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十八年(1679 )重开明史馆后,在《明史》编纂过程中,康熙帝对于《明史》的内容,有时会加以评论指导,其对明朝及《明史》编纂各方面的看法如下。 6park.com |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 6park.com(一)以秉公论史的态度看待明史 在修撰史书方面,康熙帝认为:“论古人之道,犹后之论今,须在中正和平,中正则不偏,和平则不闭”,“中正则不偏”是指就是要对史事及史料采取实事求是、秉公论史的态度,不偏不颇;“和平则不阙”,就是不要凭个人好恶及感情而随便下结论,从而致使所修史书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 在编纂《明史》时,就很积极主动的关注各纂修官的编纂工作,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上问《明史》编修如何,答曰: “嘉靖以前已幕修过半,万历朝事迹甚多,天启朝实录有残缺,崇祯朝无实录……万历以后、成书较难。” 再如《康熙起居注》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 “上曰:肤闻陈廷敬欲将叶方蔼所作《明史》大加改正,曾改否?常书等奏曰:未闻改正。上曰:汉人所作文字素不喜人删改,或致成仇。” 6park.com 6park.com |
|
|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 6park.com这显示出了康熙帝的担心,担心纂修官之间或因删改文字,互相怄气,致使史书不实。“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 康熙帝推崇“信史”的原则,重视直书史实,“联惟百祀之成模备于载籍,而前代信史定于兴朝。……直道在人,公论难泯,史书至重,传信为宜,联数召儒臣面加训谕”,“《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矩”。显而易见,康熙朝《明史》最终未能成书与康熙对所呈史稿不甚满意有很大的关系。 (二)对明朝帝王的评价 明朝历经270余年,明清之际,顾、黄、王三位思想家对明初君主持批评态度,清末民初一些史学家对其也多有指责。然观康熙上谕,其对明朝诸帝则是不甚苛刻,如康熙六十年(1721)在上谕中说道: “联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无一人为帝王公言者。”
这说明康熙对史臣刻意职责前朝诸帝甚为不满,而《圣祖实录》中也记载到:“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可见对于史书对前代帝王多酒色是极为不满的。 康熙帝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对明朝初年的诸帝赞赏有加,其南巡时多次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康熙十八年(1679): “南巡江宁,于明洪武陵复屡经拜醉,优礼胜国之君,用尽执谦之节。此又前史所未见也。”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前者幕修《明史》诸臣,所撰写本纪、列传,曾以数卷进呈。于洪武、宣德本纪,曹议甚多,肤思洪式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谈烈垂诸奕世。”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对臣下说: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宜官者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肤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明初洪武、永乐、宜德诸帝是持赞赏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功绩。 6park.com另一方面对明中后期成化、正德等朝皇帝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既揭露其腐败、怠惰、奢靡,同时也指出其在位期间值得肯定的事迹。对明末诸帝既指出其不善守,又多不识字,“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漠,兼众智之美……追其后世子孙渐至于陵替者,岂其贻谋之未藏钦?由不能善守之故也。” 康熙四十二年(1703 ),曾说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慢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对嘉靖、万历、天启持批判态度,认为明亡始于嘉靖、万历之时。 有清一朝,许多史家对崇祯帝作出激烈的批评,痛斥其为亡国之君,然康熙所言:“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憨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憨帝之咎也。” 可见康熙帝是叹其时,惜其才。康熙对明诸帝则褒贬有度,且以赞为主,其评价也相对公正。 |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
(三)对明朝灭亡的认识 对于明朝的灭亡的原因,康熙帝做了多方面的原因总结。 首先,源于明末诸帝文化水平有限,任用宦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 ),曾说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慢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 认为明朝诸帝,“俱不甚谙经史”,由于皇帝不识字,不懂经史,导致诸事都任用太监,认为太监乱政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有明之世,君臣阔绝,至有辅弼之臣经年不一见颜色者,凡出纳之命皆假于宦竖之手,相沿不变,以至于亡。”
其次,认为明亡于党争。对于导致明朝政日趋腐败的宦官,康熙帝吸取教训,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制度上消除太监干政的祸根。但是康熙帝认为宦官并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宦官为害,历代有之……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肤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攫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柞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邓……作史之道,务在乘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今特与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 认为明末党争对朝政的危害最大,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康熙三十年(1691),谕吏部: “夫谗谙帽嫉之害,历代皆有,而明末为甚……联历观前史,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 康熙五十年(1711),其告诫大学士们说: “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助,此风不可不戒。” 可以看出在各级官员互相倾轧及结党营私方面,明朝更甚于其他朝代,康熙帝认为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再次,康熙帝认为明末皇帝的昏馈无能,以及奢侈无度,言官的胡乱攻伐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 对于明朝灭亡的年代断代的问题,清廷为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一般都将崇祯十七年(1644)作为明亡的时间,而南明各政权皆为伪朝,康熙也继承了此观点。如康熙七年(1668)正月,认为顺治皇帝在“甲申(即崇祯十七年),嗣登大宝。是时流寇肆逆,明柞己终……金陵僧号者,其臣下执之以降……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 在封建王朝时期,每到新朝取代旧朝之时,总是会提到“天命观”,在宣扬明朝灭亡时,清廷也经常提到“天命观”,《清实录》中记载到: “流寇李自成颠搜明室,国柞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嫂,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 康熙帝也不例外。康熙元年(1662)谕礼部曰: “我国家诞膺天命抚御衰区,实由太祖皇帝神功圣德,肇造王基。太宗皇帝伟烈显谨,恢弘大业。暨世祖章皇帝克绍鸿绪,奄有多方。” 这虽然是康熙元年的诏谕,但“天命观”是清朝取代明朝的基本基调,康熙帝认为一切事情是天命和人事的结果,但其强调的是重人事的影响,明朝的灭亡也在其“天命观”中包含着,即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天之举,强调了明朝君臣的无度及挥霍也是致使其灭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