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1867年倒幕派取得武装胜利，开始了以“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为首的一系列改革活动；
1868年即明治元年；1872年废藩置县政策实行；1879年西南战争终结；1885年内阁制度开始；
1889年立宪体制的确立。
明治维新是一系列变革的总称，即便是这个变革的初始阶段也经历20余年。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明治维新与南洋姐。数十万日本女人走上了这条路：她们的名字叫“南洋姐”
“南洋姐”，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段独特的存在，更是日本的国耻之一。
但是，她们却几乎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还好，有一部1974年11月2日在日本上映的电影《望乡》，可以让我们从中一窥“南洋姐”这一日本国耻的一鳞半爪。
这部电影，讲述了被骗卖到南洋当妓女的日本贫苦妇女阿崎的悲惨遭遇。
这部电影的拍摄缘起，是因为该片导演熊井启在1963年前后去东南亚出差，发现那边日本人墓地里面有很多很小的墓，死亡年龄都是十四五岁，而且都是日本女人的名字。
他一问才知道，那些都是当年南洋日本妓女的墓，俗称“南洋姐”。这样，熊井启才有了反映这些孤寂地埋骨异乡妓女的冲动。
“南洋姐”，是指日本从幕府末年、明治时期直到一战结束之后，即从1870-1920年，那些漂洋过海，北至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南至东南亚、马来半岛，西至印度、非洲东海岸，东至夏威夷、加利福尼亚沿岸，以卖淫为生的数十万日本年轻女人。
这些日本年轻女人，以来自日本九州西部、天草、岛原半岛的居多。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庞大的聚集地，所以称这类日本女人为“南洋姐”。
这些“南洋姐”，也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罕见的卖淫人口群体性流动。
绝大多数“南洋姐”是主动走上这条路的



《望乡》中的阿崎，就是“南洋姐”之一。电影中的她，是被骗卖到南洋的。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南洋姐”主动的居多。
之所以主动，还是因为一个字：穷。
从输出“南洋姐”最多的长崎县岛原半岛和熊本县天草来看，两地都是山地多，耕地少，再加上赋税重、人口多等因素多重叠加，所以当地的经济状况相当落后。
因为地狭人多，所以当地的绝大部分男性都选择到外地打工谋生。所以飘洋过海地到外地打工，对于当地女性而言，不算个什么新鲜事儿。
对比之下，“南洋姐”收入相当之高。
20世纪初叶在新加坡的“南洋姐”，月营业收入约有150美元，和妓院老板五五分成后，“南洋姐”的月收入可达70-80美元。
要知道，1905年新加坡木匠、炼铁工人的月工资才约为14-23美元，“南洋姐”的月收入是前者的4倍以上。
这样的高收入，自然让人眼红，迫使更多的日本女性出于经济考虑，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将自己的肉体最大限度地商品化，以寻求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的契机。
那么她们的家庭支持吗?居然也是支持居多。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家族利益的国家里，年轻女性被认为是拯救家庭的第一个牺牲品。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父母一般都会把女儿卖身来维系家族的存在和繁衍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几乎不会有道德上的负疚感。
日本人北野典夫在《天草海外发展史》中写道：“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无论是虚荣心还是作为一种职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早已形成尊重金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特别是那些已经在南洋赚到了钱，手上戴着五六个金光闪闪的宝石戒指回乡探亲的“成功前辈”们，会给落后的村庄带来怎样的刺激，又会享受年轻姑娘们多少艳羡的目光?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数万、数十万的日本年轻女人，自觉自愿地出国来到海外，梦想着用身体改变命运。
当然，不排除如此数量众多的“南洋姐”中，也存在不少类似《望乡》中阿崎那样受骗上当的，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的确是主动的，自觉自愿的。
据1900年8月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统计，当时抵达香港从事卖淫活动的日本女人，10个中至少有6-7人是征得双亲同意的，而被人贩子欺骗而来的，只有1人。
问题是，同样是卖身，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国内卖，非要到国外去卖呢？
还是因为服务的质量问题。因为这些地方经济落后，所以年轻女人们虽然长得漂亮，但基本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
这样的年轻女人在日本的大城市接待客人时，因为讲的都是家乡的方言土话，个人修养、待客礼仪也就是个村姑水准，从而让顾客大倒胃口，并最终导致了她们的身价不高。她们的身价，完全不能跟出身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势等大城市的妓女相比。
据说，妓院老板在和妓女签约时，一般都要由妓女先交上一笔保证金，以保证其按照妓院的规矩进行经营：这笔保证金，京都、大阪、名古屋、伊势等大城市的妓女要交500日元，而长崎、熊本两县的妓女则只需要200日元。
这就逼得在国内属于二流水平，身价不到人家一半的妓女们，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外国顾客，只看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就行了。他们自己都不懂日语，哪里会管日语说得标准，是否是方言土话?哪里知道什么叫作有礼仪、有教养？
这样一来，这些“南洋姐”在海外市场，真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
“南洋姐”改变了家庭，同时也部分改变了日本



“南洋姐”对家庭，包括对日本这个国家，都贡献不小。
数十万“南洋姐”在近半个世纪里的海外打工，一是解决了日本国内的就业与贫困问题，二是为日本赚取了大量外汇，三是作为日本人走向世界的先头部队，促进了日本文化和商品走向世界。
1902年，日本全国对外贸易输出总额为2583亿日元。其中销售额第一的是生丝，7686万元；第二是绢织物，2798万元；第三是棉花，1990万元；第四是煤炭，1727万元。“南洋姐”和海外移民汇款总额1202万元，占第五位。
无论是否光彩，经济数据那可是杠杠地在说明问题：“南洋姐”已经和生丝、绢织物、棉花、煤炭一起，成为日本的五大重要输出品。
日本人佃光治、加藤至德在他们所写的《南洋的新日本村》中承认：
“娘子军何时进入马来半岛很难断定，但娘子军进入各地后，五尺男儿尾随其后，鱼贯而入。日本人在娘子军的诱导之下散布各地，周旋于其他民族之中。”
“娘子军结着日本式长鬓，穿着和服，很难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她们需要日本制的食品、饮料、衣服等，为此，在她们居住的地方，从和服到罐头食品，各式各样的日本杂货店得以开店，以满足她们的需求，同时，其服务对象也慢慢地推广到其他族群。由此，日本商品逐步扩大影响。”
“当今南洋贸易的繁盛，绝非三井等两三家大商铺的功劳，实际上是由这类小杂货店的商家开拓的，其背后，是娘子军潜在的巨大影响。”
“这样，马来半岛的日本人渐渐增多，到如今，无论前往如何偏远的地方，至少可遇到一两个日本人，尽管作为卖淫国的一员被异种人侮辱，但我们必须承认：拓展这些地盘，全是娘子军的功劳。”
这里所说的“娘子军”，就是指“南洋姐。”



这样看来，今日日本车、日本马桶盖能够风靡全球，追根溯源起来，应该还有“南洋姐”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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