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大角、沙角之战后，英军溯江而上，围逼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计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巩固等炮台。　　

　　1841年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方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坐镇威远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封信，提出和谈五条件：

　　一、沙角地方，仍归英国占据，应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二、以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在沙角办理；

　　三、出入各货税饷，俱在沙角办理；

　　四、中方各炮台建设自今日起停工，不得稍作武备。三日内如稍有武备，即当动兵攻打；

　　五、本公使大臣素慕琦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欲和琦相按前约，偿还银数，另开港口，缴还定海等。　

　　关天培这个时候的日子并不过好，大角、沙角之战后，有士兵乘机闹钱讹赏呢。关天培为了安抚士兵，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琦善也为此拨银1.1万元，分发给关天培等人，让他们用作赏银，以激励士气。不过作为一名武官，谈判的事不归他管，所以，接到伯麦书信，他马上回复，模糊地答应英方“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伯麦接到书信，立即兵退虎门。

　　1月9日，有文武官员向琦善请战，请求大添兵力。琦善不准，只准暗中添兵五百。琦善这种只敢暗中添兵的行为为古今许多人所诟病，林则徐更是在自己的家书里痛斥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林则徐这样说，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天朝此时的夷务颇象中国的足球。踢球的人一球不进，依了评球和看球的局外人，早进十个八个了。一句话，谁不办夷务，谁就有理，所有的人，都对义律送来的停战五条款视若无睹，看看里面的第四款就应该明白琦善为什么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添兵了。

　　所以，拜托大家给琦善那么一点点的理解。他不卖国。他没有动机更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单就从价值判断而论，任何天朝大吏对夷人还是视作尚未完全进化为人的腥膻之辈犬羊之类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打不过犬羊，但他们还没有先进到认为腥膻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需要他热烈地拥抱去、为之投降去。事实上，他们都是捏着鼻子与英夷打交道的，世人再弱，也不至于乍遇一只强鸡悍鸭就要跟它们抛媚眼挤圈栏的。到后来打不过了，那也是假抛假挤。相当于你看见一只野猪猪，如果抛俩媚眼它就住口不吃了，你肯定要抛的，但你的心里，肯定不是想跟它做亲家，所以，这不叫投降，只能叫自保，叫策略。　

　　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第二道防线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等炮台（这几个炮台都在亚娘鞋山上），并破坏江面第一道木排铁链。这铁链是林则徐做钦差时安置的，共有两道，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一道，并对天朝的这种小儿科装备表示讥笑。英军放回守排士兵，让他们给琦善带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6-717页）　

　　战争一触即发，关天培、李廷钰派人到广州求援，琦善密增兵200，气得关提、李镇大哭，认为这是坐以待毙。他俩派人向林则徐汇报，林则徐的回复是：“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也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

　　看来，人与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琦善想的是如何哄弄走这些咱打不过的瘟神，完成皇帝交待给的任务；关天培等想的是如何增兵，好打过英夷；林则徐想的是，战死乃分内之事，关键是战败的原因，死前也得说清楚。别替人背黑锅，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不理解，后世好歹能扬名立腕儿。

　　琦善估算，英国人虽然说要占据沙角，但它的意思并不在沙角，但是如若虎门一失，广州必不保。广州不保，就太失算了，倒不如把夷人哄到外洋，给它一寄居之所算了。于是，1月11日，琦善派鲍鹏前往会见义律，建议以口外外洋一寄居之所，替换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义律当天即回复，以尖沙嘴、香港交换沙角。1月12日，虎门这边挂出白旗；13日，虎门增兵开始撤下。琦善要求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即开广州贸易。14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并退还沙角、大角换取尖沙嘴、香港二处。15日，琦善派鲍鹏前去交涉，提出只准英夷在尖沙嘴、香港二处中挑一处。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嘴，但把香港一处改作了香港岛，并提议把历次谈判“汇写盟约一纸”，并请琦善面谈。

　　1月20日，等不及汇成文本文件，义律便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

　　一、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穿鼻草约》。其实，草约没有正式的文件，琦善也无从签字，但是，即使这样，琦善一辈子清名也栽了！卖国啦卖国啦！

　　菜包马甲 发表于 2012-2-2 22:21:57

　　琦善在义律发布公告的当天也向道光作了汇报，希望道光批准这个协定。而且琦善在这里还玩了一个天朝式的滑头，那就是，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义律，没有文件，更没有用钦差大臣关防。一旦皇上怪罪下来，可以处分自己，但这个口头协定完全可以被皇上推翻（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方谈判代表桂良给咸丰提出的仍是这种馊主意：牺牲俺们大臣，保全天朝体面。他们不明白，大臣的素质与诚信，才是天朝体面的基础）。义律当然不明白这一点，按他的游戏规则，天朝的钦差就是他们的全权大使，即使是口头协定，那也是应该执行的，所以，他迫不急待地亮出了他的成果。令琦善难受的是，就在当天，他收到了道光1月6日下发的“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的谕旨。唉，议和是议不成了，皇帝要打呢。琦善要开始倒霉了，因为他并未按照道光的意思开打，而是继续他的求和“事业”。当天，琦善就跑到林则徐寓所，与之协议。琦善的意思，还是主和，跟林力言打不过英夷。林则徐呢，悲喜交加。喜的是，皇上终于忽悠到主剿这边了；悲的是，皇上还会不会再忽悠到主和那边呢？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月21日，琦善邀他去协议，他干脆装病不去了。他这么装病算是装对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是，谁办夷务谁倒霉！林则徐后来也明白这一点了，1843年，尚在新疆充军的他给老婆写信，说起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可能也躲不过之时，林则徐对自己最先被撤、充军新疆倒庆幸起来了：“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林则徐说得对，这些与英夷在第一线接触的天朝大吏们，早被罢早幸运！

　　22日，是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不知道光心情如何。大年初三，1月25日，琦善大早上就爬起来，准备与义律见面。1月26日，英军已占领香港了。27日，义律终于来了。大过年的，琦善用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义律，两个人亲密接触，亲密交谈。也许是琦善再也没有了天朝一惯的傲慢，所以义律对他也挺客气。琦善坚持，香港全岛不行，只能给香港一处。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两天，没有一个结果。同在1月27日，道光下诏，要求广东与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2页）

　　1月28日，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规定香港政府的组织，并且宣称进入该地的中国人将按照中国法律与习惯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刑。而英国臣民和外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义律这是胡忽悠。既让中国人按中国法律来，又要免除其中的非刑，似乎他不知道，大清的法律条款本身就是非刑汇总似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随后又宣布，香港的中国居民乃是英王治下的臣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13页）

　　1月30日，道光再次下诏，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万余军队开往广东；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杨芳为参赞，一齐前往广东，负责广东的军事。看道光的意思，是要跟英夷大干一场了。　

　　道光之所以忽悠到主剿，在于他认为，英军既然同意从天津南下就抚，就说明他们没有作战能力。既然就抚，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割地赔款。割地，天朝体面何在？赔款，俺还嫌钱不够花呢！至于琦善，跟义律谈了个半拉子，骑虎难下了。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咱们再开战。同时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同天，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条约草案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75－778页）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页）正如前面所述，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确是客观理性之言。就拿沙角、大角之战来讲，清兵表现得也相当勇敢，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到沙角，认为它是“一个很坚强很可怕的阵地”，而在战斗中，中国军队“都维持了勇敢的人的本色”。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他们忘了，后来的铁杆主战派裕谦倒是没有丁点投降卖国的举动，可最后不照样兵败自杀？所以，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说得还不够，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功夫，还很有知己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

　　问题是，天朝的皇帝接受不了这种“不欺饰”。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8－779页）随之，道光发出了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9页）1841年2月9日，道光谕旨到达广东，虽然交吏部严加议处了，但还是令他戴罪立功，统辖广东官兵，准备决战。琦善一看，更得与英夷和谈了，总得等大兵来到再与英夷翻脸吧。当然这是琦善后来的自辩词，在爱国心切的人士看来，这是琦善在抓紧时间卖国呢。不过，凭良心说，琦善大人真的在拖延时间呢。2月10日，他与英夷会谈于穿鼻洋蛇头湾，一方要全岛，一方只答应岛上一处，琦善这次扯的牛皮够长了，要求给他10天的考虑时间。这时间考虑得够长的，如果琦善真是个卖国贼，他大可不必考虑这么长时间，谈判的过程中，琦善怕英夷等不及干起来，还几次装病呢。给皇上打工，不容易啊。更重要的是，按照天朝特色，大臣谈判了，即使是签了字，中国皇帝也可以翻脸不认的。所以，琦善纵有那千般卖国的心思，他也卖不动的。《穿鼻草约》，天朝政府就没认嘛。

　　不过琦善没想到，先与他翻脸的是他的同僚。就在琦善与义律亲密接触的时候，林则徐开始忽悠广东巡抚怡良，劝他向道光密告琦善。林则徐忽悠怡良，原因可能是：

　　第一，林则徐作为被贬之身，没有上密折之权了，无从弹劾琦善，只有把希望寄托到广东巡抚怡良身上。 

　　第二，琦善的两广总督与怡良的广东巡抚官职平行，负有互相督政的义务。

　　第三，于公于私，林则徐与怡良都算性情相投了。

　　林则徐忽悠怡良踢琦善，主要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1841年1月7日，大角、沙角失陷后，林则徐感觉事关重大，怀疑琦善是否如实奏报，所以他建议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以摆脱干系：“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怡良虽与林则徐是好友，但作为天朝大吏，也不是随便被人当枪使的主儿，他在徘徊，他还要考虑。1841年1月28日，怡良上奏（这个老滑头，忽悠了20天），但不是揭发琦善，而是与琦善先拉开距离，撇清干系。他是这样说的：“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至于英夷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之事，怡良只说自己听说之后，“骇异”，“焦愤”，并会同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及其他高干，到琦善那儿开会协商，琦善问大家“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他向皇帝表态，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67-768页）

　　怡良此折意思丰富：除了撇清自己与夷务无干外，还向组织表态，打不过也得打，态度正确。但是没说琦善一句坏话，只把琦善原意汇报了，说琦善认为，现与英夷开仗，声援不足，而且，外省兵丁日久才能到达。这样利己不损人的上奏，倒也不失忠厚。至于琦善自己，对于大角、沙角炮台失陷一事早就如实上奏了，道光著交部议处，略示小惩。所以林则徐的第一次忽悠，对琦善没有任何影响。

　　第二个动作：1841年1月28日伯麦致赖恩爵的那份照会，怡良拿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当即劝怡良，要他上折揭发琦善：“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60页）一句话，管夷务是琦善的事，可人民与土地却是你广东巡抚的事儿，香港乃爱新觉罗家的地盘，岂能由人臣私割？要割也得皇帝割才对，你这不是替琦善背黑锅吗？按梁廷枏所言，怡良当时听了林则徐的忽悠，还有些徘徊。这个老滑头，老处于徘徊状态中。不过凭良心说，不慎重不行啊，官场如战场，一边是皇上，一边是钦差大臣，惹恼哪个都是不好玩的。作为一个天朝大吏，怡良当然明白不能盲动。

　　第三个动作：1841年2月9日，琦善接到了被交部严加议处的谕旨。第二天，林则徐就知道了，当即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怡良没干，但是通过这个“严加议处”，他发现皇上对琦善已严重不满，便不再徘徊了，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这是个技术活。也就是说，身为广东巡抚，要告两广总督琦善，得提防着自己告自己。总之，得先把自己撇清到一边，之前，他1月28日发出的那个奏折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次还得重复一下，免得皇帝忘掉：“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得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这么有失国体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十几天之后才告呢？怡良解释为，一直疑惑是“民间传说”呢。他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了，“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3页）老实说，怡良此折写得太漂亮了，不是官场老手，写不出这么滴水不露的文章来。而且，我相信怡良在写此折之时，已能预见到事情的结局了。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其读后感可想而知，皇帝佬儿一看就着急了，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内中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4页）明白没？天朝官员不说假话不行吧？你要说英军大大的厉害，那么就是丧尽天良，帮英夷吓唬亲爱的皇上了。

　　1841年3月2日，道光给靖逆将军奕山下发谕旨。要求他查明琦善私与义律香港的实际情况：“琦善与义律屡次晤面谈论香港之事，彼时有无官员在旁？该夷目与琦善有无私相馈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访，据实具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24页）看样子，道光怀疑琦善拿了英镑呢。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 于是，又一个钦差倒下了。琦善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了！这不是最后一个。

　　老实说，林则徐与怡良这次联手，干得很漂亮，把琦善干倒了。不过，怡良与林则徐不推琦善，琦善也会倒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怡良的密折，提前了琦善倒下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下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而已。

　　怡良做为广东巡抚，除了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告倒琦善外，还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做了另一件大事：赏格杀敌。1841年2月25日，由于琦善始终不同意赏格杀敌，遂在林则徐的忽悠下，以巡抚衔发布单衔告示，奖励大家奋勇杀敌，赏格如下：

　　缉获英夷兵船一艘100000元

　　破毁英夷兵船一艘30000元

　　缉获或破毁英夷巡船或炮船一艘比例酌减

　　缉获英夷大火轮一艘50000元

　　缉获英夷小火轮一艘25000元

　　生擒义律、伯麦、小马礼逊每人50000元

　　献出以上三人首级每颗30000元

　　缉获英夷军官每人10000元

　　献出夷人军官首级每颗5000元

　　缉获英夷兵或水手每人500元

　　献出英夷兵或水手首级每颗300元

　　缉获印兵或水手每人100元

　　献出印兵或水手首级每颗50元

　　因捕获夷人或夷船而丧命者，给家属补助300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怡良赏格远远高于林则徐在任时所开的价，且重点奖励捕获英夷船舰者。问题是，赏格再高，天朝的百姓也俘获不了英夷的战舰与大炮，发不了这笔国难财。百姓爱财，取之有道。偷个鸡啊鸭啊的还凑和，拖人家英国一口大炮，正规军队都拖不动，何况老百姓呢？现代战争，不是这么个打法啊！还是那句话，天朝百姓想捉个英夷扣个英船先富起来，不是那么好玩的。怡良不知道，他贴告示的当天，英军已做好了再次进攻虎门的准备工作。虎门，这次准备奉献给天朝什么样的精神原子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