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四空战是军事迷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听得耳朵都要生茧了。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这天难道是仅只有个笕桥必提、可提、能提？当然不是，当天的中国空军既有首次出战的紧张与兴奋，也有无功而返的失望与懊恼，更有事故误伤的无奈与沮丧；不但有痛击敌机的快意与舒畅，也不免有成为敌人猎物的慌张与恐惧，自然地也更有发现僚友伤亡的悲痛与哀愁。这一天，是之后将近三千个日子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喜欢痛，还要一次次地上演；这一天，值得好好地说道说道。
除了八一四当天空中作战的全貌外，这里也包括了对八一四当天的上海空战、笕桥空战、租界误炸案的三个小小考证，不敢自誉，也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1937年8月14日，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双方空中力量第一次交战，这是此后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子中无数次空中交锋的第一天。交战的双方是中国空军和日本海军航空队。中国空军多次主动出机轰炸日军地面及水上目标，更在上海市区、杭州笕桥、安徽广德的上空与日本海军航空队发生多次空战。本文对这首战之日的空军作战，进行比较全面的探析。
日本海军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被轰炸中
中日航空战力状况
七七事变之际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有10个大队（含航校暂编大队），35个中队（含4个直属队和航校暂编3个队），以及一个空运队，纸面上有305架的兵力，实际上仅有不足200架飞机。中国空军的弱点在于本身没有航空工业，无法生产飞机和发动机，一切只能外购。成立时间也短，人员训练、运作制度和经验积累不足。而且由于人谋不臧，部分外购飞机的品质以及人员训练上有许多问题，特别是义大利制飞机及由义大利顾问主持的洛阳航校训练出的国军飞行员，根本无法作战。在实战经验方面，中国飞行员曾经在一二八事变中与日本海军飞行员有过少数交火经验，如七七事变后担任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石邦藩，就是在一二八事变中受伤的；另外就是在与军阀内战中得到的些许轰炸侦察经验。
当时日本海军航空队下有13支陆上航空队，陆基飞机375架，4艘航空母舰，舰上机130架，另外舰载水上飞机52架，共557架飞机。而日本陆军航空队此时有54个中队，549架作战飞机。一般说日本有2200余架飞机，不确。但由于日本从1910年代开始发展航空战力，都是采取以自制优先的方式，虽然工业实力还不如欧美，但是要补充损失毫无问题。另外也由于多年的积累，虽然和国军空军一样没有实战经验（日本海军航空队在1914年青岛围城战以及一二八事变中有一些作战经验），但在制度上和人员训练上要远远胜出国军空军。
七七事变后的准备
七七事变军兴后，国军的重点放在华北，正根据参谋本部及德国军事顾问团耗费两年的时间研究拟定出的国防计划，往华北调兵遣将。国防计划共14条作战方针中的首7条方针即是对华北方向作战，从华北到华中逐次抵抗，以达持久作战之目的；其余7条方针则是对华中、华南以及国土内部各方面，都以警戒守备为主，就如淞沪京杭方面也仅第8条一条方针而已。国军战略之所以要在华北至华中大地域作战，一是拉薄日军兵力，二是拉长日军陆上补给线，暴露其兵力不足、运输力薄弱的弱点。而国军陆军战力虽然不如日本陆军，但是以数量优势，尚可一战。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国军向国府军政最高层报告说明的兵力配置计划是要在河北、山东等地投入60个师，山西、绥远、察哈尔15至20个师，福建、广东等地15个师，而上海、杭州、乍浦方向仅仅10个师；弹药油械储备的三分之二将支应江北，仅三分之一留于江南。
国军空军的准备工作，则先从对部队进行调整开始。由于平日训练耗损，许多单位的飞机不足，严重缺编。为了补齐编制，对其中一些单位进行缩编，把它们现有飞机转给其他单位。如第1大队就把其所有的诺斯罗普伽玛 2E轻轰炸机转交给第2大队，补其不足；第3大队第7队（后称中队）把所有霍克三式驱逐机转给第4、5大队各3架；第6大队其他队接收了同大队第15队以及直属第13队的所有飞机；第7大队31队的飞机也转给同大队的其他单位。但即使如此拆西墙补东墙，也无法补足编制，如第2大队在8月14日当天也仅能出动21架（编制30架）。为加强战力，此时连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的训练飞机都由教官驾驶编成暂编大队，下辖暂编32、34、35队。从各单位机数严重不足和此时的调整看来，所谓空军停购飞机一段时间的传言并非完全子虚乌有。或许仍有购买新机种的计划，但是对于现有机种日常损耗的补充并不重视，所以此时才会发生严重缺机的情况。
在作战方向上，空军主力单位也正根据《冀北作战计划》向北调动。这个调动，并不是飞机调动而已，而是整个部队包括人员弹药油械零件的调动。在七七事变开始不久，空军就已经着手部队调动的准备，将各单位地勤人员分为两部，一部携带足量油械零件赶赴华北设立作战据点及前进机场，另一部留在原驻地维持日常运作，等到飞机移动到作战据点后，再携带剩下的油弹零件赶赴前线。
当时《冀北作战计划》有如下的准备；
一、动员空军部队，充实先任作战各队之飞机。
二、颁布冀北作战部队之军队区分，编成天津、南苑两支队。
三、增筑华北机场，并扩修陇海、平汉两路各机场。
四、对冀北作战前进各机场地面人员之派遣。
五、对冀北作战前进各机场油弹之集积。
六、对冀北作战部队之集中：
甲、天津支队
1、第二大队八月十一日大部集中于周家口，一部集中于信阳。
2、第四大队八月七日全部集中于周家口。
3、第三十中队八月十日集中于南昌。
乙、南苑支队
1、第五大队（欠第二十八中队）八月十日大部集中于扬州，一部集中于淮阴。
2、第九大队八月十日全部集中于许昌。
所以，直到8月13日时，空军的作战主力第2、第4、第9大队以及第5大队的大部全都已经调到长江以北，准备袭击华北日军航空兵力，以支援国军陆军作战。在华东仅留第3大队、第6大队（缺）和其它少数兵力防卫首都南京。
1937年8月13日中国空军部署状况
日本方面，除了加派陆军地面部队往华北增兵外，陆海军双方更订了一个航空作战的协定。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派出24个中队约220架飞机作战，海军派出第2联合舰空队和第21航空队共72架飞机支援；华中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派出第1航空战队（“龙骧”号及“凤翔”号航空母舰）、第2航空战队（“加贺”号航空母舰）、第1联合航空部队（鹿屋航空队调台北、木更津航空队调九州大村）、第22航空队及第12战队共149架飞机，陆军航空队则派4个中队共40架飞机支援青岛及上海方面。从这个协定可知，日军当时重点在于华北方面，虽然不想要扩大冲突，但还是调集全国三分之一的航空兵力在这方向上。在华中、华南这广大的地域中，海军的航空兵力显然仅能作为警戒之用。
淞沪会战前的准备
以往国军的战史总是说淞沪会战是日军挑起的；我们现在知道，淞沪会战其实是国军引发的。由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一再的要求，终于让蒋介石同意让他派正规军化装成保安队进入上海附近构筑工事阵地。从军事上来说，这个行动并不是绝对必要，因为日本在上海驻军仅有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兵力仅2000多人，也无重武器，只够防守上海租界日侨聚居区，并无力进攻上海周遭军事要点。但是这构筑工事的行动却直接威胁无纵深的上海租界，反而让日本驻军十分紧张而四出查看，引发了8月9日晚两名日本官兵两人被杀的虹桥机场事件。这个事件造成的紧张情势进一步导致蒋介石在8月11日晚上在张治中一再怂恿之下，同意他调兵主动进攻扫荡上海的日本驻军。
但是，国军当时在上海附近完全没有军事准备。自七七事变至此时的作战准备一直是以华北作战为目标，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在上海动兵。如紧邻张治中负责的京沪分区的是沪杭分区的张发奎，负责黄浦江以东至杭州湾一带的防务；张发奎在8月3日打电报向蒋介石抱怨，称麾下56师奉令调江北安徽蚌埠，手中仅剩57师，不但要防守全区，还要分兵驻守杭州各机场，兵力捉衿见肘。
到了8月12日下午，张发奎发现张治中部队有异动，还以为是张治中自作主张，遂以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文未电），电报中称听闻张治中（字文白）部队推进至上海附近，似乎已决心自行主动进攻，自己未奉命令，不敢动作。显然南京方面连张发奎都未通知，连他这个友军都不知道张治中的部队调动是蒋介石同意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张发奎电报中称：“（文白兄）坚邀本区派部推进龙华。”国家的兵戎大事，竟被张治中当成有如上海滩青红帮大佬斗殴一般，还私下邀人助拳？
从种种文书证据显示，七七事变之后根本没有所谓的从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作战的所谓轴线转换的战略决策存在。如果真有的话，影响整个中国对日作战全面布局的这么重大的战略决策，竟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文书，竟然没有事先向国军的最高层级指挥官们和其幕僚下达沟通过。而此前参谋本部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竟然不晓得日军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也不晓得国军对付不了这些机械化部队，还花了两年的工夫制定从北向南逐步抵抗，从华北战至华中的持久作战方针，难道他们都是渎职了吗？
蒋介石突然命令在上海主动开战，并非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而是在亲信之张治中怂恿之下，谋取政略利益的仓促决定，以至于不管是陆军也好，空军也好，都没有准备。
空军方面，8月12日白天在京沪地区除了侦察巡逻及保卫首都之外，对上海作战一无所知。一直要到13日下午14时，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才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指示华北方向空军主力部队在14日黄昏之前往南调动到曹娥、笕桥、广德、扬州等地。13日当天仅有第2大队连夜从河南周家口飞到广德，在周家口的第4大队及在许昌的第9大队 一直要等到14日下午才开始移动。
这个时候，日军在上海还没有机场。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也仅有2000多人，兵力不足以离开上海租界，占领郊区还有相当距离外的龙华机场或虹桥机场，所以航空兵力的支援还得靠航空母舰的飞机以及从大村及台北派出的中型轰炸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13日深夜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在第二天派机轰炸南京、广德、杭州、南昌诸机场，首先歼灭国军航空兵力。但在这同时，东海上生成一个台风，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第1航空战队的“龙骧号”、“凤翔号”航空母舰在12日从佐世保出港，虽然已经接近目的地舟山群岛，但为了躲避台风，折返到济州岛附近，距离过远，无法出击。已在舟山群岛附近的第2航空战队“加贺号”航空母舰受令要轰炸南京、广德、杭州机场，但因风浪过大，飞机无法起飞。在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更不用说，连目标都没有指定。而受台风影响较小的台北鹿屋航空队，14日下午的指定目标为南昌。所以，我们不妨这么说，由于天公作美，14日早晨中国空军作战都没有遇到日机干扰。
八一四轰炸上海
14日早上，中国空军根据凌晨2时下达的空军第二号作战命令，出动了几乎所有在华东的部队，执行侦察及轰炸任务。因各大队大队长几乎都到南京参加作战会议，主要由副大队长率领出动作战。
1937年8月14日当天上海要地图
全日第6大队出动多架次执行侦察。第3队和第5队侦察长江吴淞口、黄浦江及上海状况。第4队则从淮阴出发，对青岛、山东南部、连云港、淮北沿岸进行侦察。
早晨0800时，暂编大队35队（航校高级侦察组）队长许思廉率3架新可塞式（V92C）侦察机，各携50公斤炸弹4枚，由笕桥起飞轰炸上海租界日军警戒区东部的公大纱厂。因天候不佳无法发现目标而折返。
0840时，第2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21架诺斯罗普伽玛 2E 式轻轰炸机，共携带250公斤炸弹14枚，50公斤炸弹70枚，由广德出发经昆山至上海，自0950至1010时，分别轰炸吴淞口日舰及公大纱厂及汇山码头。轰炸日舰并未命中，仅有至近弹数枚。衣复恩回忆，第九中队到达虹口的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上空时，云高仅800英尺，他们飞得很低，通过三次才投下炸弹。停泊于日本邮船码头（即汇山码头）与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航泊日志记载1023时（东京时间1123时）3架中国飞机投下7枚炸弹，落于舰首300米处。第2大队轰炸完毕于1100时返回广德机场仅15架，其余6架因天候关系，分别降落于嘉兴、长兴、扬州等机场。
暂编大队34队（航校高级驱逐组）的6架霍克机原被指派替第2大队护航，因天气不佳，未能会合。
0920时，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率24队霍克3式驱逐机8架，各挂250公斤炸弹1枚，从扬州起飞沿长江到上海，在南通附近长江水道上发现一艘约1300吨的日本驱逐舰。丁纪徐8机从2000尺高度对其俯冲投弹，报称该舰开始加速回旋走避，以机关枪炮反击，副队长梁鸿云投弹命中舰尾，舰首向左侧约40度，舰身偏侧航驶。根据日方纪录，这艘驱逐舰是日本海军枞级二等驱逐舰“梅号”，排水量770吨，早上1000时在通州水道被8架中国飞机轰炸，没有被炸中，都是至近弹，有轻微损伤。当日下午它进入上海港（黄浦江段），和另一艘枞级二等驱逐舰“栗号”轮流担任护送日本民船出入上海的任务，如8月15日晚2000时即护送日本邮船会社17000吨的邮轮“龙田丸”至吴淞口。“梅号”驱逐舰在二战开始时参加了香港作战，其后担任南海和台湾海峡护航任务，最后于1945年1月15日在澎湖马公附近被美国第38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飞机炸沉。
枞级二等驱逐舰“栗号”，上海，1937年8月
上海首次空战
由于早上受到国军飞机的攻击，虽然没有多少损伤，长谷川清在1030时下令使用一切可用的飞机攻击上海附近的国军机场，除了出动“出云号”和“川内号”轻巡洋舰的九五式水上侦察机轰炸虹桥机场外，也命令台北的鹿屋航空队在下午出动，目标改为杭州笕桥及安徽广德机场。
1324时，“出云号”的九五式水上侦察机起飞，由山崎良平三空曹驾驶，飞行长宫田旻大尉担任观察员。5分钟后，“川内号”的水上侦察机也起飞，由森澄夫三空曹驾驶，藤冈与一一空曹任观察员，两机各带两枚30公斤炸弹轰炸了虹桥机场及闸北国军阵地。“出云号”的飞机在1348时降落，1400时被吊起重新加油整备，1510时又再度起飞担任警戒。“川内号”的森澄夫也差不多于同一时段再度起飞。
1420时，第5大队24队队长刘粹刚率霍克三式驱逐机3架，各挂250公斤炸弹1枚，从扬州起飞轰炸虹口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1540时从1800英尺（550米）高度俯冲投弹，落弹离目标800米。此时，巡逻中的森澄夫发现空中有6架第2大队的诺斯罗普伽玛2E轻轰炸机及3架霍克三式驱逐机。他凭藉高度优势，对左下方一架霍克三式驱逐机俯冲而下，占位在后上方以机前固定的单挺7.7毫米机枪开火，从100米距离射击至50米，霍克机随即冒出黑烟落下。此机正是24队副队长梁鸿云的2410号机，最后坠落于离上海20公里处，梁鸿云重伤送医不治。另外袁葆康的2406号霍克三式机的机轮机械被高射炮火击伤不能放下，在虹桥机场迫降时翻覆，机毁人无恙。
1440时，暂35中队长许思廉率新可塞式机3架，每架装35公斤炸弹4枚，从笕桥起飞，抵达公大纱厂，依次单机俯冲投弹后，虽然3架飞机都被高射炮火击伤，仍安返笕桥机场。
1445时，第5大队25队队长胡庄如率霍克三式3架，各挂250公斤炸弹一枚，从扬州起飞，目标也是虹口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1550时抵达目标上空，视线恶劣，轰炸效果不明，投弹后于1720时返抵扬州。
1440时和1540时，第2大队派出诺斯罗普伽玛2E轻轰炸机21架（部分从外场起飞），共挂250公斤炸弹18枚、120公斤炸弹22枚、50公斤炸弹26枚，由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分两批自广德出发，一队攻击各码头及黄浦江上日军舰艇，一队攻击虹口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一带。各于1600时和1700时到达目标投弹，于1710时和1750时飞返广德。官方记录虽称分两队，其实国军飞行员未能保持大编队，而是以3至6架的小编队到达目标区，时间也拖得较长。
第2大队11队顾兆祥驾驶的1107号机被高射炮火击伤发动机，在虹桥机场附近农田迫降翻覆损毁，但他和轰炸员叶云乔都无恙，收拾后步行至机场。
第2大队14队李传谋所乘的1408号机也被高射炮火击伤，在常州附近坠毁，李传谋阵亡，机上另一名乘员不详。根据龚业悌着《抗战飞行日记》，同机者是和他及李传谋同期（航校6期）的水镜（建）磐。有资料称当日水建磐是驾驶员而李传谋为轰炸员，对日本上海陆战队司令部投弹后飞机为高射炮火击中，李传谋负伤。水建磐尝试将受伤的飞机飞回广德机场未果，坠毁于常州附近，水建磐轻伤，李传谋伤上加伤而阵亡。水建磐在抗战后期曾任飞美制B-24轰炸机的八大队大队长。
第2大队有另两架飞机遭日军高射炮火击伤，但安全返回广德降落。
日本海军九五式水上侦察机
上海二次空战
第2大队9队祝鸿信驾驶的907号机在准备轰炸时，被“出云号”山崎良平驾驶的九五式水上侦察机攻击，前挡风玻璃被击碎，轰炸员任云阁当场阵亡，祝鸿信左腕负伤但仍将受创的飞机安全降落在虹桥机场。顾兆祥和叶云乔从他们迫降的飞机扛着降落伞和后座机枪走到机场时正好看到907号机降落，祝鸿信浑身浴血，坐在驾驶舱里无法动弹，看到同是航校3期的同学顾兆祥走过来很是意外，还惊喜地打了招呼，但后座任云阁抱着机枪已经没有气息，顾、叶两人随即协助将祝鸿信及任云阁遗体从机上移下（见《中国之翼第三辑・诺斯洛甫扬威海疆》）。
有某些文章引用《宝山史志》称907号机迫降在北边靠近长江的宝山县杨行镇小宗村，不确。若细究《宝山史志》的记载，其中除了乘员姓名混淆错误外，更称迫降的飞机是双翼机，驾驶员死亡而后座机枪手重伤。但907号机是全金属单翼机，伤亡状况也正好相反，而且在虹桥机场降落之事确凿无疑，所以很显然是提供资料给《宝山史志》的回忆者张冠李戴，而写文章的引用者考据不力。检诸纪录，8月16日从苏州往上海轰炸的第6大队3队303号机被日机重创，驾驶员桂运光阵亡，后座观察员黄文谟虽负重伤仍勉强将飞机安全迫降，但于3周后伤重死亡。考虑到时间、地点、伤亡状况，或许这架美制道格拉斯O2MC双翼双座侦察机才是《宝山史志》里提到的那架飞机。
1550时，暂34队队长周庭芳率领1架霍克三式机，携带50公斤炸弹2枚和18公斤炸弹5枚，以及5架霍克二式机，各挂18公斤炸弹6枚，由杭州出发轰炸公大纱厂。1630时抵达目标，从8,000英尺高度俯冲投弹，于1710时返抵杭州。哈虎文的霍克二式机在回程中油尽迫降于嘉善农田中，损毁状况不详，哈虎文经两天跋涉于16日徒步走至嘉兴机场。在投弹之后，周庭芳并曾对一架日本水上侦察机开火射击，战果不详。
国军战史记载此霍克机队由“暂34队刘领赐”领队，一些书籍误植为“暂34队队长刘领赐”，其实真正领队的是队长周庭芳。暂34队是由笕桥航校驱逐组教官编成，当时周庭芳是组长，自然顺理成章担任队长。官方文字之所以会有隐讳，当与周庭芳日后经历有关。周庭芳回忆在1938年8月6日在昆明空战时，自己击落一架日机，此功却被国军空军司令周至柔给予同队另一位未开枪的飞行员，他很是愤慨。此事日期不见得正确，但很显然他和周至柔之间有严重矛盾，长时累积后终于在后来爆发冲突，以至于他在1943年被下狱，直到1945年才保释出来，担任空军闲职。1949年从大陆撤退时，周庭芳选择不到台湾，反而投入解放军空军。或许就是如此，国军战史里才会把他的名字抹掉。但周庭芳在解放军空军中也很快地被边缘化，1952年转业到地方当司机，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到很多冲击。
诺斯罗普伽玛2E轻轰炸机
根据“出云号”九五式水上侦察机观察员宫田旻大尉的记述，他和山崎空曹在1500时起飞后飞向上海西边，在云上巡逻警戒，云层不密，可以看到地面交战的战线。一段时间后，发现从西边擦着下面低云有3个黑点飞来，认出是国军飞机，高度大约是2000米，低他们1000米。山崎空曹背着阳光从侧面接近，国军飞行员没有察觉，等到3架飞机被自己的机翼遮住后，山崎空曹随即倾转机身，以高角度俯冲而下，冲到国军长机后上方50米处占位，诺斯罗普机的后座机枪手将机枪转向水侦机，开始射击，枪口火光非常清楚，曳光弹从水侦机机翼间掠过。其它两架国军僚机向右滑移拉开距离，准备要从旁对日机开火射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山崎开火射击三次后，国军长机引擎冒出黑烟带有火光，头朝下坠入云海之中。山崎随即爬高，脱离国军僚机。这架诺斯罗普长机，显然即是祝鸿信的907号机。
接着，他们发现从南方有一架双叶机和一架单叶机快速接近，判定是战斗机，非常紧张地准备接战。山崎空曹偏西全速爬高，宫田则换上新的弹匣。当占有高度优势的国军双翼机从前侧方接近到2000米处时，可清楚地辨识出是寇蒂斯霍克式战斗机，双方继续快速接近。200米…100米…50米，国军飞行员的挡风眼镜闪闪发光，黑色飞行帽下，脸颊、鼻子、嘴巴看起来出奇地大。霍克机开火，山崎突然加大马力爬升闪避，一时之间宫田只看到蓝色的天空。水侦机随即横转并急降进入云间，宫田看到霍克机蓝白条纹相间的尾翼在面前，也抓紧机会射击。接着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或转或降，但都没有占到决定性的好位置。宫田虽也用后座机枪开火数次，恐怕也是意思意思而已，聊胜于无。甩开霍克式机之后，单叶机也赶到对水侦机攻击，最后也被甩开（虽然在这记述中宫田称双叶机和单叶机都被击中坠落，基本上可以当成宣传文字忽略不计）。空战完毕，宫田发现右翼支柱被击断，中弹多发，随即指示山崎空曹返回“出云号”。“出云号”航泊日志记载“1805时（按，东京时间，上海当地时间1705时），飞行机扬收。”
国军方面战史称，“……有敌侦察机一架，混入我队偷袭，我以三机编队队形防御之，祝鸿信驾九〇七号机曾与对战，全正熹驾九〇二号机向敌机追击两次。”当然，没提周庭芳。
周庭芳回忆称：“……"八一四"，我担任杭州笕桥航空机师驱逐机组组长，并担任临时高级组三十四队队长。蒋坚忍任副校长。我队分配每机150公斤炸弹，起飞后飞到上海公大纱场上空（敌占区），将炸弹全部投下，正准备返回时，我突然发现敌侦察机一架在我机正前方，我向它打了一发机枪子弹，敌机掉头向我下方溜走。”
根据其它来源资料综合，暂34队的6架霍克机抵达上海附近时与一架日本水上侦察机反向擦肩而过，由于云雾缭绕，又反应不及，也就没有追击，继续往目标区公大纱厂而去。此架侦察机不知是“出云号”还是“川内号”的飞机。1630时抵达目标区投弹后，各机在上海市区上空盘旋，以增加地面军民士气。在脱离上海前，周庭芳与队员王志恺，与一架日本侦查机对头遭遇，周庭芳向它开火，最后被它逃入敌防空炮火圈内而作罢。
相互比对可知，宫田旻的记述与国军资料相当吻合。山崎和宫田的水侦机先是攻击三机编队的国军诺斯罗普轰炸机，将长机击中下坠，但未跟国军僚机纠缠，随即脱离战斗。被山崎和宫田击中的诺斯罗普飞机，无疑地是祝鸿信和任云阁的907号机，虽然任云阁阵亡，祝鸿信负伤，飞机本身仅仅被击伤，仍能安全降落虹桥机场。宫田后来对头遇到的双叶霍克机，应该就是暂34队队长周庭芳的霍克三式驱逐机。最后加入战团的单叶机，应该是第2大队9队全正熹的902号机。全正熹显然不愤祝鸿信被击落，因此追上来攻击水侦机──所以战史称“追击两次”而非仅“射击两次”。不过这个资料提到的“队员王志恺”，颇有疑问，因为王志恺是第4大队21队的飞行员，应该不是暂34队，此日并未参加上海战斗。
中山雅洋《中国的天空》称九五式水侦机与霍克机缠斗20分钟，后来躲入云中逃脱。实际时间可能没有这么久。周庭芳于1630时抵达上海东部公大纱厂，投弹后还得花点时间才能遇上山崎和宫田的水侦。祝鸿信907号机被击中负伤应在1640时左右（可能是他将炸弹误投在租界大世界游乐场附近，时间是1643时，见后误炸租界之讨论），而“出云号”在1705时将水侦吊起，显然时间不够缠斗足足20分钟。另外，中山雅洋称水侦机躲入云中逃脱，国军其他资料称水侦逃入敌防空炮火圈，并无矛盾，纯是视角不同而已。
有某网路文章称山崎和宫田的水侦为逃避周庭芳追击，降落过急，机身折断，两人抛出机外，被小艇救起，遂认定是水侦是被周庭芳击落，此说不知是据何所本？由于机翼支柱被击断，落水时部分机翼受损是有可能，但不至于到机身全毁的情况，否则“出云号”航泊日志也不会记载在1705时吊起水侦机。宫田旻也称整备员连夜赶工，第二日凌晨时已将飞机损害部分修复。此语与“出云号”航泊日志纪录相符。8月15日该舰出动水上侦察机3个架次，轰炸国军阵地，首次在凌晨0515时。所以周庭芳此次空战应只是击伤这架水侦机，并未击落。
“出云号”1937年8月14日航泊日志（日本海军使用东京时间）
杭州笕桥空战
国军空军第4大队在前一天（8月13日）接到作战命令，准备在14日由周家口移动到杭州笕桥。14日上午1000时，各大队长遵令至南京与周至柔等开作战会议，高志航自也在列。
下午1300时，第4大队21、22、23队各9架由队长李桂丹、黄光汉、毛瀛初率领起飞，航向杭州笕桥机场。途中天候恶劣，低云大雨，影响飞行航向的确认。其中21队及23队于1700时许先后抵达笕桥，22队队长黄光汉因担心迷途而油料不足，先到广德落地加油，再飞至笕桥，此时还在途中。高志航则由南京搭乘一架DC-2运输机刚刚抵达笕桥，在获得场站人员告知发现有敌机来袭后（按，应是杭州周遭各机场人员发现日机踪迹，当时尚无对空哨戒网，那是日后陈纳德才组建的），高志航与部分已加油的21队队员遂驾机起飞。由于原先对华北作战的计划，第4大队整备人员不是已经派去到华北准备前线机场，就是已经在周家口或者正在前往周家口途中。现在大批飞机临时来到笕桥机场，场站人员严重不足，还得由飞行员互相帮忙加油及摇车启动引擎，23队的飞机就在最后才起飞。
台北的日本鹿屋海军航空队在中午接到长谷清的命令后，随即准备出动。于1355时至1405时间杭州、广德空袭队各9架以3架小队编队顺序起飞，各载250公斤炸弹2枚。途中气象恶劣，难以发现地标，导航极为困难。杭州攻击队三个小队无法维持大编队，分散后自己找地标，散散落落地飞向目标区。
攻击笕桥机场的指挥小队（新田慎之少佐）过钱塘江后没发现笕桥机场，东绕西绕绕到北边太湖才确定方位，回头往杭州飞。可能就是他们的机影让国军场站人员发出了空袭警报。1715时从东南向右转朝西南飞后，在杭州北西约30海浬处与3号机（桃崎意喜雄）失散，1号机与2号机在层云中一直没有发现目标，所以没有投弹即返回台北。三号机（桃崎）下落不明。
到目前为止的考据，认为指挥小队3号机（桃崎）应是最早窜入笕桥机场投弹的日机。
国军战史称：“……一机由东北进入，向机场中修理厂附近投弹，中铁道上之油罐车，该机投弹后即向右后转弯，当遇高大队长及廿一队分队长谭文两机尾随攻击，立被击中，敌机起火落于半山附近。”
半山在笕桥西北约6公里，距离很近。不晓得国军有没有派人去搜索日机残骸，取得证物？如果有的话，会减少很多后日的疑惑。
鹿空第3小队（小野津驾驶，大杉忠一大尉侦察）在浙江境内离杭州约100海浬处与3号机（三井敬之驾驶）失散。1号机（大杉）与2号机（山下睦夫驾驶，大串均侦察）折向东北，绕经绍兴，由钱塘江口进入内陆。经杭州市区转东北向笕桥方向飞行，于1715时发现笕桥机场，但两架日机因密云而彼此失去目视接触，第一次通过机场上空时也未能投弹。他们掠过机场后随即180度反转，从东北方向再次飞过机场。此时有多达20架国军飞机在机场上空，他们这次飞越并投弹时，就已经被多架国军飞机攻击。他们投弹完毕，左转往南逃逸。1号机（大杉）在机场上空中弹两发。2号机（山下／大串）除了在机场上空被攻击外，有3架国军飞机追过钱塘江，在1740时、笕桥机场170度方位、距离30海浬（55公里／34.5英里）处再度对其攻击。2号机（山下／大串）左发动机中弹损坏，但仍挣扎飞回台北，因起落架不能放下，以机腹着陆中破。后来检查，发现机身共中弹74发，日军决定不予修复，机体运回本土展览，宣传日本航空技术高超、飞行员勇敢坚毅。此机因没有修复，不再投入战场，应该算是击落（战损），算入国军战绩。
第3小队2号机在台北以机腹迫降，中破
在此稍提一题外话。在空战研究时，通常不以是否回到机场降落或迫降来评定战损（使用“战损”要比使用“击落”、“被击落”更为精确），而是以最后能否修复重回战斗序列为准。许多飞机即使迫降在机场以外地区，只要能够修复，就不能算战损；而即使是迫降在机场内的飞机，一样也有可能因机体破损过重而被废弃（write off），这些自然要算是战损。尤其这个时期的机场往往只是草地机场，迫降在机场内和迫降在机场外，没有太大差别。
目前一般考据认为失踪的第3小队3号机（三井）被21队李桂丹、柳哲生、王文骅共同击落，地点不详，但中山雅洋称落于杭州与西山间。
鹿空第4小队（石俊平大尉）在宁海附近绕了一圈才确定方位，飞往杭州，再绕往东北方向。在1735时从东北方向进入，轰炸了笕桥机场东北约8公里的乔司机场。
由于来不及加油就起飞应战，第4大队21队和23队有多架油尽飘降回场（dead sticking），但还是有2架飞机发生油尽迫降而损失的事故。21队队员金安一在拦截日本轰炸机时受轻伤，回场时油尽停伡，撞到高射炮兵的营房，倒栽在农田中，机损人微伤。而另一队员刘树藩则是在起飞时油尽失速撞树，机毁人亡。
第4大队22队在广德落地加油后，启程继续前往笕桥。在途中乐以琴和张光明看到有日机数架身影，摇机翼提醒队长黄汉光注意，但黄汉光一心要在命令规定时刻前飞抵笕桥，不予理会。当他们抵达笕桥上空，看见地面火光，才知笕桥已被攻击。乐以琴和张光明赶往钱塘江口搜索拦截，一无所获，遂返回笕桥，落地时约1800时许。
22队在从广德至笕桥途中所见机影，很可能是日军指挥小队。从此点资料及发现地面火光来看，22队抵达笕桥上空的时间大约也就是日机轰炸笕桥时间。而乐以琴和张光明之所以会往钱塘江口搜索，自然也有所依据，见下文讨论。
除了乐以琴和张光明外，国军战史亦称22队分队长郑少愚追击一架敌机至曹娥江并将其击落。
早期有一种说法，认为郑少愚攻击的日机是广德攻击队第2小队（梅山孝次中尉）2号机（小川仁三）。第2小队在广德各投下一弹后，梅山中尉决定脱队绕道杭州笕桥去投剩下的另一枚炸弹，是为对笕桥的第三波轰炸。
但是广德攻击队轰炸广德时以经是1840时，当日笕桥日落是1843时，第二小队抵达笕桥时已经是1910时，天色已暗，郑少愚不太可能升空追击。
目前一般认为郑少愚攻击的日机是第3小队2号机（山下／大串），先在笕桥机场上空被高志航攻击，后来又被郑少愚攻击，误报击落，实际逃脱。
笕桥空战鹿空第3小队2号机（山下睦夫驾驶，大串均侦察）脱离方向
但是这个考证，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郑少愚攻击的日机并非第3小队2号机（山下／大串）。
按官方战史，郑少愚的交战经过是：
“另一敌机由杭州向笕桥方面进入，见我机有备，未投弹即转弯向云中逃去，时天候恶劣，云高约七、八百尺，该机入云后即向钱塘江口方向逃奔，此际廿二队分队长郑少愚甫加油起飞，乃升至云上飞向钱塘江口拦截。过翁家阜机场，低空无云，敌机出云后，即为郑分队长所见，乃尾追过曹娥江始得占位攻击，当将该机右发动机击中起火，旋后熄灭，该分队长再行后上方及后下方连续攻击六、七次，子弹射罄敌负重伤坠落钱塘江口。”
这个记载其实会引出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22队先在广德降落加油，再飞至笕桥，此处称郑少愚甫加油起飞，难道郑少愚脱队飞到笕桥，并未与其它队员一起先至广德？但是已知纪录中都称22队全队并未分散，至广德加油，再飞到笕桥。从广德到笕桥途中，分队长乐以琴和队员张光明曾在云中看到不明机影。从这点可以推测，这些机影有可能是日军指挥小队的飞机──该小队迷航错失笕桥，一直往北飞到太湖才回头，最后还是没找到笕桥。那么22队飞抵笕桥上空的时间也大略可以推定跟笕桥被轰炸的时间接近。这也可解释郑少愚的参战。不过，这是问题但非关键问题，不妨搁置。
第二，此处的描述是敌机“…即向钱塘江口方向逃逸”，郑少愚也是“…升至云上飞向钱塘江口拦截”，最后“…敌负重伤坠落钱塘江口”。什么是“钱塘江口”？“钱塘江口”就是“钱塘江的下游出海口”，也就是说，日机和郑少愚都是向东或东南沿着钱塘江往出海口飞行。
“翁家阜机场”是一个线索。翁家阜在笕桥东北约15公里，乔司东北约7公里。钱塘江在此地东边约8公里处折而向东行约20公里，再折向东南，然后支流曹娥江从钱塘江南岸注入。由于是沿钱塘江往下游飞行，自会经过曹娥江口，之后两岸后缩，在此处击落日机，自然就是钱塘江宽达10至30公里的出海口了。
但是，根据日军战斗详报，第3小队2号机（山下／大串）并非沿钱塘江东飞。它跟1号机（大杉）都是从杭州向笕桥方向进入，第一次通过笕桥时因云未投弹，然后左转180度，再次通过才投弹，然后左转向南，横越钱塘江，在离笕桥机场170度方位、30海浬（55公里/34.5英里）处被3架国军飞机攻击。此地在内陆，离海数十公里，怎么样也不能说是钱塘江口。
也就是说，双方的飞行方向和交战地点完全不符。
第三，更有出入的是，山下机是左发动机中弹，右发动机安然无恙。
鹿空第3小队《杭州（笕桥）飞行场爆击空中合战图》
从以上比对来看，郑少愚攻击的日机，不是第3小队2号机（山下／大串），很可能是指挥小队3号机或第3小队3号机。至于到底是哪一架？由于这两架飞机在抵达目标区前就失散而行踪不明，实在很难推断是哪一架。
如果以位置来看，指挥小队3号机（桃崎）脱队的位置在杭州北西30海浬处。指挥小队1、2号机从东南向右转西南后，在1715时发现3号机（桃崎）失踪。3号机（桃崎）有可能没有右转，发现落单后意欲飞钱塘江口出海返回台北，被郑少愚击落在钱塘江口。但他也有可能转弯幅度较大，虽与其它二机分散，却发现了笕桥机场，遂从东北向进入轰炸，却又右转，被击落在半山。
当然了，第3小队3号机（三井）在杭州以南约100海浬处与小队分散，要知道它的确切航迹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它也有可能是落在钱塘江口那一架，也有可能是坠毁于半山那架。
除非能找到国军搜查日机残骸的档案文件，从其中查到机号或身份证明，否则以目前的资料，恐怕是无法确认到底是哪一架。
另外，当日鹿空第3小队《杭州（笕桥）飞行场爆击空中合战图》中，追过钱塘江并在1740时攻击2号机（山下／大串）的国军并非单仅1架而是3架。8月15日中央社电中，称前一天击落日机3架，1架在半山，1架在萧山，1架在钱塘江。萧山在钱塘江以南，距离笕桥约15公里，正好是约170度方位。这意味着21队李桂丹、柳哲生、王文骅三人很可能才是第3小队2号机（山下／大串）的第二波攻击者，仅仅加重了它的伤势，但仍让其逃脱。
广德空战
日军的广德攻击队情况较好，三个小队（第1、2、5小队）没有失散，飞到浙南时领队的森千代次大尉决定变更航向，找一条天气较好的航路。他率队往西再往东变更航向，最后于1703时从浙东天台经太湖转西往广德西北的南湖再折回头飞往广德，于1840时抵达广德机场进行轰炸。轰炸时遇到一或二架国军飞机干扰，三个小队各有一架飞机中弹一至数发，其中第2小队2号机（小川仁三）油箱中弹1发，损伤轻微。或许是由于国军飞机干扰，投弹效果不彰，国军报告炸弹完全落于场外，机场上排列的二十多架诺斯罗普伽玛2E轻轰炸机毫发无伤。
第2小队在轰炸后突然脱队。原来他们各仅投下一枚炸弹，领队的梅林孝次中尉决定绕道笕桥去轰炸。第2小队在1910时通过笕桥投下炸弹，之后与3号机失散，该机自行飞回台北。原本2号机（小川）油箱仅中一弹，问题不大。但是为了搜索及等候失散的3号机，1号机（梅林）和2号机（小川）在空中多停留了40分钟才开始踏上归途。这就出了问题。
在2144时2号机（小川）拍发电报给鹿空司令部，称燃料还剩约10分钟，位置距离基隆约10海浬，可能要迫降。2153时，2号机（小川）迫降在基隆港内社寮岛灯塔附近水面，大破损毁不能使用。由于所受伤害并不影响飞行性能，且飞行过久而致油料耗尽，此机不当被认为战损，而应当算是操纵不当而导致的事故。
干扰日军广德攻击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暂34队队长周庭芳。他在上海击伤“出云号”的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后，返回笕桥机场。根据先前从笕桥到上海单程约40分钟的飞行时间估算，他回到笕桥机场当在1730时以后，没有赶上与杭州空袭队的空战。
他回忆道：“我率队飞回到笕桥。在机场上，副校长蒋坚忍说：‘现在已是下午五点五十分了，这时有九架飞机经过笕桥，向南京方向飞去，你的油到南京够用不？’我回答说：‘油够用。’蒋（副）校长要我单机到南京截击敌机，我考虑到浙江酒安（按，周庭芳记忆有误，应是安徽广德），有30-40架我方仅有的轰炸机（按，即第2大队诺斯罗普伽玛2E轻轰炸机）停在机场，估计敌机有可能袭击我酒安机场因此我做了两手准备，即先赶到酒安机场截击，如果截击不着，再赶到南京。”
这9架敌机即是广德空袭队的飞机。根据日军战斗详报，他们此时的航路是由浙江天台往太湖西岸，这个航路如果继续延伸，正好是往南京的方向；而且根据详报上的时间推算，它们会在约1740时通过乔司机场附近。蒋坚忍在1750时左右得到报告，判断它们是往南京方向，完全吻合。
蒋坚忍为何仅找周庭芳而不找暂34队其它飞行员或第4大队？从前文可知，暂34队当日可用的霍克三式仅周庭芳所驾的一架，其余的都是霍克二式（老霍克），速度过慢，根本无法追上日本海军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而日机才刚刚攻击完笕桥机场，第4大队其余飞机要不是油尽降落还需要重新加油，就是还在空中尚未回场。唯一可用的，还真只有刚刚降落的周庭芳。
而油料方面，蒋坚忍和周庭芳讨论的只是单程油料，并非来回油料，因为他们两人都知道，追到南京、打完空战后可以就近找南京附近机场降落，而且天色已晚，当晚也没有必要再飞回笕桥。
周庭芳显然是个能够自主思考的军官，他了解广德机场的重要性，所以自行决定要先到广德再赴南京，而偏偏就让他猜对了。由于他是直飞广德，虽然晚些起飞，反而赶在绕经太湖西岸的日本轰炸机群前面，在他们抵达广德前就先期到达。
当他赶到广德上空时，日轰炸机群正在广德西北的南湖上空向东南做大转弯，将要进入攻击广德机场的轰炸航路。
他回忆道；“当我机抄近路赶到酒安机场附近上空时，敌机九架正在西北头上，准备向机场轰炸，于是我立刻用信号枪打了一枪，又用自动机枪打了一梭子弹报警。接着，我单机朝着敌长机连续射击，同时不断变换飞行动作，直上直下，又由下而上，七上八下地冲到机场上空，猛一看我机三、四十架都停在机场上，处境十分危急。”
周庭芳此时仅能单机硬上，对长机和其它多架飞机射击，并以飞行动作干扰日机投弹。或许是他的干扰真的有用，日机投弹15枚，都偏离到机场之外，沿机场边排列整齐的诺斯罗普轰炸机都没有被炸中。而他也对鹿空第2小队2号机（小川）射出了那一发“命运之弹”。虽然结果不能算是他的直接战绩，毕竟仍然间接地造成了日军的损失。
他在1900时左右在黯淡光线中降落在广德机场，广德当日的日落时间是1846时，而笕桥日落时间是1843时。从这时间来看，某些文章认为22队分队长郑少愚攻击的是额外绕道去笕桥轰炸的第2小队2号机（小川），显然不确。因第2小队在笕桥投弹是在日落之后的1910时，天色已暗，郑少愚不可能在此时起飞应战，而就算起飞，也看不到日机。
广德空袭空战图。日军广德空袭队从浙东天台飞太湖转南（漪）湖再转向广德机场
误射余波
第9大队的寇蒂斯A-12许来克（Shrike）攻击机也于14日下午1330时许从许昌飞往浙江曹娥，苏显仁和杨道古的2707号和2708号许来克攻击机则从洛阳自行出发。当他们飞过笕桥机场上空附近的时候，突然被地面炮火攻击；不但如此，还有数架霍克机升空追击他们，更有一架霍克三式机对他们射击。他们以高速逃脱，降落到曹娥，人机无恙，但杨道古下了飞机后才发现身上衬衣腰际有两个弹孔，差一点罹难。
27队有6架许来克飞机因天色过暗，找不到曹娥机场而折回至笕桥机场。但是在接近时，又遭到地面炮火射击，幸好无严重损伤完成降落。但机场飞机过多，停得很散乱，2709号许来克在落地时撞到2206号霍克三式机，双机都受损。
当晚高志航主持的检讨会中，27队队长孟广信想要提出检讨两次误击事件，但是被高志航瞋目喝止，不了了之。国府空军机种庞杂，训练课目中也没有敌我辨识课程，虽然说误击在所难免，情有可原。但是问题发生了，就该检讨并找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置之不理。这敌我辨识问题许久都没有解决，这之后还发生多次误击事件，其中最知名的是1937年10月1日，航校7期学员彭周在没有命令下自行驾霍克机升空，击落了第8大队19队的亨克尔He-110A0 轰炸机，机上包括19队副队长周莲如等六人皆罹难。
此事其实也侧写出高志航的性格，好意气炫胆力，全局观稍有或缺。后来高志航在兰州接苏制飞机时，不听讲解即登机飞行，又跟苏联教官发生冲突，导致队员接机训练不够扎实，在他带队飞周家口时耗油过多，又逢迷航油尽迫降损失多架新机。
14日傍晚，原本欲调襄阳但因雨受阻于吉安的第8大队30队有3架马丁B-10轰炸机起飞往南京大校场，其中由马兴武、张锡佑驾驶的3006号机在临 川上空失事坠毁，机员殉难。
误炸公共租界
8月14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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