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by 端木赐香 由 北冥巨鲲 于 2018-04-12 15:44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就10个人，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看来，林钦差是深刻明白官场上的潜规则的，他提前这么打招呼，是友情提醒各位同事：原先那一套，现在不要跟我玩啊。

　　天朝救星林钦差就这样下山了，虽然没有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威风凛凛大讲排场，但这种清廉，实在是另一种威风，这种威风由于在天朝体制下的稀缺而更引人注目。总之，钦差一出动，雷声四处响。广东那边，不管好人坏人，都缩着脖子等呢。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广东省全部高级干部前来迎接。他们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豫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等。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唉，百年不遇，广州人民终于大开眼界，看见一个清官了。

　　老实讲，官僚主义作风、吃喝拿要、坑蒙拐骗等封建体制下的官场弊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也可以暂时消失，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这才是天朝悲剧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么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洋商们也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伸长脖子等待，等待钦差大人的下一步动作。一星期之内，他们等来了一系列告示和文件。再其后，钦差的严打开始了。这严打首先从内部开始，林则徐刊行《禁烟章程十条》，大致意思是：

　　勒限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欢迎大家举报，举报者有奖，若搜出真赃实具，被告者的全部家产奖励给举报者。下级举报上级，举报成功者，可以提拔你干部级别。百姓家门永远向兵丁敞开，兵丁可以直接进家，入室搜查烟土烟民。百姓、兵丁、学生、出洋船户之间普遍地实行五家连环互保，无人敢保者，立即拿下，实行熬讯……

　　考虑到官方力量的有限，更考虑到民对于官的畏惧，林则徐运用了地方绅士力量。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是挺有人情味的一招，让那些一见官吏即打哆嗦的小民百姓，可以隔过衙门呈缴自首。不过其反面透露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民怕官的社会，而大清现在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官怕民的社会，两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将在不久的将来，用战争来证明。

　　林钦差所搞的这一切，可谓是“鸦片大革命运动”。因为互保株连、奖励告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动静一般都很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场禁烟运动的涉及面。按林公所言，那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至于成效，最好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5月12日，两月的运动，捕获吸毒、兴贩者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526两、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拔了，查不到资料。

　　“大革命”过程中，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穆彰阿，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前一个风凉话道光没听，后一个风凉话道光听了，于4月16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被奉做了民族英雄，就把所有与他意见不一的官员想当然地定性为坏蛋。不得不承认，林公的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不得不承认，收缴烟膏、烟具，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林则徐在湖广任上，曾大缴民间烟枪烟具，事情传到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枏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当然，当林公与邓公结成战略伙伴后，后者就不会说此种风凉话了；相反，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同在流放期间，更是相濡以沫，互相安慰。据史家研究，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交易：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召集几百名学士搞过不具名的民意测验，叫大家填报与鸦片有干系的人等。测验结束，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1000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与林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有中国学者隐约透露，这时的广州百姓正流行给邓廷桢编民谣呢，就跟现在的手机短信似的，或者说比手机短信还可恶，直接写到了总督衙门的墙上，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按中国传统，跟领导这样玩，怎么着也叫诽谤，邓廷桢把它叫“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诽谤”呢）。后来，随着林、邓禁烟斗争的开展，这种手机短信传得更加热闹，邓廷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道光。

　　说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邓廷桢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搞文字狱，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与分肥，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

　　对于林、邓的严禁，特别是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禁烟的做法，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很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不知是为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还是爱国心切，中国正规的史书中把这些内容都过滤了，这种过滤让林则徐走向了理想化，俄国学者傅乐吉称之为“由几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目标一致所实现的一种理想化”。傅乐吉不讳言他对林则徐的崇敬，但他说，从清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在描写林则徐的时候，有关他的情况，“一切不体面的，或者看起来是不文雅的东西，都从史事记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则巧妙地作一诠释，并赋予另一意思；结尾出现的履历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历”。（杜家驹：《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二］，《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在时人笔记与诗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没办法，天朝的法律与法律执行者，向来与人道无缘。这种非人道的东西，对内畅行无阻，因为大清那样的臣民社会，上下无人；对外，就难免有麻烦，因为大英人民早争取到了做人的资格。下面我们来看看林钦差的对外措施吧。

　　1839年3月18日，钦差大人有了对外的实际动作：他把伍浩官为首的十三行行商全都召了来，对他们进行训话，并发出《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我们先看训话，意思主要如下：

　　第一，从前夷人来商馆，都是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甚至行商中有避而不见，等其再来才见呢。现在可好，有些行商不但不摆大爷之态了，居然孙子似的找着借口跑到澳门远迎夷商，东裕行居然还送轿给洋人大班坐，“廉耻何在”？本大臣“实为尔等羞之”！

　　第二，行商只知自己之富在于通商，转而巴结夷人。根本不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天朝皇上一动怒，断绝贸易，各国夷人连一分钱都挣不上，更有何利于尔等？不知朝廷豢养深恩，居然导引汉奸为心腹。吃水忘了挖井人，良心大大地坏了。

　　第三，中国近来因为鸦片耗银极多，皇上责备大小官员甚是严切，行商却依然藏污纳垢，“实堪令人切齿”。鸦片入境，与行商不无干系。既然不告发，必是洋商同谋。

　　第四是吓唬：“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吓唬完后，马上给他们安排任务：赴夷馆，让洋商交出鸦片，并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嗣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限三日内完成。如办不好，“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抄产入官”。吓人啊，行商商总、汉奸头头伍浩官在钦差训完话后当即表示“愿以家资报效”。林钦差对他的回答是：“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训过行商之后，钦差拿出那份专给夷人的谕帖——《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责令行商伍绍荣拿给洋人看，并教导他们学习和体会文件精神，限时也是三天。我替洋人们体会了一下，文件精神很丰富：

　　第一，天朝准许夷人来广州通商，让尔们发大了。这是大清皇上对夷人的恩惠。再不知错就改，天朝就要封港了。

　　第二，天朝听任夷人贩运茶叶、大黄，又是一恩。传说夷地土质坚刚，风日燥烈，夷人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中国的茶叶、大黄乃尔等消食通便之神药。

　　第三，天朝原先法令较宽，没怎么管过鸦片贸易，但今天“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大皇帝也“震怒”了。念夷人系远人，“不忍不教而诛”，赶紧把鸦片呈交出来，从此做个良夷，立地成佛。

　　第四，“闻该夷平日最重一信字”，只要交了鸦片，以前的坏事就概不追究了。但洋人须出具汉夷两种字体的合同甘结，保证以后再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认罪态度好，签了具结的，本大人有奖。

　　第五，表白自己对夷情的了解程度，并且因此才做了钦差：“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知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

　　这话说得有些过了，外夷伎俩，林公哪里知道啊！不但不知道，还误导皇上，让他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

　　第六，向夷人表白自己的禁烟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你想与鸦片相始终，皇帝的意旨摆在哪里？一句话，皇上叫你撤你就得撤。

　　第七，天朝百姓跟夷人急了，那可不是玩的：“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悔改，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后世有些学者据此评价林公具有较高的民本思想什么的，我觉得有些胡扯。实际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位对民间丁壮是放心的。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7页），认为广州百姓除了专业做汉奸者之外，其他百姓与夷也相处得不赖，不是汉奸就是准汉奸。说得也对，封建政府按以往的经验，深刻明白，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林则徐在广东招募水勇五六千人，但对他们的评价是：“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于是，厚资重赏、雇佣奖励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以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问题是，夷人也不是那么好唬的，英国的一个鸦片商安德森在战前向自己的政府介绍天朝国情，“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所以他建议英军出兵天朝时，一般情况下不要损害中国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页）而英国侵略军初到广东，走的也是安德森路线，在大街上贴下告示：“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这一手，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气坏了，耆英与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况说：夷人“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蜮伎俩，尤令人愤懑胸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24页）

　　怎能不气得慌呢？天朝的实践虽然不咋的，但理论上，却大力宣传百姓的政府爱百姓，政府的百姓爱政府呢。英夷居然看穿了这把戏，愣生生地要把政府与百姓分开，何其毒也！

　　第八，要行商传谕英商，三日内交出鸦片。如果办不到，不用说，这些行商就是汉奸了，将从他们中挑出一两名，杀头抄家！

　　汉奸头头伍浩官和一帮大小“汉奸”震惊了，他们发现林大人玩的是真格的，而且这种玩法很别扭，林则徐制裁英商，手中的人质却是中国商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滑稽的是，在被钦差训过之后，一帮“汉奸”还真跑英人商馆去了，看来，真把洋人当成他们的保护神了。此时的商馆内，洋人们还有人在给钦差大人估价呢，认为30万两银子大约能买通。这个价格和提议被伍浩官否定了。问题是，夷人直到此时仍不相信钦差是玩真格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天朝官员从来没有玩过真的。还有，商务监督义律此时尚在澳门，商馆里的英商群龙无首，他们的体制有个毛病，那就是民主，大狗叫，小狗也叫，吵了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后来，一位美国商人站出来了，说他刚刚见了伍浩官，对方已恐惧到了极点，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说：“要记住，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可以不费力地很快再赚回来。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目前的局势直接危及我们的同伴的生命，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虽然有时诅咒他们，但是我们决不能忍心把我们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他们的脑袋还重。”（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这个美国人说得多好、多人道啊。看意思，他在广州只是个代理商。现在，为了行商们的性命，他要让自己的委托人或者自己的股东们赔钱了！问题是，这么人道的好话没人听啊！

　　结果，3天期限到了，可恶的英国人还在激烈讨论，而且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所谓的民主表决程序。最后以25票赞称、14票反对、1票弃权（弃权的是美国商人金）通过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反对缴烟、拖延明确答复的建议，并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7天内出具报告云云。会后，他们通过行商转达了他们对于钦差谕令的回复：“钦差大臣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感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林钦差看到这份比中国官方文件还扯淡的回复，急了，于3月21日宣布，如再不交烟，他将于22日早上10日到达商馆，并将一两名行商开刀问斩。行文至此，再次感觉到行商们非驴非马的可怜状态，他们本是天朝官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钦差向洋商要挟的人质。而夷商还真挺这个，于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邀请伍浩官、卢茂官等几个一俟钦差着急即可能先行正法的大牌行商们与会。会上，颠地持强硬态度。可怜的行商们请求先象征性地交纳一些。有夷商问他们：“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所有的行商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有。最后会议作出了决定：为挽救行商们的性命，交纳鸦片1036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之所以这么不零不整，主要原因是，洋商们是按烟货的比例摊派的。非常时期，这帮洋人都不忘他们的民主与公平。

　　22日，行商们进城，向邓廷桢汇报战绩。邓廷桢指出，靠这么些鸦片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同时，林则徐听南海、番禺二知县报告说，美国鸦片贩子本来是想交烟的，阻挠者乃是颠地，于是他决定逮捕颠地。命令下达给了南海、番禺二知县：“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同时正告外商：“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不知传话的行商们是如何考虑的，反正他们把“速将颠地一犯交出”给传达成了“召颠地氏进城”。当然，也可能是两个知县的意思，他们是地方官员，应该了解夷情，明白对待英夷，不能像对待孙子似的，或者说，不能像对待一般中国百姓似的。总之，他们把捉拿行动弄成了邀请行动。

　　颠地这个傻佬，真的以为自己接受到的是邀请，于是答应23日和行商们一块进城，但是颠地的朋友们不乐意，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求钦差大臣盖印担保颠地能在24小时内回来。我呸，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大英呢。别说嫌犯被拘押不能超过24小时之类的文明规定天朝不具备，即使不是嫌犯，政府关你两天黑屋谁敢说半个不字？即使你在黑屋里死了，政府照样大摇大摆。所以林钦差听说夷商这一非分的要求后，友邦惊诧，闻所未闻啊。23日上午，被钦差摘了顶戴、同时项上戴了锁链的伍浩官、卢茂官两人出现在外商面前。这一手绝对是给洋人看的，问题是洋人仍然认为：颠地的安全是首要的。为此他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林钦差才不管他们的会呢，宣布，如若再不前来，将强行拘拿。是晚，整个商馆成了不眠之馆，夷人们甚至有准备后事的倾向。有意思的是，颠地以3月24日是星期天为由，拒绝和天朝官员交涉。钦差大人只好依了他，同意休假一天。这一天，虽是休假，但是洋商们哪有休闲的心情啊，闹不好就要见上帝去了。再说了，人家天朝救星这么厉害，大英的“佐罗”又在何方呢？