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6park.com五四运动起于1840年,在1949年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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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要从鸦片战争说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
当然,我不会长篇大论的说历史,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世人皆知,而是捋清楚历史脉络走向,用大历史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
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年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派出远征军队侵华,准备教训一下中国,顺便打开中国庞大的市场。
战争进行了2年,英国的总兵力不足两万,却让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吃了大亏,朝廷怎么都想不到,雄踞天下的中国,怎么就被英国蛮夷打败了。
不过有些人已经发现问题了,英国人的厉害之处在于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基本是大刀长矛,即便有些热兵器,也是鸟铳、红衣大炮之类的落后装备,远远不如英国的武器历害。
于是魏源等知识分子觉悟了,要想以后不挨打,就得学习外国的厉害之处,等中国都学到手,再反过来洗刷耻辱。
他在《海国图志》里说的很明白: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那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觉得只要有了外国的船坚炮利,那就一切OK。
这种思潮经过多年酝酿,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时代精英,等他们走上朝廷高位的时候,便开启了洋务运动。
简单来说就是派人到外国买机器、聘工程师,然后让他们在中国安家落户,让中国也有了一些兵工厂、造船厂、机器局等工业设备。
后来,饱读诗书的探花郎张之洞,还给洋务运动提出一套理论思想,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是三纲五常、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东西,高举“儒家孔夫子”的大旗,坚持“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不动摇。
西学就简单了,军工、铁路、开矿、发电等等,凡是外国的技术项目,都属于西学的范围。
中国第一代追求进步的精英,能想到的救国方法只有学技术,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同治、光绪年间的朝廷,也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星光大道上,充满了自信。
但是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被1895年的“甲午战争”摧毁,掌权多年的李鸿章走下历史舞台,他们这些老派人物怎么都想不明白,堂堂天朝上国,为什么败给隔壁的日本小兄弟?
老派人物不明白,更年轻的精英想清楚了:
日本能打赢中国,是因为日本除了办工厂造武器以外,还用了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甭管君宪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日本和欧洲国家都在用,效果非常明显。
于是,中国准备抄作业,让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维新,中国一直在做这件事,比如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改组六部、各省成立民意机构咨议局,代表们可以举手表决国家大事了。
支持君宪的中国精英,可以称为改良派,他们不赞成推翻现有制度,也不想损害自己的利益,只希望在旧秩序里修修补补,逐渐改变中国的命运。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不同意。
孙中山觉得,中国最大的制度问题是皇权,必须推翻皇权,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制度,如果皇帝继续坐在紫禁城,依然是权力最大的人,内阁和咨议局根本没什么用。
中国第二代追求进步的精英,最大的追求是改变中国制度。
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杨度、孙中山,都是走的这条路。
到了1911年,朝廷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大家以为改革运动要出成果了,都在翘首以盼,谁知道内阁总理+大臣共12人,皇族宗室就有7人,再加2个八旗子弟,在内阁里占了9个大臣席位。
这届内阁里汉人只有3个: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学部大臣唐景崇、邮传大臣盛宣怀。
“皇族内阁”刚出来,结果可想而知,朝野之间大失所望。
各省改良派才想起来,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对的。
原本朝廷是中国的最右翼,主张革命的孙中山是最左翼,改良派则是中间力量,现在朝廷不能满足天下人心,把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彻底推向主张革命的左翼。
力量对比就这样失衡,同年便爆发辛亥革命,各省纷纷独立,对朝廷再也没有半点留恋。
孙中山以前做过无数次武装起义,没有掀起半点水花,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就改朝换代,孙中山回国成为临时大总统,原因就在于,革命派得到中间力量的合作。
那些中间力量就是地主、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人物等等,他们才是数量最庞大的人群。
1912年以后,中国进入新时代。
延续几千年的朝廷国号,改成中华民国,皇帝成了大总统,六部尚书成了内阁总长,而且皇帝一声令下全国奉行的行政方式,也变成议会协商。
仿佛在一夜之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变成共和国了,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没什么区别,应该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吧?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的现代化、工业化,也可以慢慢的搞起来了,毕竟所有拦路虎已经搬走了嘛。
但是此后几年发生的两件事,再次打破中国人的自信。
第一件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做了一次,1917年张勋和溥仪又做了一次,短短6年时间,共和国里两次复辟帝制,让那代精英人物感觉非常魔幻,总有人想当皇帝,说明三权分立没什么用,效仿美国的共和制度也靠不住啊。
于是,追求多年的共和制度,很快就面临道路危机。
第二件就是巴黎和会了。
中国人以为剪了辫子,把帝制国家改造成共和国,便和世界发达国家一样了,他们一定会尊重中国人,并且帮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而且中国做为“一战”的战胜国,理所应当和发达国家并肩站在一起,收回过去几十年丢失的尊严和国土。
谁知道“巴黎和会”的大耳刮子扇过来,明明白白告诉中国人:
虽然你们改变了制度,但奴隶就是奴隶,奴隶的命运应该由主人说了算。
是的,欧美列强并不尊重走向共和的中国,甚至不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而是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手送给日本。
这两件事接连爆发,和甲午战争毁掉洋务运动一样,基本浇灭中国人改变国家制度的热情。
第三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突然明白了,除了技术和制度以外,中国要换脑袋,也就是改变脑袋里的思想。
如果旧时代的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继续存在,中国便只能在帝王、忠君和纲常礼教的圈子里转悠,走到穷途末路,就是北洋政府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
所以借助巴黎和会的时机,五四运动从学生的爱国游行,迅速转变成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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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发起的,而不是更有资源的官僚、资本家或者军阀?
可能有人说,学生精力旺盛啊、愣头青不知道轻重、五四运动本来是小事,无非是几十年后赋予深刻意义等等。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还记得中国第一代追求进步的是谁吗?
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都是晚清的科举知识分子,属于中国最高级的读书人。
相比掌权的八旗贵族,这批知识分子是进步的,他们的眼界也比较长远,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并且引导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第二代追求进步的是康有为、梁启超、杨度、孙中山和宋教仁,这批人受传统经典的熏陶很深,人到中年才转向西方学问,属于中西合璧型。
相比老派的科举进士,他们又是进步的,主导了清末民初的时代走向。
到了民国初年,中国需要彻底换脑袋,他们已经更不上时代了,毕竟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旧知识分子。
真正受科举经典影响较小、读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那年只有40岁,已经是年纪最大的人了,属于领导人物。然后是20岁出头的邓中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层人物,最年轻的就是17、8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这代知识分子的年纪相当小,没有旧时代的包袱,所以才能横下一条心来,彻底砸烂旧中国,然后用新思想再造新中国。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目的就是普及新文化开启民智。而那些青年学生们,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最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读过《新青年》。
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让读新式学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结合起来,重新塑造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从这个层面来讲,五四运动的起点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高潮。
所以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那批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主力,此后几十年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也是这批青年学生。
现在是不是明白“五四运动”多么重要了。
他们打倒孔家店之后,各种思潮在中国激荡,比如无政府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倒不是说这些思想是突然涌进来的,而是之前已经在中国了,只是除了个别知识分子以外,其他人都不怎么重视,更偏向于建设美好的北洋民国政府。
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决定换脑袋了,这些思想理论才被重视起来,有的信这个,有的信那个,中国各地都在思考争论,琢磨用哪种思想来改造中国。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大同学》里,就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俩是百工著名领袖,主要学术成就是聊资本。
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留学生们也翻译了20多种社会主义著作,称社会主义是光明奇伟的新主义,尽善尽美万世不易之道。
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和其他的思想理论一样,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推理论述,到底能不能用于国家和社会,谁都不知道。
你要是说可以,那么请问,证据呢?有人用这套理论建立起国家,并且让国家繁荣富强吗?
既然没有,你还坚持个毛?
但是1917年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大家都知道,那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导致世界上的气氛突然苏维埃起来。
简称,气突苏。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感觉很惊喜,既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成功了,那么在中国也能成功。
如此完美的理论,再加上俄国的成功经验,简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开始超越其他思想理论,成为最有可行性的一种救国方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中国知识分子要换脑袋,马克思主义也是第一选项。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高级知识分子,开始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处搜刮马恩著作来阅读,蔡和森也表示,现在要猛看猛译。
从五四运动到1923年底,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300多篇,远远超过之前几十年的数量,其中40多篇翻译自俄文。
青年学生们不太懂理论,更看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邓颖超在1957年回忆过:
“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只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我们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群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
理论结合实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显学。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我党,顺理成章的成立了,所以说五四运动催生了我党,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其他思想学说,始终是纸上的理论,除了资本主义以外,没有任何理论在任何国家成功过,更不用说让落后国家繁荣富强了。
当然,那些思潮并没有消失,只是彻底小众化,永远失去成为主流的机会。
于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国出现两种主流的思想理论,都想给中国人换脑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国。
这两种理论大家都知道: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他们背后的果党和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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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历代精英购买机器、改变制度、更换思想,唯一目的是救中国。
而救中国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也就是技术、机器、制度、思想结合在一起,让中国成为和欧美国家并列的发达国家。
再向下推,现代化又分为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四运动以后,两条路都很明朗了,一般来说,大家选择一条顺着走就是了,只要努力奋斗,总能完成目标的,对吧。
那百年前的中国人怎么选呢?
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显学,但大部分人的身体很诚实,用自己的屁股选择了资本主义。
我们在文章第一段里说,清末有一个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他们普遍有自己的产业,不太喜欢暴力革命,因为暴力会产生动荡,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影响赚钱的速度,严重的可能会家破人亡。
所以改良派组成的中间力量,一直和朝廷合作,准备把中国弄成君主立宪国家,这样可以安稳过度,慢慢进步。
直到发现朝廷吃独食,不给中间力量分配利益,这才一怒之下支持革命党,推翻皇权和朝廷,两派力量组成中华民国。
其实这个中间力量一直存在,从来没有消失过。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道路已经选定,他们必须选择一个站队。于是中国的政治倾向有点类似于1912年:
主张暴力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党,成为中国的最左翼,新文化运动里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这一边。
主张用现有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进行一定程度国家改造的果党,站在中国的最右翼。
而延续下来的中间力量,更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毕竟谁会和自己过不去呢,新文化运动里的胡适和蔡元培,站在这一边。
这样的政治力量分布,在两党合作的时候威力非常大,因为两党走在一起,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间派,也必然和两党站在一起。
1920年代的北洋政府,由于连年打仗失去政治信用,已经没人再相信一帮军阀了,而且没钱没道路的北洋政府,也不能带着大家发财致富啊,谁吃饱了撑的站北洋政府?
接受苏联援助的北伐,基本上势如破竹。
不管打到哪里,都有地主和商人组成的中间力量欢迎,颇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意思。
北洋政府迅速垮台,走上清廷的老路。
但是北伐成功之后,怎么办?所有人都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毫无疑问,以蒋介石为首的果党一派,选择了资本,于是1927年4月12日举起屠刀清党,给欧美和江浙财团送上投名状。
胡适、蔡元培、商人地主等中间力量,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他们对蒋介石充满希望,觉得蒋介石能带他们走通资本主义道路。
我党变成孤零零的一极,牺牲非常惨烈。
而1:2的政治力量分布,进一步导致红军在此后10年的惨淡经营,因为那时候的红军和我党,在中国政治上属于被抛弃的一方。
但是中间力量很快就失望了。
不管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想现代化就要完成两个历史任务:驱逐列强摆脱殖民、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
这两个任务是改造中国的前提,否则就谈不上现代化和工业化。
欧美列强不会允许落后国家发展,他们想要的中国,是有一点工业基础,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水平,能够消化他们过剩的工业产品。
换句话说,做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倾销市场,一切OK,再想往上走,他们就要用卡脖子或者战争的手段,来打断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
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不改变土地关系,农民永远被困在一亩三分地上,即便办起工厂,也没有足够的工人,更不会有消化工业品的国内市场。
不管哪条道路,都要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
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以后,根本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要求,不是围剿红军,就是在和其他军阀打仗,导致中国没有一天安稳日子。
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以及驱逐列强摆脱殖民,更是没影的事。
这样的民国,资本家极其不满意。
而且蒋介石在1943年写了《中国之命运》的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表示中国的两条路都不走,也就是说,他不准备用这两种理论来换脑袋。
那他走什么路呢?
只能是开历史倒车,回到已经被打倒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旧世界去。
他经常用曾国藩语录教育部下,其实就是在不自觉的回到晚清,自己做一个果党的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取外国支持自己的地位,挺好。
历史给了蒋介石20年时间,他都没有完成五四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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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果党掉链子,那我党就要辛苦一下,先给果党擦屁股,再来干自己的活。
正如列宁说的,俄国工人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
百年前的中国也是这样,在国家大事面前,革命主体的农民和工人,更喜欢吃饱肚子、有稳定的收入。
即便想给我换脑袋,也得等我吃饱饭再说。
而且土地改革释放劳动力,是为工业化服务的,中国都没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你释放劳动力有什么用?那不是闲得慌么。
苏联派到广州的鲍罗廷曾说:
共产党要给国民党做苦力,通过大革命让资产阶级掌权,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你们再来革命夺权。
也就是说,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培养起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再动员起工人阶级,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27年蒋介石不是清党了嘛,不和我党玩了,毛泽东和同志们没地方去,便转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并且在可能的时候,逐渐完成驱逐列强的任务。
相比掌握政权的中间力量和果党,他们换了一种玩法,就是先释放劳动力和驱逐列强,等完成两项历史任务之后,再来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
就像前文说的,在果党和中间力量的挤压下,10年红军时期是惨淡经营,而且王明和博古的领导能力很幼稚,完全没有争取中间力量的想法,就知道猛打猛冲。
直到长征之后,毛泽东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明白团结大多数,到底意味着什么。
于是他在党内团结了多数同志,到陕北以后,制定了合理的统战政策。
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有太激烈的土改行为,逐渐团结了一批开明绅士、民族资本家等中间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真正让我党迎来浴火重生。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抗日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谁举起抗日大旗就占到道德制高点,谁不抗日就是民族败类。
于是积极抗日的八路军和我党,很自然的积累了声望,并且在抗日的大旗下,和中国政治的中间力量,展开一系列亲密合作。比如在舆论上互相声援、民族资本家给八路军捐赠物资、开明绅士给地方政府建言献策、青年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等等。
经过八年抗战的亲密合作,再加上对蒋介石的失望,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党已经争取到相当大的中间力量,能和果党大决战了。
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
如果和10年前一样孤零零的,蒋介石会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恐怕是直接调兵“围剿”了,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了,蒋介石不久后还是主动开战了,但至少在1945年重庆谈判前,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和实力。
这些声望和实力的背后,便是在抗战期间积累的,以及中间力量的合作支持。
中间力量倾向于我党,根本原因就是,放眼中国,只有我党能完成驱逐列强、释放劳动力的任务,而完成这两项任务,对他们是有利的。
有利的地方在于两点。
第一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国内环境,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能够安稳生产,努力赚钱养家。
我们也可以说,我党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
第二是我党的开明政策,可以吸收他们进入政府里,参政议政,发表自己对国家大事的意见。
其实不论是驱逐列强、释放劳动力、适度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吸收中间力量,都是必须要走的,想直接跨过去,基本没可能。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做《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便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得可怜虫。”
9年后的山河大变,就证明了他的论断。
到了1945年,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成熟,在《论联合政府》里再次说明:
“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而且毛泽东也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有自己的条件: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正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证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结束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
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五四运动的延续。
到了1949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后推翻国府,废除一切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再加上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我党基本完成两大历史任务。
同年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开了政协会议,举办了开国大典,真正实现了左翼和中间力量的大联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此时就算成功了。
再过几年,走完革命进程第一步的新中国,开始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从此以后,中国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有了苏联援助的工业技术,中国人民也有了社会主义的脑袋。
那些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五四运动,此时才算落下帷幕,中国开启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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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顾五四运动,最直观的记忆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热血沸腾,愿意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
承上启下救中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那代青年知识分子也很牛逼,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这种历史机遇,不是每一代人都能遇到。
但他们在百年前的爱国热血,给后代青年留下一份最大的精神遗产: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