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的头十年，西来的思想、西来的服饰，成为行为举止、穿衣打扮的参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进来了；「异化」概念进来了；喇叭裤进来了，牛仔裤进来了，西装复苏了；女子的大腿露出来了，小蛮腰露出来了，脸上涂脂抹粉了，头发也烫卷了……然而，意识形态的保守与开放的矛盾，还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游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个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摆脱与政治的干系，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满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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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舞，跳起来吧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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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除夕夜，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大会堂这个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举办了一场联欢舞会。舞会上的细节，比如参加者的衣着打扮，文字记录不多。倒是电影演员盖丽丽跳华尔兹的摇曳舞姿，与男舞伴的脸贴得那么近，事后被人津津乐道，因为在众目睽睽下缠绵柔软的身体，激活了人们久违的闲适心境，还有隐隐的不可名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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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舞禁解除。一时间，跳舞成为风尚。城市繁华街区，舞厅的牌子当街悬挂，随处可见。不愿花钱去舞厅，或没有场地，也无妨，处处皆可是舞池。胆大的青年在公园跳，在广场跳，在郊外跳，跳交际舞，跳迪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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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观察》杂志记者李晓斌注意到，在颐和园露天跳迪斯科的青年，居然是穿西装，戴蛤蟆镜，脚蹬北京懒汉鞋。他们摇摆的身体，引来众人围观，其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1979年的北京人对摇摆舞还是比较忌讳的，围观的人特多，说他们不是正经人，他们是资产阶级。观众虽然一方面很反感，另一方面却被他们所叱责的东西所吸引，一个个眼睛看得直直地挪不开步子。其实他们的批评未必真的都是在批评，而大多是以批评的方式，用当时政治的眼光来表达自己的好奇，甚至是表达对那种时尚的欣赏和对先行者的妒忌。[1]李晓斌：《变革在中国：1976-1986》，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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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八大处公园跳迪斯科的青年是勇敢的，因为扭屁股的迪斯科依然构成了反叛的一个符号。王文澜摄/提供

然而，身体的摇摆解放而拘谨。舞者虽然跳着西来的舞蹈，穿着西来的服饰，举止和神态看起来还是旧时代特有的警惕。应该说，八十年代初期，甚至到中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西方仍投以乜斜的目光，持有复杂的心态，有些敌意，有些爱慕，也有些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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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民间男女小心翼翼地，在舞厅，在露天，跳舞跳了一年，风向陡然转变。


1980年6月，公安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禁止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跳交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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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堂舞池内，北京的郊外，那些欢愉而谨慎飞转的高跟鞋、喇叭裤很快就遭到了批判。《通知》出来后，少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聚集跳舞了，但舞步却没有停下来，转入了私人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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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导演凌子峰在家举办舞会庆祝。凌飞摄/提供

1984年，舞厅又逐渐开了。据新华社报道，这一年，北京批准了四家舞厅，但只准许外国人、留学生以及华侨入场。随后，北京的邻居天津，搞起舞厅试点，领了风气之先。跳舞很快又成了时尚。

1985年，不少机关单位学校，每逢节假日，也开始搞起了舞会。舞会多在食堂举办，餐桌餐椅往四周挪开，就是舞池，有些食堂还会在地上撒盐，让那平日里油腻的地面能配得起华尔兹舞步。参加舞会者众，有民国过来的老者，有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年轻人，有本单位的职工，还有外单位的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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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福州市展览馆（现为于山堂）在全市最早开办舞厅，日日吸引


众多跳舞者。林振寿摄/提供

西方宫廷的交际舞与迪斯科交错进行，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港台歌曲伴奏下，躯体僵硬，舞步笨拙，常常踩了舞伴的脚。曲终，男女双方飞快转身，各自离开舞池，好像不认识，好像也为刚才在舞池中的勾肩搭背而觉得些许羞赧。年轻的男舞伴更是不懂得一支舞曲后，应该送女伴回到座位。参加舞会的人，衣衫也是随意的。

机关舞会一般是金秋国庆、隆冬春节举办。跳舞的人，把外套脱了，随手堆放在桌椅上，穿着毛衣毛裤老棉鞋，跳华尔兹，跳迪斯科，努力踩上节奏，音乐的，时代的，在旋转灯光的照射下，笑容尽管还有一点点拘谨，却是发自内心的。







喇叭裤！蛤蟆镜！

今夜只跳迪斯科！




喇叭裤风波1979年，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尤其是文艺青年，穿起了喇叭裤：裤腿上窄下宽，形似喇叭，裆短腰低，紧裹臀部。按裤脚尺寸大小，喇叭裤有大喇、小喇和微喇之分。大喇裤脚张开，最大可有二尺。裤长覆住鞋面，露出鞋尖，在鞋底与地面之间摇曳。这个六十年代从美国兴起的裤装，为中国后来颇成气候的亚文化留下了第一道印记。青年们穿喇叭裤的同时，还戴太阳镜。由于镜片大，形似蛤蟆，太阳镜就得了"蛤蟆镜"的绰号。蛤蟆镜的商标故意不摘，留在镜片上，在最不起眼的细节上，也要做到与众不同。




急于倾吐与众不同的情绪，青年人还把三洋牌双卡录音机引入他们的装扮，有事没事都拎着。此时此刻此地，来自日本的录音机携带出一种西方与东方、我们与你们的双关含义：它既是西方物质文明的符号，又是出现在东方文化语境下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


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带着"宠物"--双卡录音机，常常聚集公园，录音机高放港台音乐，踩着音乐节拍，扭腰甩胯，跳着完全不合规范的迪斯科、交际舞。这场景活像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对他朋友们的描述，"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先行者常常是不幸的。有人斥责青年人公开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他们的衣着打扮标签化，打上"社会不良青年"的标记。喇叭裤也遭到批判。这个上小下扩裤装，把男人女人的臀部、腿部的线条表现得淋淋漓漓，在一些人眼里就有了色情之嫌。于女人，于男人，身体都是不可赞美的，胸部、臀部、腿部更是不可随便张扬。青年人喇叭裤没穿几天，大家就发动了舆论攻势。1980年，天津《大众生活报》发表文章称：

当下某些时髦青年，头发留着大鬓角，唇间蓄着小黑胡，上身花衬衫，下身穿着喇叭裤，足踏黑皮鞋，手提放着邓丽君甜蜜蜜情歌的双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今年，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
各地方动员起来，团员、青年上街纠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裤。
若是遇到不听禁令的，可以动剪子强剪。



戴蛤蟆镜拍照的女子。王文澜拍摄

然而，主流的斥责声从反面表明，青年人试图挣脱社会秩序限制的反动，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因为主流社会感受到了他们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喇叭裤、蛤蟆镜以及双卡录音机，一起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谱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叛逆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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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这东西，无论在大都市还是小城镇，对年轻人都具有永恒的魅力。戴上蛤蟆镜拍照，是时尚的一部分。王勇提供

有意思的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男人很容易给人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自家女儿找对象，一看小伙子蓄长发，穿喇叭裤，父母很难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

1979年，某歌舞团的手风琴手，乘坐贯穿北京长安街的1路公交车，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车，企图混票。他回忆说："售票员是女的，本来没发现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裤，梳个大背头很惹眼，可能她觉得我看起来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还要带我到公交总站处理。"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总站的路上，这位女售票员忽然对他说："
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结良缘》中的男主角。长那么好看，为什么穿得像个小流氓。下次出门别穿喇叭裤了。你也不用去总站了。
"看来，在这位售票员眼中，逃票这个相当于逃税的行为，远不及穿喇叭裤恶劣。结果，车到王府井，售票员就让他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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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学校的学生，也穿上了喇叭裤，蓄了大背头和披肩发。反对者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说喇叭裤不符合国情，改革开放只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绝不允许模仿西人的生活态度。喇叭裤在反对者眼中，是令人难堪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标记。


对喇叭裤持理解的一派反驳说，动辄给非主流的服饰贴资产阶级标签，只能说明贴标签者内心的脆弱和政治上的幼稚。他们提醒，不应该再把个人穿衣打扮强行地与政治扯在一起。

还有人从敦煌壁画的舞者服饰考证中，提出喇叭裤其实是国人一千多年前就发明的，与西方生活方式无丝毫瓜葛。但是，无论与西方有没有关系，喇叭裤还是在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围剿"。









牛仔裤，穿上拍张照就行了！




1980年秋，新华社记者刘宗棠访日回来。刘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出访的官方新闻人士之一。他从日本带回一件相当前卫的礼物--牛仔裤，送给老友的女儿杉杉。他说："东京街头，青年人的打扮，有型有款，多姿多彩，精神轻松，情绪愉快。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有朝气，有未来。"这是一个资深的新闻记者，透过外国服装看到并带回来的生活观念。用服饰表现身体的美好、个性的飞扬，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人性的。



望着眼前正青春的杉杉，打扮老气横秋，灰色涤卡外套，款式中性，蓝色涤卡长裤，裁剪肥大，这位长期从事农村报道的资深记者，神色竟显出了沮丧。

他说："现在国家在经济上都改革开放了，你们大学生在穿衣问题上也该活泼点、放松点。一会儿就把牛仔裤换上。"

可是，杉杉的父亲却万分紧张，担心强调腿部和臀部线条的牛仔裤会给爱女招来闲言碎语。
出于对女儿无限的爱和担忧，老先生说，穿可以，但只能穿上这条来自东洋的牛仔裤在自家门前的夹竹桃前拍张照，表示说"穿过牛仔裤"就行了。


1980年，改革开放两年，经济上开始挣脱各种禁锢，摆摊卖货的个体户出现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归表现激烈。然而，传统意识还左右着很多人的穿衣意识，甚至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穿着依然保守。
"夏天时，街道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白色或者浅蓝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长裤，自觉地抹杀一切个性的痕迹。人人都像被清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而刀痕累累。"

[1]"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是陈丹燕对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观察。然而，这近乎冷肃的干净，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国男女的服装场景。
春夏本是女子梳妆的好时节，却常见街头二八少女，的确良短袖衫，没有腰身，下摆平裁，低头含胸，形同八十老妪。任何彰显女性特征的服饰，都可能被贴上"轻佻""作风不正"的标签。在衣着上表现出来的平等，对不少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总要设法有些小小的与众不同。








花布裙，
不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上继续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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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老牌出版社一位萧姓编辑就不穿中性特质的衣服，她说，"尤其是冬天，本来就穿得多，再没点颜色，男女真的一样了"。这位生在北京的南方女子，皮肤白皙，长得洋气，时常在服装上搞小动作。

初冬，喜穿黑呢长裤、黑呢短大衣，双排扣，母亲传给她的白底蓝细花丝绸方巾随意围在脖子上。北方的冬天，办公室在暖气的怂恿下，空气又干又脆。
萧编辑和所有同事一样脱下外套，赫然露出水红色鸡心领羊毛衫，不施粉黛，在一群穿灰扑扑毛衣的同事中，宛若枯树中还没来得及凋零的红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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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她喜穿无袖亚麻绣花衣，配包臀蓝印花布裙。这都是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出售的商品，是针对外宾的。结果，她一穿，就弄得流言四起。
大约考虑到她业务还好，家庭背景还好，各级领导们从小到大，不忍心看她就此"毁灭"，苦口婆心地劝导她悬崖勒马，"不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上继续滑下去了" 。

每每回忆起领导们做她政治思想工作的样子，她就不胜唏嘘：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几年，但很多人的行为方式还是很文革的，还是除了毛主席，政治是最高统帅那一套，不但管你思想，还要管你的身体，管你吃喝拉撒睡，管你穿衣打扮，管你结婚生子，一切都要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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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被规训的男女都像萧编辑，有点隐忍，有点叛逆，谨慎地出格。行为稍微大胆的女人，会在衣领和袖口上玩雕虫小技，弄件色彩惹眼的衬衣，掖在款式沉闷的外套下，带着几分妖娆，几分哀怨，在脖子和手腕处飘动，恍若惊鸿。







小皮鞋，嘎登响

资产阶级坏思想！





不安分的男人，花哨名堂多在皮鞋上搞。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东四十条路口有家上海皮鞋店，款式颜色都是京城百货商场没有的。有一款黑色小羊皮烧麦式样的船鞋很出挑，细软的皮子在脚尖处捏成细碎褶子，还缀有两根流苏。俗话说，脚上无鞋一身怂。那时，中国最权威的《美术》杂志深藏在十条胡同。
杂志社有位编辑，外表沉闷，内心狂野，着装平庸，因为不敢"打扮出众"，冬天咖啡色翻皮外套，春秋邮差绿夹克，卡车司机的大头皮鞋伺候三季。


但是，1985年春天，他走进了这家皮鞋店。出来时，那黑色烧麦船鞋已在脚上。恰有要好女同事路过，一眼看见顶在他脚上的烧麦，又惊喜又担心说：
"终于露峥嵘了。不过，我提醒你，上班最好不要穿。穿，领导肯定找你谈话。"
好像一句谶语。他穿上烧麦鞋，蹬脚踏车上班，有骑车人侧目而过。

进了办公室，领导眉头紧缩，盯着鞋看。片刻，甩出一句狠话：
"把你那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脱了！不脱，扣工资！"很难想像，这话会从一位从事艺术的领导口中出来。











网球裙，高跟鞋

从此只能上夜班！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干热，空气有烤脆的质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无可忍了，顾不得中央媒体的记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网球裙，长度在膝盖以上，海蓝色短袖，镶着白色荷叶边，脚蹬白色高跟鞋，来上班了。这装束，放到今天，万不能引人注意。

但那时的情况是，她在机关院子里行走，高跟鞋颠覆了网球裙在网球场上矫健的运动形象，又同网球裙一起修饰突出着她修长的大腿，当天就惹出了"风骚"的流言，因为这运动场上的短裙穿进机关大院，与运动脱了干系，语气和语义都变得挑衅和挑逗起来。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外来词，流言就很隐晦，很含糊其辞。男性领导找她谈话，要她"注意群众影响"，不要穿得"太那个"。太哪个呀？领导也没说，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扫来扫去，躲躲闪闪。




李诘问领导："是不是裹成一团，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个了呀？"领导生气得很，"呼"一下站起，指着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机关大院，有哪个部门的女同志像你这样？告诉你，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穿衣服也一样，要服从！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这裙子太那个了！太个色！必须换，不换不要来上班！"

李记者太年轻太天真，尚不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不顾集体感受，不愿向"群众"妥协，打扮依然故我。"群众"愤懑，开始当面窃窃私语。私语的指向明确，让她听不清在说什么，却清楚地知道在说自己。先是办公室的几个人，一见她就窃窃私语，然后是多个办公室的一群人看见她就窃窃私语。她隐约感觉到自己要被"群众"孤立了，要被集体排斥在外了。



但她还是不改装，以为那是"个人的事，凭什么考虑群众影响"，一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样子。
领导又找她谈话，态度更加强硬明朗了，"群众意见很大。从现在起上夜班当编辑，不要出去采访了"。为了顺应"群众反映"，领导安排李长年夜班。

"这个安排想起来有点像当年公审刑事犯人时最后的宣判词--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领导也要听群众的。他不让我从群众眼前消失，不足以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夜班人少，上到凌晨，人家也没精神再来对你表示不满了，这样群众影响就减到最小。"多年后李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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