明乐于成为德国人的帮凶。他的部下6月25日开始攻击维利亚姆波列郊区（Vilijampolė）的犹太人，并把他们的行为扩散至其他城区以及周边区域。有关此次攻击受害者的精确数字存在争议。施塔勒克声称在三天内有约5000名犹太人被杀，但有观点认为施塔勒克或许故意夸大了被害者的数字。
在许多情况下，对犹太人的攻击确实是自发的，很少或不曾受到德国方面的鼓励——事实上，迫害似乎一旦开始就会快速传播到临近区域。多夫·莱文（立陶宛犹太人，大屠杀研究者）描述过立陶宛人是如何抢劫犹太人的房屋、攻击犹太人并强暴妇女。一个立陶宛人向莱文挥舞几份染血的护照，作为他杀死犹太人的证明。立陶宛游击队员佩戴着白色臂章，于是以“白臂章”（baltaraiščiai）广为人知。甚至在游击队员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不是所有戴白臂章的人都在积极同苏联军队战斗：
     一些人得到了枪并加入到为祖国而战的行列中，其他人则破门进入商店、私人住宅和被弃房屋，在那里趁一切机会把东西偷走、拿走，或是把它们埋进地里。
虽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攻击，但似乎大多数抢劫、殴打并杀害犹太人的人都佩戴着白臂章。一些游击队的领导者，比如考纳斯的于尔吉斯·波贝利斯（Jurgis Bobelis），尝试用自己的部下来制止这样的行为，他威胁要处决所有被发现涉及胡乱攻击的人。其他人就只是对此视而不见。许多领导者继续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不加区分，并鼓励他们的部下围捕所有被划入这两个分类的人。
     施塔勒克的别动队分成了数个别动指挥部，每个都有自己的行动区域。第3别动指挥部的指挥官是卡尔·耶格尔（Karl Jäger）。该部120名人员在小城普雷奇（Pretzch）的训练基地完成集结后，耶格尔了解到除领导这支别动指挥部以外，他还将成为德国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处在立陶宛的指挥官。RSHA的长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普雷奇以及柏林的一次会议上两次向耶格尔及其他级别类似的党卫队军官明言：“如果和俄国开战，东方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被枪毙。”
     克里马蒂斯及其手下完成对犹太人的第一波杀戮后，耶格尔和他的部队来到考纳斯。A别动队辖下第一个抵达考纳斯的单位是第1别动指挥部，现在该部将该地区移交给了耶格尔的人。耶格尔后来注意到，犹太人仍旧在城里面自由搬迁——这可能是在遵照罗克的指示，即犹太人隔离区的建立属于低优先级事项——他迅速采取措施建立起一个犹太人隔离区，并限制他们的动向与行为。先前的杀戮被用来为隔离区的建立提供正当性——耶格尔说明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护犹太人免受进一步迫害。这一说辞饱经实践，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国内就使用过。




     “在隔离区保护犹太人”的借口勉强持续了一天。抵达这座城市两天后，耶格尔便记录说有463名犹太人被“立陶宛游击队”杀害，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攀升至2500人以上。到1941年12月，已经有约22000名犹太人被处死，剩下约15000人在隔离区里。受害者名单被录入到耶格尔当年年底写成的一份报告中，还详细列出了地点、日期和受害者的性质，将其分为男性、女性以及儿童。报告还列举了维尔纽斯和明斯克的谋杀事件，而如果把后面的数字加入到考纳斯的被害者之中，数目便超过133000人。报告以如下语句作结：“今天我可以确定，我们的目标，即为立陶宛解决犹太人问题，已经由第3别指部达成了。除犹太工人及其家属以外，立陶宛不再有犹太人。”
     这些耸人听闻的句子意味着6月22日到12月1日之间，就有超过12万名立陶宛犹太人被害。耶格尔自己下手射杀了一些人，并确保他手下所有军官也照办。对此表现出迟疑的人均受到威胁。耶格尔本人看来是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他告诉接替施塔勒克成为其上级的海因茨·约斯特（Heinz Jost）说自己无法睡眠，并时常看到死去妇女和孩童的景象。这些感触似乎全然不曾影响他继续杀人的能力。耶格尔在立陶宛待了两年，之后被派回德国，担任多种管理职务。
     立陶宛的大城市以外，为方便杀戮犹太人采取了特殊手段。一个案例是哈曼流动指挥部（Rollkommando Hammann），这是一个机动杀人小队，包括不到一打德国军官和大约100名立陶宛人，后者主要是布罗纽斯·诺尔库（Bronius Norkus）“国家安全”（Tautinio Darbo Apsaugos，National Security）营的成员。1941年下半年，该部活跃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南部的50多个地点，造成9000余名犹太人死亡。耶格尔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单位运作所需的准备：
此类行动的实施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系统性地从每个地区消除犹太人的目标需要对每项任务进行周密准备，并彻底调查相关地区的普遍状况。犹太人必须被集中到一个或更多的地点。要以他们的人数为基础，认定所需墓穴的地点并挖掘。
本文摘自《巨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罗的海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