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家而言，若把权力视为真理，这个规则便同样适用。就拿苏联来说，1990年，有西方媒体针对苏联社会各个阶层做了一期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经统计，有80%以上的苏联民众仍然希望坚持列宁、斯大林们制定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认为贫穷与困难只是一时的，相信国家总会重新走向繁荣。然而，绝大多数民众的呼声又能改变什么？与之相对的是，竟有76.7%的精英阶层希望立刻转为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政客们对这样一个国家带有目的摧残是致命的，但咱们今天暂不声讨他们，不妨将目光转到另一个群体身上，他们便是知识分子。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似乎任何事物都逃不出这个规律。截至1927年，也就是踌躇满志的斯大林准备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那会儿，根据苏联官方统计，老百姓的识字率居然还不到50%，稍微复杂点的词不认识几个，受教育率更是低得可怜。全国高校在校生总人数只有约16.7万，亿万人口的大国，还没人家一座城市的大学生多，这样一个国家有啥前途？落后就要挨打，苏联高层痛定思痛，决心改变这一局面。
 
很快，苏联高层便开始重点建设“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何为知识分子呢？简单地讲，知识分子就是受教育层次较高的脑力劳动者。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知识分子只占社会生产全部工作人员的5%左右，每100个18岁的青年中，只有1人中学毕业；即便是放眼核心权力圈中，诸如布哈林这种接受过正儿八经高等教育的专家也是少之又少，许多人甚至连个中学文凭都没有，完全是靠后来恶补的。虽说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你也不能让整个国家都是干体力活的吧？在社会财富相对贫瘠的时代，想要快速达到目的有一条捷径，那便是开出更优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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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苏联国内对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近乎本能的偏见，列宁曾在1918年12月25日对知识分子做过定性，称他们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1939年，斯大林又特别对知识分子做了分层，反复提及“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潜意识里把脑力劳动者视为阶级敌人，他们是“布尔乔亚”，专为富人阶级服务；甚至有人扬言旧知识分子在苏联密谋“暗坏活动”，利用学识爬到高位，却在要害位置上试图摧毁苏维埃。
 
为了消除隔阂，1928年前后，苏联高层特意发表声明，声称旧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列宁语），他们是“劳动知识分子”，是自家人。1936年，斯大林也在他所做的宪法草案中指出：当下苏联知识分子中超过80%的人已经是工人、农民或是其他类似出身，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同过去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转而为人民服务。后来的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则更是乐观，他声称各个阶层的界限正在消失，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体力”和“脑力”只是方式，“劳动”才是根本。
 
 
知识分子成功迎来翻身后，这一群体立马被摆在了显赫的社会层面上。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层位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待遇优厚得吓人。 
根据资料，以1953年为例，当年苏联全国平均月薪约为719卢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在800～1000卢布之间，工程师为900～1300卢布，普通教师工资普遍在1000卢布以上，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搞设计研究的人员基本月薪能达到1700～2000卢布。有许多曾来中国指导工作的专家，他们一个月普遍能拿1500～3000卢布的补贴，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拿一两千工分。据说当时有人最高能拿2800工分——这个水平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咱们国家的高层领导。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当时工分制规定，一名普通工人一个劳动日最多能获得10个工分，也就是说，普通人打了鸡血拼命干，一个月最多只能拿300工分。由此可见，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相比，前者在报酬上占据明显优势。
 
 
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联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膨胀：1939年底，知识分子仅占苏联全国总人口不到1.8%，20年后，这一比例猛增10倍，达到18.7；1970年，苏联知识分子人数比例进一步增长至22.7，而根据苏联《文学报》于1984年12月12日的刊文：当年，苏联脑力劳动者总人数突破4000万，而当时全国苏联工作总人数为1.3亿，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30%。
 
知识分子数量的急剧增加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苏联文化、教育和科研等领域的发展，这使得苏联从一个单纯的强大工业国向科研大国大步迈进。然而，在高薪厚禄的吸引下，脑力劳动者群体的疯狂膨胀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因素，其中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苏联劳动力出现短缺。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高薪引发了其他社会群体不满，就连同一时期的中国都对这些人虚高的工资表示质疑，更不用说苏联工人和农民作何感受了。甚至有人曾作出这样的怀疑：知识分子群体如此庞大，其中真正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能否占到这个群体的10%？正如咱们之前所说，物以稀为贵，如今苏联知识分子不再稀罕，他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累赘，自然会被冷落。
 
 
首先，苏联对知识分子从业领域的投入开始缩水。以教育事业为例：1965年，教育经费占到了苏联国家总支出的13.88%，1975年，这一支出下降了1.67个百分点，1980年又下降到了10.62%。苏联极其完善的教育体制是其引以为傲的资本，这样一个重点领域都受到打击，其他领域“受灾”之严重，咱们恐怕就不必多做赘述了。
 
总而言之，对“脑力劳动热潮”的打击最终造成了一个现实的后果，那便是知识分子的收入出现了跳水式下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体力劳动者在薪酬上又重新占据优势。以1970年为例，教育系统的平均工资仅为中层工程师工资的83%左右，基层医护人员平均工资仅为工人的70%，文化部门成了“重灾区”，仅为工业部门的64%。
 
 
对于老百姓而言，所谓的“社会地位”猛然抬升一两个层次，恐怕一时半会还感觉不出来，但工资突然多个百八千，这种变化才是最醒目的。工资的降低自然引发了苏联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对于国家而言，用这种手段来调控不同领域从业人员比例，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在苏联这种危如累卵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改变反而为整个国家种下了可怕的恶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投入重金，想方设法地在苏联寻找“利益代言人”。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对政府工作人员下手，相当一部分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了美国“策反”的理想目标。巧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正对工资下跌感到不满，在西方国家的引导下，他们自然而言地就把单纯的抱怨演化成了对社会、国家和体制的怀疑。西方的手段是卓有成效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样的“专家”几乎遍布苏联每一座城市，对国家体制的声讨四起，他们也许不能撬动苏联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赤诚，但这无疑为小部分掌权者居心叵测的操作提供了条件。
 
 
中国古人常说“书生误国”，苏联知识分子无意间充当了西方国家的枪。他们义正言辞地宣扬所谓的民主和公正，然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经济遭遇毁灭性打击，在这轮波动中，受损最严重的恰恰是知识分子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虽然在苏联时代中后期，他们的工资在不断下降，但知识分子仍被苏联体制摆在社会的显眼位置上。他们工作稳定且生活有保障，大部分学术活动都有国家支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花销甚至都由国家来承担，比如工人和农民，他们过得已经是相当滋润了。也许直到他们痛恨的体制垮台后，这些人才能意识到：正因当初把他们捧得太高，后来才会摔得太狠。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