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如何处理“杀死辱父母者”案？
古代儒家鼓励子女为父母报仇。《礼记》：“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最早在《礼记》中有上面的说法，那么，孔子支持为父母报仇吗？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黡（一说为孟黡）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黡(厌)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黡持蒲弓木戟而与子崔战而死。”（见《师觉授孝子传》）大意是，子路的儿子来向师爷孔子报告，说自己想找杀父仇人报仇，孔子说“去吧！”
孟子也是支持的。“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见《孟子·尽心下》）
因为儒家是主张“亲亲”是高于“尊尊”（爹妈是最亲的，比国王亲），因此儒家认为：“血亲复仇”有利于维护小共同体。
法家的主张恰好与儒家相反，认为“尊尊”高于“亲亲”（爹亲娘亲不如 亲），因此，法家是严禁“血亲复仇”的。
如《法经》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严禁私人复仇。
法家韩非子也是这么主张的：“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
从秦以后，古代各个王朝不管怎么说，都是儒法混用，在“刺杀辱父母者”的问题上，造成不少的混乱，一会按照儒家的主张，表彰这些敢于为父母报仇的人；一会又按照法家的主张严格处理，最严的时候，甚至曾下令“敢私下报父母仇者，族灭。”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虽然汉朝皇帝推行孝道，但是对这种私下报仇的行为处理起来是很严的，几乎都是死罪。
汉景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案例：长安有一个叫防年的少年，他的继母害死了他的生父，防年为报父仇就杀死其继母，最后，虽然没判防年杀母大逆罪，但依然按普通杀人案判处死刑。
即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西汉皇帝也还是按“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的办法管理社会。
东汉是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把替父母报仇，当做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的王朝。
汉章帝时代，出台了一部《轻侮法》，明确表示，因为父母受辱而杀人的，一律从轻处理。虽然《轻侮法》在二十年后被废除，但是在东汉“刺杀辱父母者”都是美谈，甚至还能去做官。
譬如，东汉著名酷吏阳球，他因为郡吏侮辱了他母亲，便带着数十少年，直接跑到这个郡吏家里，不但杀了郡吏，还杀了他全家；结果，阳球不但没有因为这件事被抓，反而一举成名，还被朝廷征辟出来做官。
又譬如，汝南郡兵曹掾王子佑杀了陈公思的叔父，陈公思就杀了他，为叔父报仇，然后“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以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奋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更有甚者，汉灵帝时，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人，然后去自首，当时，满城百姓去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最后，被县尉“强载回家”，无罪释放。不止如此，当时的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就是给她刻石立碑，以显其家门户。
可能是由于东汉“报仇之风”太烈，到了三国时期，曹操严禁私下报仇，他儿子曹丕甚至规定，敢于私下报仇者，族灭。因此“刺杀辱父母者”要是在三国时期的魏国，那命运就比较悲惨了。
三国魏文帝时诏曰：“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魏律》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
取代魏国的晋朝，也延续了魏国的这一政策。晋成帝诏定：“自今以往，有犯复仇者必诛。”
到了唐代，依然严格限制血亲复仇，父亲祖父被人殴打，子孙还击，对方轻伤以下，无罪；对方重伤，减罪三等；对方死人，仍要处死。
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亲手杀掉杀父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
当时的谏官陈子昂上《复仇议状》，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所以，他建议处徐元庆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为“烈士”，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
唐宪宗年间，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梁悦，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在定罪性质上，又引起较大争议。
尚书省经过辩论，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投狱请罪，特敕免死，决杖一百，发配循州。
宋朝时，《宋刑统》明确提出：“臣等参详：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仇者，请令今后具察，奏请敕裁。”
所谓敕裁，也就是把决定权上交给皇帝，而皇帝也往往采取“减等”的处理，也就是因为其情可悯减刑，这一原则，直到明清两朝，依然大体遵守延续。
到了明清，朝廷还是大力提倡孝道，因此，“刺死辱父母者”的遭遇一般还可以，
以清朝为例，清朝皇帝对因报父母之仇而杀人，是比较宽容的。
顺治十三年，陕西巡抚奏准，孝子黄大伟因报母仇，杀死宗用仪，按律减轻三等，杖五十，流一千里；
雍正五年，奉上谕，凡人子为父母报仇，杀死人者，无论曾否报官，一律处绞监候。
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抚奏准，孝子许有为报母仇殴毙孙剑灶，按照顺治十三年黄大伟杀死宗用仪案，将凶手杖五十，流一千里。
从历代对“刺死辱父母者”的态度和处罚可以看出，从汉朝开始，除了极个别时期，大部分王朝对“血亲复仇”，还是持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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