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元老，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